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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近日，全红婵分享了一段戴劳力士手表的视频引发网友争议。视频中全红婵向镜头展示自己戴了手表的手腕。全红婵发的视频中她戴了块劳力士手表（视频截图）据悉，这块劳力士手表估价在32万左右。于是有网友质疑，全红婵年纪轻轻就炫富。有网友质疑她小小年纪就炫富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块表戴在全红婵手上比较松垮，疑似并不是全红婵所有。有网友说，这块表是跳水冠军杨昊的。图为杨昊发的视频截图有网友在杨昊社交账号下求证，杨昊回应：东西是我的，只求各路美女帅哥放过她。杨昊回应称恳请放过她媒体评论，诚然，全红婵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放大和解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个人选择应该受到道德绑架。就消费选择而言，购买哪种品牌的手机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爱国是一种深厚的情感和责任感，但将其与消费选择直接挂钩，显然是对爱国主义的误解和滥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不要煽动民族情绪，不能把买华为与爱国简单等同起来。（来源：四川日报微信）此前报道全红婵给妈妈买手机惹争议，网友：这样都有人骂？近日，巴黎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返回广州参加第33届夏季奥运会广东省总结表彰大会，被记大功。有网友爆料，在广州街头偶遇全红婵逛街购物。网传照片显示，全红婵在一家苹果专卖店的柜台前等候，随后从店员手中接过商品。评论区有人自称是苹果番禺万达店的销售员，其表示，全红婵称要送妈妈手机，要求“拿个内存大的”。全红婵在店内购买手机 图/社交媒体截图8月22日，Apple授权专营店（番禺万达店）一员工回应，全红婵确实在21日来店购买一台iPhone 15 Pro Max手机，但不知是否为赠送家人，也无法透露是否给予优惠政策。该款手机的官网售价为9999-13999元。店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全红婵说给妈妈拿个大内存的，进来就问什么是最好的。一开始挺眼熟，一说话就知道是谁了。店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全红禅买手机引起网友热议全红禅这一举动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质疑，她为什么要买苹果手机，而不选择国产品牌。磊哥：支持国产才对。我是一棵小草：中国的手机不比外国的差。。用户75143204：全红婵是名人应该买国产手机才对。有网友就回怼，人家想买什么买什么，别人无权干涉。燕儿：靠自己的努力挣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欢视界：婵宝用什么是根据使用需要 理解小孩子想将最贵的送给妈妈的一颗心。AA夜礼服假面：你们别在这里道德绑架 人家凭本事赚的米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还有人让全红婵雇林更新一天帮她骂回去。想去看海的小L：建议全妹雇一天林更新帮她怼回去。多数网友在夸全红禅孝顺。阿耶吃个饼：孝顺的全妹。小猪2019NJ：有这么懂事优秀的乖女儿，妈妈睡觉半夜都要被笑醒。苏大柠檬冰冰豆：挺好的，孝顺的我喜欢。此前，全红婵曾表示社会的密切关注与评论让自己倍感煎熬，“我意识到外界的声音是我无法左右的，最重要的还是先做好自己，专注提升自我。”全红婵出身于广东湛江的一个普通农家，家中共有五名子女。早在东京奥运会夺冠时，她那句“要用冠军奖金为母亲治病”的真诚话语，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让她的孝顺与坚韧精神广受赞誉。全红婵曾表示要挣钱给母亲治病（视频截图）巴黎奥运会前夕，全红婵的母亲在受访中透露自己健康状况欠佳，遗憾从末亲临现场观看女儿比赛，但对女儿的成熟与孝心深感欣慰。

9月13日，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唐山市政协副主席张进霜、市副厅级干部卢宏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张进霜讲话画面 资料图公开报道显示，张进霜出生于1968年10月，曾任唐山市妇联主席，2021年7月任市卫健委主任，2024年1月当选市政协副主席。今年8月11日，她参加了调研检查。卢宏秋开会画面 资料图卢宏秋，曾任唐山市开平区区长、滦县县委书记等职，2017年2月升任唐山市政府党组成员，后兼任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延伸阅读唐山反腐再打一"虎" 7月中旬以来11名市管干部已被查据河北省纪委监委8月16日晚消息，唐山市一级巡视员曹全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官方通报截图公开资料显示，曹全民出生于1964年10月，河北唐山人，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从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环境工程专业毕业后，曹全民即回到唐山工作，先后任职于唐山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市环境保护局、市环境保护局管理科、市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处，并于1995年9月出任唐山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2000年2月，曹全民履新唐山市古冶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次月任区长，后于2003年3月转任路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后获任区长。2007年5月，曹全民出任路北区委书记。图为曹全民资料图，他曾任唐山副市长2011年2月，曹全民升任唐山市副市长、党组成员，跻身副厅级干部。在担任唐山市副市长期间，他曾于2015年赴北京挂职担任西城区委常委、副区长。至迟于2021年，曹全民以唐山市一级巡视员身份公开亮相。河北省唐山市的反腐风暴仍在持续。2024年8月11日晚，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了2名省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分别是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春军和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丽。其中，和春军曾长期在唐山市工作，先后担任过迁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唐山市丰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唐山市丰润区委副书记、区长，唐山市开平区委书记，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沧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据界面新闻统计，自2024年4月5日以来，河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10名省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均与唐山有关。