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愉自愉产区第六区"|「下手でいいのよ」

模特梅茜·玛丽·莱瑟斯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媒体公开了一段Instagram模特梅茜·玛丽·莱瑟斯（Maecee Marie Lathers）赤着上半身在地上打滚的画面，当时这位网红在吸食一种强效混合物后超速开车，而造成惨烈车祸并导致两人死亡。莱瑟斯赤着上半身在地上打滚8月10日，莱瑟斯在迈阿密驾驶着她的白色奔驰闯过红灯时，撞上了一辆黑色路虎和一辆银色铃木。车上两名司机亚伯拉罕·莫利纳（Abraham Molina）和杰西·卢比奥（Jesus Rubio）不幸身亡，莫利纳的未婚妻胡安妮塔·埃尔南德斯（Juanita Hernandez）则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莱瑟斯平日穿着开放根据NBC6获得的监控记录，事故发生前5秒，莱瑟斯车速约为每小时57英里（约92公里/小时），但之后飚车到每小时78英里（约125公里/小时），然后撞上了前述两台车辆。据当地媒体报道，24岁的莱瑟斯在车祸后还试图逃跑，但被现场观众抓了回来。谈及这一事件，迈阿密戴德法官明迪·格雷泽（Mindy Glazer）在听证会上说道，“如果不是附近的市民阻止了她，她可能已经逃之夭夭了。”车祸事故现场而从近日公开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莱瑟斯被抓住后开始在地上撒泼，她一边尖叫一边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与她平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光鲜亮丽的形象大相径庭。与此同时，随身摄像头还拍下了莱瑟斯失去理智时差点走光的画面，一名女警则十分耐心地帮她调整盖在她身上的衣物。莱瑟斯后来告诉警方，她在开车前服用了一种名为“Tusi”或“Tuci”的派对毒品，这种毒品也被称为“粉色可卡因”。莱瑟斯被警方逮捕据《每日邮报》报道，“Tusi”或“Tuci”[2C]是一种粉红色粉末，它含有氯胺酮、MDMA、甲基苯丙胺、可卡因、阿片类药物和/或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而谈到服用这种混合物的感受，莱瑟斯甚至告诉警方，她“来自未来，还带着一个水晶球”。后来经过检测，也确实从莱瑟斯的体内发现了多种药物。事实上，这位模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大方承认过自己吸食药物的情况，今年1月，她还被吊销驾照，不知是否与这一嗜好有关。莱瑟斯在游艇上而除了无证驾驶之外，莱瑟斯还面临其他14项重罪指控，包括开车杀人、鲁莽驾驶和酒驾过失杀人，但她目前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此前，据迈阿密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莱瑟斯在被捕后被关在了特纳吉尔福德奈特惩教中心监狱，直到缴纳14万美元（约合98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后才得以出狱，但仍被软禁。而在等待出庭的这段时间，莱瑟斯也前往医院接受了治疗。但9月10日，在增加两项新的酒后驾车过失杀人指控后，迈阿密检察官要求将莱瑟斯拘留起来。据悉接下来，莱瑟斯将被关进县监狱，直至9月16日的保释听证会。图源：Dailymail,Bing

极目新闻记者 陈勇通讯员 汪莎28年前的一天下午，湖北省孝感应城市杨河镇发生一起命案，村民阿伟（化名）的母亲与汪三因农田灌溉放水问题产生纠纷，阿伟持刀将汪三捅伤致死。事发后，阿伟四处躲藏，最终以“魏某明”的名字上了户口，洗白了身份成了家。最终带着妻子在山西长治安了家，事业有成，开了自己的公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应城警方从未放弃对阿伟的追捕，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28年后锁定了阿伟藏身的位置。9月12日，极目新闻记者从应城警方获悉，潜逃28年的阿伟已于近日被抓获。阿伟潜逃28年终落网积年矛盾酿下惨案1996年5月1日下午，应城市杨河镇杨巷村村干部到杨河派出所报警，称该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村民阿伟持刀将同村村民汪三捅伤，现伤者在医院抢救，阿伟潜逃。接报后，应城市公安局杨河派出所民警立即向市局刑侦大队汇报，并开展调查工作。当日24时许，汪三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民警调查得知，两家多年前就有矛盾——阿伟家的牲畜吃了汪三家的庄稼，两家为此打过架，当时阿伟的爷爷被汪三打破头部，后该事件以杨河镇法庭出面调解、汪三家赔偿医药费结束。案发当日下午3时许，阿伟的母亲独自一人到自家责任田放水，恰逢汪三（时年28岁）和妻子也在放水。阿伟母亲将水引到自家田里，汪三认为她是故意切断自己的水，遂与其发生口角，并用扁担将她头部打伤。阿伟的母亲回家后心里不忿，来到汪三家门前讨要说法。她17岁的儿子阿伟得知后，从家里拿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匕首别在腰间，又拿了把镰刀赶到现场扬言要杀汪三，阿伟的舅舅也提着铁锹赶到，两人踹开汪三家的房门砸坏其家中热水瓶，一起大声辱骂。期间，陆续有数名村民赶来现场劝解甥舅俩。此时，躲在后院的汪三见事情不能善了，遂回到堂屋拿铁锹，与甥舅俩对打。混乱中，阿伟从腰间抽出匕首刺向汪三左胸，汪三抢过匕首反刺，两人都不同程度受伤，直至被村民拉开。阿伟发现自己手掌被刺伤，于是回了家包扎。不久后听人说汪三倒地不起，让他快跑，他就裹了一条白毛巾在手上迅速逃出了家门。汪三后被送医抢救，直至伤重身亡。潜逃28年终难逃法网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应城警方开展了全面调查与追踪。