其中，4月5日，唐山市副市长李建忠被查；4月9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被查；4月30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彦洪被查；5月21日，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洁被查；6月6日，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原书记孙贵石被查；6月28日，唐山市副市长郝志军被查。7月1日，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侯旭被查。此外，5月31日，河北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韩国强被查。公开简历显示，韩国强出生于1967年，曾任唐山市古冶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曹妃甸区委常委、纪委书记，迁安市委书记等职。省委巡视组进驻期间，韩国强任上被查（资料图）唐山市位于河北省东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市域内矿产资源丰富，钢铁产量排名全国第一，有“中国钢都”之称。多年来，唐山市一直保持河北省经济第一大市地位，2023年，全市GDP达到9133亿元，2024年一季度，GDP总量达到2006.5亿元，继续排名全省第一。2023年底，唐山市下辖迁西县曾发生退休干部马树山举报县委书记李贵富之后被逮捕、起诉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事件引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注，河北省委随即部署对事件开展调查核查。2024年1月，迁西县检察院以“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对马树山撤回起诉，马树山被释放。事后，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决定对22名相关责任人员依纪依法作出处理。此后，唐山市开始成为河北省反腐风暴中心，多名官员相继落马。单是唐山市纪委监委，自2024年7月13日以来，已公布了11名市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唐山市纪委监委在此期间通报查处的干部包括：唐山市民政局原副局长于存，市委政法委三级调研员于海涛，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二级巡视员谷守军，路北区缸窑街道党工委书记谷玥，市原国土资源局调研员张文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佳，遵化市副市长李伟，滦州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三级调研员李瑞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监察支队矿产执法监察处原处长晏志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润区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赵国成，遵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涛等。此前在6月26日，唐山市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指出，要严明廉洁纪律，突出重点领域，聚焦关键人群，紧盯隐形变异，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7月2日，唐山市纪委监委网站转发唐山劳动日报文章介绍，今年以来，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2189件，处分2116人，其中县处级干部90人；共留置95人，移送检察机关28人；查处“四风”问题350个，处理处分424人。据该文章介绍，2022年以来，唐山全市共立案7118件，处分6235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82人；共留置209人，移送检察机关120人；共查处“四风”问题848个，处理处分1053人。紧盯矿山领域腐败问题，深挖彻查遵化市马兰峪日强铁选厂违法占地、非法采矿问题，遵化市及唐山市相关部门共44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8人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对迁西县桃树峪铁矿“9·2”重大透水事故相关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共50人受到处分处理，8人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有人要就卖。”在二手电商平台，搜索“茅台酒内供职工”等字眼，仍然能看到相关产品售卖。中秋节临近，白酒销售进入传统旺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近期已加强对标有“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类商品的监督检查力度。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节前白酒市场了解到，在国家重拳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背景下，线下门店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仍有零星店铺售卖所谓“内供酒”。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家，对方称这些酒类系高仿、非正品，更有商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今年6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凡是宣称“特供酒”“内供酒”的都是假酒。律师也提示，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均属违法。“内供酒”仍在二手平台有售临近中秋，新京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家线下门店难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踪影。有销售人员还会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特供酒”，“都是假的”。在多家电商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特供酒”“内供酒”“内部酒”等关键词和类似字眼，也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不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仍能搜索到少量标称“内供酒”的售卖信息。某二手电商平台上，卖家“A白酒供应链”在店铺介绍中标注“专注精仿名酒”。其产品页面内，有产品标称“贵州茅台蓝色内供酒”，整箱6瓶售价288元，产品图片为蓝色瓶身所谓“茅台内供酒”。另一卖家“天道酬勤”在售商品中，也有一款标价780元一箱的所谓“茅台集团内供酒”，产品图片显示，瓶身印有“茅台集团”“内供酒”等字样。据平台登记经营资质显示，上述两个卖家均为从事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等相关业务的个体商户。其店铺内售卖的除了“内供酒”，还有多款其他酒类产品。新京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两家店铺，均被告知不是正品。“A白酒供应链”店铺工作人员表示，产品为“高仿”。被问及所谓“内供酒”严禁销售时，其称，“这是高仿，有人要就卖”。“天道酬勤”店铺的工作人员称，发货产品与售卖链接图片一致。店方承认所售“内供酒”不是正品，而是“酱香型的翻沙酒，还有一百多箱”。某二手电商平台上，“A白酒供应链”“天道酬勤”两个卖家销售所谓“内供酒” 图/平台截图社交平台的隐秘交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2024年3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5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等。近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但类似“内供酒”的售卖信息，依然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所谓“内供酒”“专供酒”等产品交易方式较为隐秘，一些卖家看到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就会让消费者添加微信，避开平台私下交易。在某社交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内部酒”关键词，可看到一些带有“内供酒”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其中一个卖家，被告知要根据其发布的图片加微信私聊。记者看到，其微信发布的“内供酒”图片显示“厂内招待用酒”“内供酒”“非卖品”等字样。有卖家或是为了引流，会在主页售卖标称“茅台镇内部接待用酒”的产品。被问及购买价格时，其回复称，“主页第一个作品是我微信号”。而被问及是否有“内供酒”，其回复称，“不建议拿‘内供酒’送人，要是懂行，估计都不会喝，这类酒都是假酒。”有卖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6月，公安部公布的6起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净风”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显示，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特供酒”八成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包装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为高价兜售“特供酒”，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编造多种营销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造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以高于成本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销售牟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等多地消协也发布消费提示，“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成本低廉的白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新京报记者咨询的上述卖家的相关“内供酒”产品，均不能提供产品具体厂家信息。其中，售卖瓶身标注“茅台集团内供酒”的卖家，先是称“酒是从五星酒厂灌装”，还附上一张在“五星集团”楼前的合影。当记者指出“图片合成得有点假”后，该卖家则说是“自己烤的酒，碎沙酒，五六年了”。有售卖所谓“茅台内供酒”的卖家直言，“酒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包装是茅台镇的包材商去开模定制出来的，本来就是三无产品。”该卖家还称，“这个酒（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但“知道的人是少数”，并晒出所谓其他顾客的订购信息截图，“这个客户都买三次了，都是十箱十箱地拿”。某卖家提供的所售“内供酒”图片 图/平台截图还有卖家所售“内供酒”尽管没有傍名牌，却连厂家名称都不标注，也疑似三无产品。一位“内供酒”卖家称，其售卖的“内供酒”分纸箱包装、木箱包装两种规格，木箱整箱购买比纸箱贵百元左右，区别是纸箱装“内供酒”无具体厂家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等；木箱有生产许可证，但无厂名，并宣称“这是非卖品，厂家不让打厂名”。被问及具体厂家名称，该卖家仅告知产地是陕西柳林镇。该买家还称，“‘内供酒’一年要卖几千件，每天都在发”，“非卖品就是东西稀缺，每次生产出来都就卖完”，“中秋节前物流紧张”等。此外，有卖家在其页面发布“职工专用酒”等产品图片和信息，但称发货产品的箱子上没有任何字样。更有卖家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和公章，宣称“此产品不对外销售”，“产品质量更高”。律师：销售“高仿”也构成欺诈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近日破获一起在直播平台售卖所谓“专供酒”的非法案件。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先是伙同手下设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联系酒厂谈妥基酒价格，又组织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包装材料，最后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不超过40元的酒水，最终以350元每瓶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不法商家为了把“戏”做足，还伪造“委托生产协议”，印上伪造的“某军区接待商品联络供应处”的公章。“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内供酒’为高仿、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售卖包装上含有‘特供’‘内供’‘专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表示，消费者在被告知非正品且购买相关产品后，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以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净化市场。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

毛宁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李强总理对阿联酋进行了正式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访问具体情况？毛宁：应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邀请，李强总理于9月11日至13日对阿联酋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强总理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同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并出席中国—阿联酋工商论坛。李强总理指出，中阿是共同发展道路上的好伙伴，加强合作、相互成就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中方长期把阿联酋放在中国中东外交优先位置，愿同阿方继续携手前行，坚定相互支持，筑牢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密切各领域合作，让两国关系持续焕发新活力、取得更多新成果。双方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各自可持续发展。李强总理鼓励两国企业顺应和把握大趋势，从中阿持续坚定的双向奔赴中抓住合作新机遇：一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二是中阿发展战略紧密对接的新机遇，三是科技产业创新方兴未艾的新机遇。