一方面，警方与阿伟家人沟通，一旦有联系，希望能劝其投案自首。另一方面，根据阿伟的逃离轨迹，警方分析了他可能藏匿的方向，并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苦于当时技术手段和侦查条件有限，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我从一上班就在抓捕阿伟，案发时我刚参警不久，当时局里举全局之力抓他。”参警28年的应城市公安局杨岭派出所教导员黄拥华回忆。28年来，应城警方始终将这起案件放在心中，几代刑侦大队大队长都要亲自审查分析案件，各中队轮流研判侦查。每当分析出可疑人员，应城警方就会组织警力前往调查；然而，始终无法获取阿伟潜逃的确切动向。今年5月，在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举办的命案追逃会战中，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孝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利用警务大数据平台等警务科技手段，终于查出了阿伟现在的身份信息和藏身位置。阿伟指认作案现场“消失”的阿伟已化名“魏某明”藏身在山西省长治市，已经成家并注册了自己的公司。8月底，应城警方组织专班前往山西长治，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顺利找到阿伟公司的院子。经过近两天的蹲守，民警发现此处鱼龙混杂，阿伟本人更是不怎么与人交流，出入速度极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抓捕时机。9月1日上午，民警发现阿伟与其妻子一同驾车来到公司，趁机上前对其进行抓捕。“阿伟！”正下车的阿伟听到这声称呼愣了一下，接着就被人按倒在地。正准备反抗的他一听来人再次用应城口音喊他，怔愣间放弃了挣扎；阿伟知道，这是老家的警察找来了。生活顺遂但警觉成性“28年的潜逃生涯里，他隐姓埋名、洗白了身份，不仅家庭美满，事业还小有成就。”负责办理该案的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徐金波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在审讯室内，化名“魏某明”的阿伟主动交代了当年的事发经过。阿伟接受警方审讯“从小我就知道我们两家有矛盾，当时一得知母亲被他打伤，我就抄家伙准备去打他几下出气，当时只是想着捅他一下，吓唬他，没想过把他捅死。”阿伟后悔地说。伤人后的阿伟非常惊慌，他先后去了安陆、武汉投奔亲戚，后来听说对方死了，就一心继续逃亡。他先是在河南找了家砖瓦厂做工，后又辗转来到山西长治。由于身上背着命案，阿伟一直以来较少交际，认识的人都认为他寡言少语、踏实肯干。后来，阿伟还被一位河南籍中年男人看中，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以“魏某明”的名字给他上了当地户口，办了身份证，由此他彻底改名。成婚后，改名换姓的阿伟“魏某明”带着妻子回到长治继续打工，渐渐生活和事业都有了起色，不仅家庭美满，还注册了公司当上了法人。然而，阿伟心里总有预感会被人抓到，因此日常加倍小心，从不与人过度交往，即使洗白了身份，也极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与老家的亲人更是从不联系，直至被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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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原标题：吵归吵，别拿中国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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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9月12日“廉洁四川”发布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原四级调研员赵桂香的贪腐案例赵桂香女，汉族，1964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5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社区发展办负责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2023年4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纪委纪律审查。2023年7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监委监察调查。2023年10月，赵桂香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4年4月，赵桂香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征地拆迁，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事关城市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征地拆迁资金密集、资源集中，一个项目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成了少数投机者眼中的“香饽饽”“唐僧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禁而未绝。