欢迎更多阿联酋企业来华投资。路透社记者：德国国防部一位官员今天称，德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不针对任何一方，事实上支持了航行自由这一国际原则。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毛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我们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外媒记者提问画面深圳卫视记者：王毅主任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了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毛宁：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圣彼得堡出席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主任高度评价金砖合作积极、稳定、向善的作用，表示金砖国家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去年，金砖迈出扩员历史性步伐，充分展现金砖机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要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应，坚持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空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更加明确一致的金砖之声。王毅主任表示，安代会是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要用好用足这一机制，加强战略协调，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将全力支持俄罗斯主席国工作，推动喀山峰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期间，王毅主任还出席金砖国家同“全球南方”国家对话会，提出坚持对话合作、夯实发展之基、弘扬团结互助、彰显开放包容四点主张，强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将始终同南方国家坚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促世界和平发展。法新社记者：瑞士检察官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批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参加比赛，这一处理方式并不存在偏见。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批评这份报告，呼吁展开新的调查。外交部是否看到了这份报告，对报告有何评论？毛宁：我们注意到这份报告，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作为原则，中方始终严格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使用兴奋剂采取“零容忍”态度。我还想强调，体育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对各国运动员应一视同仁，公平竞赛环境应得到切实维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下周美国上诉法院将关注TikTok在美国的未来。美政府担心该应用由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所有，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中方对此持何立场？美方是否应该担心自身隐私问题？毛宁：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以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多次阐明了中方原则立场，你可以查阅。《环球时报》记者：9月12日，英国政府再次发布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中方一贯反对英方通过所谓“半年报告”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有力推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并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的安全、民主、民众自由权利得到更有效保障，发展前景更加光明。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英方应当尊重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7年的基本事实，停止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毛宁听记者提问画面路透社记者：中国政府或国有贷款部门是否正在与马尔代夫政府讨论其债务状况？是否在讨论债务减免措施？中方能否提供货币互换额度？马尔代夫总统今年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马双方签署了20项新协议。中方可以通过这些协议向马方提供哪些金融援助？毛宁：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今年1月访华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马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经济技术、蓝色经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援助等领域达成诸多合作共识，两国有关部门正加紧推动落实。中方将一如既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马尔代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关于你提到的马尔代夫涉华债务和中马金融合作，两国有关金融部门保持着沟通协商。乌通社记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具有“破坏性”，中国和巴西未与乌克兰讨论，呼吁乌方与占领乌领土的敌人达成妥协不可接受。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在此背景下，中方领导人是否计划近期同乌方领导人就上述“六点共识”进行接触？毛宁：你提到的不是“六点共识”的内容。我想重申的是，中国、巴西提出“六点共识”，是着眼于推动局势降温这一当务之急。共识强调要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有关共识迄已得到110多个国家的积极回应，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对于乌克兰危机包括“六点共识”，中方一直同乌方保持密切沟通。我们将继续坚持劝和促谈，为政治解决乌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法新社记者：朝鲜今天首次公布了铀浓缩设施的照片，官方媒体还提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强调要大幅扩大该国核武库。作为与朝鲜关系良好的邻国，中方如何看待朝鲜今天公布的照片以及扩大核武库的计划？