赵桂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原本再等几个月，我就要正式退休了，可以全身心回归到家庭中，可以给家人准备丰盛的饭菜，可以帮女儿带带孩子，可以和朋友们出去旅游，这些最平常的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我愧对培养和信任我的组织，愧对自己的家人……”今年4月，站在审判席上的赵桂香几度哽咽、泪流不止，令现场旁听庭审的数十名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深感触动。人未退休，心已脱缰“每次走到街上，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区、热闹的商场、整齐的园区，我都感觉特别自豪，这些都有我的努力在里面。”自1995年起，赵桂香就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从事拆迁工作，是该地旧貌换新颜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者。上个世纪，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金花桥街道，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低矮杂乱的民房中，夹杂着众多“小、散、乱、污”的作坊式小工厂，机器轰鸣、汽车喧嚣、人声嘈杂，充满了乡村“重金属”风格。1998年，武侯区政府下定决心让城中村“改头换面”，斥巨资将老厂拆迁、外移或集中管理，修路架桥、改电通水、兴建民居……经过20多年不断努力，曾经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如今已经成为热闹繁华的产业园、美丽宜居的幸福地。征地拆迁是金花桥街道高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居民有故土情结，抵触情绪很大。我都是拿着征迁方案和档案资料‘笑脸上门’，还吃了不少‘闭门羹’。”赵桂香干拆迁不怕苦、不怕累，可谓尽心尽力、干劲十足。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赵桂香也面临过不少考验。“有的拆迁户找到我，提出给我‘好处费’，让我在测量房屋尺寸上‘松一点’，帮他们多填些拆迁面积；有的并不符合拆迁要求，也想将他们自己的房屋纳入拆迁范围。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人廉洁一次、两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到清正廉洁。2019年，时年55岁的赵桂香被提拔为副处级调研员，对其本人来讲，本是一件好事，但她却滋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原本的工作热情逐渐消退，纪律意识随之放松。“再往上升迁机会不大，很快就要退休了，也就没必要那么拼、那么紧。”人未退休，心已脱缰。2020年2月，罗某等人主动拉拢赵桂香，提出共同购买一个废旧厂房（属于赵桂香负责拆迁的区域），谋划着“赚取”拆迁补偿款。赵桂香深知，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别人找到我时，我就想过几年等我退休，这事便无人察觉了，何不趁此机会捞点‘退休金’。”由于该废旧厂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购买下来。赵桂香将东拼西凑的购房款200万元倾囊而出，与罗某等人共同买下了这个废旧厂房。手握百万“资产”却过着“低配”生活“她知道政策，手里又有实权，拉她入伙肯定有好处！”在罗某等人眼中，找赵桂香合伙购买废旧厂房，主要目的就在于赵桂香能提前了解拆迁政策，可以在违规搭建、征地拆迁中帮他们“便宜行事”，以获取丰厚“利润”。为让废旧厂房顺利获得拆迁，赵桂香一不做二不休，将尚未公布的拆迁政策文件提前转发给罗某等人。紧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桂香和罗某等人花费80万元，便新增搭建了7300平米违规建筑。很快，赵桂香等人投资的厂房面临拆迁，她暗自窃喜，又开始密谋下一步计划。拆迁工作中，入户调查是一个重要环节，拆迁房屋面积有多少，性质及附属物是什么，都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予以确认，这也是核定最终补偿资金的关键。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赵桂香。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桂香明目张胆利用手中职权，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测绘人员在认定厂房拆迁面积、结构、补偿标准等方面大开尺度。随后，赵桂香在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顺利将抢建的违规建筑物面积全部纳入拆迁补偿范围。赵桂香自建自拆一笔“赚得”210万 资料图2021年6月，该笔拆迁补偿款发放到位，扣除购买、维护成本后，赵桂香“赚得”210万元。“拿到钱后，心里还是很慌张，每天都感到特别不安，担心自己的问题被发现。”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赵桂香还精心伪装自己，故意立起了低调的人设。“平时不追求大鱼大肉，也不爱奢侈品、不去国外旅游，过着‘低配’生活，但这样子‘伪装’心太累！”贪欲膨胀，难以自拔然而，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并未维持多久。一段时间后，赵桂香察觉此事无人过问，胆子渐渐变大，手越伸越长。她盘算着，“要抓住一切机会，赶在退休前多捞点养老钱。”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2021年7月，黄某找到了赵桂香，希望能帮忙提高自家房屋拆迁赔付标准，并许诺事后给予感谢费。面对送上门的“好事”，赵桂香立刻答应下来。在她的操作下，黄某很快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并将10万元送给了赵桂香。有了这次“成功”经验，赵桂香如法炮制，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加快拆迁进度、审核拆迁资料、提高拆迁赔付标准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事后获得相应“好处费”。野蛮生长的贪念，让赵桂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23年4月，武侯区纪委监委收到关于赵桂香的问题线索，随即成立调查组，对此问题线索展开深入调查。经查，赵桂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816万余元，非法收受“好处费”20万元。“仅仅3年时间，前面30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因为自己的贪心，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如今，苦果只能我自己吃，可我又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面对自己的朋友。”赵桂香大梦初醒，但悔之晚矣。来源丨四川观察、廉洁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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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松客”出发前录制的视频截图“松客”在户外圈小有名气，他曾因仅用25天完成从华山到鳌山鳌头的徒步穿越，被称为“华鳌穿越第一人”，也曾因违规攀登四姑娘山被终身禁入，但他并未停下探险的脚步。今年7月10日，他出发徒步贡嘎大环线，两天后失联。那么，“松客”失联区域到底在哪里呢？具有一定户外经验的他为何会失联？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探险协会和四川省山地救援队获悉，“松客”失联区域推断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失联原因可大致归纳为：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技术能力不足。贡嘎大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吸引了众多探险爱好者，但近年徒步意外事件也频发。“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警钟。搜救进展：多轮搜救未发现其踪迹搜救报告推断出失联区域7月10日，“松客”宣布即日起至7月29日（共计20天）独自徒步贡嘎大环线（共计360余公里），包括途中攀登：小贡嘎（5928米）、勒多曼因（6112米）、金银山（6410米）、中山峰（6886米）、那玛峰（5588米）五座山峰。他的这一充满挑战的计划，立即吸引众多户外爱好者关注。7月10日中午12时，“松客”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进入野人沟，随后无信号。家属7月12日无法与其联系后在网上求助，直至7月21日仍无法联系上他，遂前往康定市报案。红星新闻记者获取一份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对“松客”的搜救报告，还原了“松客”徒步的多个时间节点：7月10日12：00，他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出发开始穿越贡嘎大环线。GPS定位最后位置在野人沟；7月11日，营地老板证实，“松客”7月10日到达两河口营地并在此住宿，7月11日早上8时许离开前往小贡嘎；7月20日，按计划，“松客”应翻过日乌切垭口且恢复手机信号，但他一直无消息。▲“松客”最后定位位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分析：“松客”7月10日从野人沟进入贡嘎环线后，即进入无信号状态，其行程情况无法得知。整个路线从该位置起直至玉龙西村都无信号，中间包含其计划的小贡嘎和勒多曼因两座雪山。最后见到“松客”的时间是7月11日上午8时许，位置在两河口营地，该消息由两河口营地老板确认。日乌切营地为线路必经营地，但营地人员确认7月12日后至今未见“松客”通过。报告表示，由此可推断“松客”失联区域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松客”家人报案后，四川省内相关救援力量进山搜救。从7月24日到7月31日，四姑娘山山脊户外公司、四川省山地救援队等开展了长达一周的搜救。报告称，本次搜索包含了可能性最大的区域，除房某某（即“松客”）下载轨迹外的路线，另外几条至C1（营地）的路线均已搜索完毕，搜索区域共涉及34万平方米。在搜索区域内，未发现其任何痕迹，包括遗留物品、露营痕迹等。中国探险协会表示，面对恶劣的天气条件、复杂的地理环境，搜救工作进展缓慢，截至9月2日未发现“松客”的踪迹。伴随时间的过去，形势不乐观。9月9日，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松客”家人及朋友，截至发稿暂未获回应。▲搜救途中失联原因分析：可能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等不足“松客”失联事件很快成为户外圈关注焦点，具有一定探险能力的他，为何会失联？上述报告曾提及“松客”失联前后的当地天气情况：自7月11日起至15日，小贡嘎地区遭遇连续降雨，致使河道水量急剧攀升，达到迄今为止的峰值水平。