毛宁：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始终认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希望各方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记者举手申请提问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与王毅外长昨天在圣彼得堡举行双边会谈，专门讨论了中印双边关系。印方称，双方同意抓紧加倍努力，实现东拉达克剩余地区完全脱离接触。此外，印度外长苏杰生昨天在日内瓦称，印中在该地区大约75%的脱离接触问题已经解决。中印双边关系发展受阻已超过四年，是否将取得突破？毛宁：9月12日，王毅主任在圣彼得堡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双方讨论了近期边境事务磋商取得的进展，一致同意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努力增进理解互信，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并同意就此继续保持沟通。近年来，双方一线部队已经在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等四个地区实现脱离接触。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可控。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记者：据了解，中越双方在此前就应对台风“摩羯”影响开展防汛抗洪合作的同时，还开展了气象防灾减灾联防联控合作，请发言人介绍有关具体情况。毛宁：中越两国有关省市均遭受台风“摩羯”影响，双方为此开展了气象防灾减灾联防联控合作。越南老街省水文气象站向中国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提供降水量数据，中国气象局也紧急搜集并向越南提供中越边境地区水文气象信息，有力支持两国各自防汛救灾工作。有关合作是中越作为友好邻邦守望相助、相互支持的生动体现，也是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彭博社记者：王毅外长昨天在俄罗斯表示，中国领导人将赴俄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发言人能否证实？毛宁：中俄在各个层级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愿同俄方和其他金砖伙伴一道，推动今年的喀山峰会取得成功。

鹤岗市合兴家园有2栋楼已经住进了居民 王迎超/摄东山区政府部门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中房报记者 王迎超 高中华 鹤岗报道“杨总又来村里要钱啦？”面对合兴村乡亲们的调侃，鹤岗市永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俊丽羞恼不已，“你们是住上楼了，我们把楼建起来10多年了，却一分钱没看到。”2012年，作为村招商引资企业，永升公司开始建设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合兴村合兴家园，共三栋住宅楼，该项目属于黑龙江在全省开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的试点，得到了鹤岗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但由于当年“抢政绩”的风气盛行，合兴家园项目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合兴村村委会没有钱，时任村主任的陈祥阁称每个试点村可以得到省里2000万元拨款，让施工方前期垫资建设，永升公司垫付了2000余万元将合兴家园建至封顶，后期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换届后，拨款却被叫停。为了追讨工程款，杨俊丽与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无数次奔波于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之间，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再等等”“走诉讼程序”。高昂的起诉费用和漫长的诉讼过程让他们望而却步，合兴村村委会的换届更是让这笔债务仿佛成了“无头债”。更令他们心寒的是，2020年，合兴家园的2号楼在被东山区政府出售用于安置动迁村民后，所得的款项却并未用于清偿永升公司的工程款。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最新消息显示，东山区政府部门近期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先上车后补票”合兴家园3号楼已闲置多年 王迎超/摄将时间拨回2012年四五月份，时任合兴村村主任的陈祥阁找到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说是要在村里建楼，是属于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点项目。当时杨永余多次去了村里实地考察，还旁听了蔬园乡政府开会，陈祥阁告诉他将来省里会给2000万元专项拨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综合考虑后，永升公司决定将这个工程揽下来，2012年8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确实得到了鹤岗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陈祥阁告诉记者，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曾多次开会布置工作，黑龙江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就在鹤岗，而鹤岗的示范村首提的就是合兴村，各级领导总来村里调研，甚至半夜都来，那会真得很风光。对于陈祥阁的说法，记者从2012年7月10日印发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和媒体相关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据《黑龙江日报》公开报道，2012年3月29日上午，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东山区兴华村举行。时任鹤岗市委书记杜吉明公开表示，鹤岗市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工作，争取在短期内把鹤岗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抓出成效。同年2月中旬，鹤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方案》，设立了实现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特色城镇化建设先行区、新农村建设样板区。同年7月份，《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到，抢抓鹤岗市被列入全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和沿乌苏里江四县（市）政策支持体系的难得机遇，全面提速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关于蔬园乡合兴村，方案提到，2012年重点启动首批包括蔬园乡在内的6个整镇推进示范镇36个新型农民社区7个中心村建设，蔬园乡撤乡建镇，新建蔬园镇和裕民、合兴等8个社区。按照社区标准建设农民新型社区，让农民真正过上与市民无差别的生活。为了推动工作，鹤岗市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鹤岗市农业委员会牵头。陈祥阁回忆，当时他从市里了解到的政策是，每个试点村省里会给拨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当时鹤岗要建松鹤生态新城，规划会占村里70多万平方米的地，加上征地补偿款，建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陈祥阁告诉记者，市里当时让他们先找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手续可以后补，就找到了永升公司。永升公司与合兴村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款按月工程量进度拨付。“每次找村里要工程款都说领导正在办，等补贴款下来马上给，让我先垫资抓紧干。”杨永余告诉记者，2012年11月时，3栋住宅楼已经主体封顶，等到2013年9月，干完了抹灰、安窗户等工程后，当时3栋楼的工程量已完成80%以上，共180套住宅和96个车库，“现金投入1400多万元，加上材料人工费等超过2000万元，全是企业垫付的，光民间借贷就借了六七百万元，已经无处可借，我们实在垫不起了。”至此，合兴家园工程正式停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记者注意到，一直到2013年5月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而鹤岗市东山区的城乡一体化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已经在2012年8月未批先建开始施工，到同年12月底三栋住宅楼已经建设封顶。2013年，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合兴村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期还被市里点名和处罚过。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到2013年才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一位接近鹤岗市政府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当年城乡一体化项目建设，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一直到市委、市政府，各级主官都在“抢政绩”，先干快上，“先上车后补票”，不少项目都是在没有取得相应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开工建设的。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都不具备开发建设的条件和资质，各级政府就各找门路，找建筑商、开发商垫资建设，结果后期政策有变，导致垫资的建筑企业深陷其中，十余年都要不回垫付的工程款。被卖掉的2号楼为了合兴家园的工程款，陈祥阁没少往当时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跑。2013年省里批复文件下来后，领导告诉他，资金马上就到位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在陈祥阁的印象里，整件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黑龙江省领导换届后。据他了解，原来的领导已经签完字要拨款了，结果新领导上任后，把拨款全部叫停。2014年，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解散了，“这事就没人管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因为永升公司实在没钱继续垫资，后来合兴村又找了鹤岗龙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热公司”）将1号楼收尾，让回迁户成功入住。龙热公司还给村里建设了文化站、村政府办公楼、休闲文化广场等工程，但同样也被拖欠了工程款。于是，龙热公司的农民工联合永升公司的农民工，一起逐级上访，讨要被拖欠的工资。2018年，对合兴村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国务院挂牌督办，并安排了专人到鹤岗调查。最终东山区政府分三年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补齐，总共600多万元。杨永余告诉记者，2020年，鹤岗市交通局修路动迁，涉及合兴村村道旁边的部分住户，市里让交通局用动迁款850万余元购买了合兴家园2号楼安置动迁村民，“当时陈祥阁找到我，让我把2号楼剩下的工程干完，我说需要100万元能干下来，结果东山区政府找了另一个施工队，花了197万元，这笔费用也是东山区政府垫付的。”“东山区政府与鹤岗市交通局签合同卖2号楼时，需要我们建筑方配合。”杨俊丽回忆道，村里说这是好事，把楼卖了还能把钱分一分，于是我们配合村里走了手续。可令杨俊丽没想到的是，楼卖完了，钱却和她们没了关系。听说钱到了东山区后，她曾去区里找，但没人接待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蔬园乡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事和永升公司没关系，卖的是合兴村的楼，而合兴村拖欠农民工工资，东山区垫付了这笔钱，加上2号楼的收尾工程款，钱全部被区里扣掉了。“合兴村建楼时一分钱没花，卖楼应该先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要偿还不也应该优先给我们第一债权人进行结算吗？”杨俊丽质疑道，当时东山区政府为了平息上访出钱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里，还包括龙热公司的一部分，但龙热公司跟2号楼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能把账算到一起呢？成立调查专案组10多年来，杨俊丽、杨永余记不起多少次到村里、乡里和区里讨要工程款，合兴村换届后，新来的村书记称，开发的事她没经手，账目也没接，让他们去找陈祥阁。而蔬园乡和东山区的领导则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起诉合兴村村委会。“且不说合兴村村委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偿债，我们曾找过律师，到东山区人民法院打算立案起诉，结果3年了也没立上案，去了就说让等等，也没给过书面材料。”杨俊丽告诉记者，另外，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光起诉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承担的。“当年盖楼欠下了不少外债，包括民间借贷，各种网贷几乎都借遍了，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要10多万元，建楼的机械设备后来都当废铁卖了。”杨永余苦涩地说。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东山区政府部门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黑龙江省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后期为何“无疾而终”？鹤岗市当时成立的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何时解散，为何解散？鹤岗市各级政府及领导提出“边干边办手续”，该项目目前相关手续是否办理完毕？合兴家园项目2号楼被卖，为何没有清偿拖欠该楼施工单位垫的工程款？对于当事人杨永余、杨俊丽反映的情况，鹤岗市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 #endText .video-list a:hover .play{opacity: 1;filter:alpha(opacity=100);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rc="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