中国探险协会有人员曾参与搜救，在分析此失联事件时，被圈内称为“守队”的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强调：“在无人区域徒步，最好还是结伴而行。就贡嘎大环线而言，对经验丰富的徒步者来讲，难度不是很大，但若要独自挑战5座技术型雪山，显然超出了‘松客’的能力范围。”所谓技术型雪山，通俗地说，是指那些需要一定技术水平和装备才能安全攀登的雪山。拥有十年领队经验的户外俱乐部主理人张春荣指出，“徒步此类技术型山峰，不仅需有同伴相互照应，还需配备专业装备，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当前季节，贡嘎地区多雨、滑坡、塌方及落石风险大增，这可能是‘松客’面对的最大挑战。”▲蓝色为贡嘎大环线线路，红色为小贡嘎攀登线路。该线路为房某某从两步路APP上获取的线路，其大概率会参考该线路行进另外，“松客”此次不仅是徒步贡嘎大环线，还将连续攀登中山峰、勒多曼因、小贡嘎等多座雪山。张春荣表示，贡嘎徒步与攀登小贡嘎是截然不同的挑战，需要徒步者对自身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与评估，“因为它属于技术型山峰，难度比较大”。中国探险协会资深探险领队薛皓进一步分析了“松客”失联的可能原因：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和技术能力不足。薛皓表示，在没有新的通报出来前，只能从专业和经验来分析。他认为，贡嘎山雨季为7月至10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旱季为11月到次年5月至6月。徒步最佳时间为旱季和雨季的交替期。贡嘎地区天气变化无常，“松客”可能在徒步过程中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失温行程中断，进而失去联系。徒步贡嘎需携带足够的装备和物资，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如果“松客”装备不足或选择不当，可能增加失联风险。从视频来看，“松客”所携带的装备不能充分满足其环贡嘎徒步和攀登雪峰的需求。另外，进行户外探险时，至少应有2名以上队友结伴同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相互援助。“松客”选择独自前行，也加大了风险。从“松客”过往的视频资料分析，他虽已积累一定的徒步旅行、基础攀登经验，但面对技术型山峰，其现有技能储备尚不足以应对。探险专家：徒步贡嘎充满挑战需要做好多方面准备近年，徒步贡嘎发生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2018年，徒步穿越贡嘎失联的广州籍驴友不幸遇难；2024年，一名户外爱好者在贡嘎徒步时遇到一名遇难驴友和一名被困驴友，后来警方组织人员将遇难者运下山……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贡嘎大环线是一条位于四川甘孜康定市甲根坝乡的徒步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以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极致的徒步体验，吸引着众多探险爱好者，但也充满巨大的挑战。▲贡嘎山脉中国探险协会曾发文表示，巨大挑战来自于在徒步过程中，需翻越日乌且垭口、玉龙西垭口、子梅垭口等多个高海拔垭口，空气稀薄，极易引发高原反应，如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甚至因感冒等出现肺水肿、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情形，对徒步者的身体素质、适应能力、探险能力有极高要求。此外，贡嘎地区天气变幻莫测，暴风雪、冰雹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与危险性。贡嘎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冰川、峭壁、河流等遍布，无一不在考验探险者的户外经验与技能。攀岩、渡河、冰川行走……每一项技能都具有挑战性。“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安全警钟。那么，徒步贡嘎大环线需做好哪些准备？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认为，户外风险无处不在，量力而行是基本原则。他给出四点建议：要选择一个好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的驴友或专业探险领队带队，团队各项准备要充分，队员间能紧密协作。要选择适合季节和良好天气周期，9月至10月比较适合贡嘎徒步。要提前做好体能锻炼和技能准备。合理评判自己的高原适应能力，做好下撤预案。他还强调：“提前申请和备案是对规则的尊重，也是安全的保障。驴友在无信号区域徒步，应提前确定后方联络人，并定期向联络人通报行程进展。”当然，户外探险地不止是贡嘎大环线。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25起，涉及人员1350人，其中山地事故216起，占事故总数的50.8%，较2022年增长14.2%；造成156人死亡，26人失踪。在细分项目中，登山和徒步相关事故数量位居前二，分别为156起和83起。中国探险协会表示，户外探险不仅是装备与胆量的较量，更是对规则、自然、自我认知的深刻体现。因此，每次探险都应严格遵循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制定周详的计划与应急救援预案，并向相关部门报备，再由专业领队带领，携带充足装备与物资，使用先进的通讯和技术装备，让每一次探险都能平安归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除视频截图外，图均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