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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同一天发布新机的华为与苹果，又选在同一天发售新机。9月20日，苹果iPhone 16系列正式开售。澎湃新闻记者抵达上海南京东路苹果零售店时，首批预约到店取货的用户已经在室内排起长队。在苹果环球港门店，大批预约的用户同样在门店门口等待领取新机。多名消费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选择与苹果正面“硬刚”的华为，也在当天正式发售了其三折叠屏手机华为Mate XT，售价19999元起，预约页面显示，超过685万人预约，但相较于苹果预售，华为Mate XT预约并不需要预付资金，且需要等待官方通知具体到货日期，或在20日10时08分在线抢购。这是摆在用户面前的是一道“高价”选择题，也有网友好奇到底谁在买两万元的手机？当坐拥全球最多的高端用户，基本盘相当稳固的苹果，碰上近年在中国市场争夺高端用户中屡现“奇招”的华为，这两款手机如何搅动今年高端手机市场？首批三折叠屏的幸运“花粉”：对价格不敏感，追求科技感华为在上海有两家直营店，分别是南京东路店与前滩太古里店。早上8点多，上海市民石先生就来到南京东路店，他希望给明年高考的小儿子买一台三折叠屏手机，为此，他和已经上班的大儿子做了分工，一人网上抢购，一人门店抢购。虽然工作人员已告知他没有现货，且当天不接受预订，石先生还是坚持等在门外，希望等店内的发布会结束，进去碰碰运气，“没办法，我小儿子是华为的粉丝，我本人用的也是华为手机。”工作人员在直营门店展示Mate XT当日，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旗舰店，出席华为Mate XT 非凡大师的首批交付仪式，演员严屹宽、知名化妆师毛戈平等人从余承东手中接过新机。十几公里开外的前滩太古里店并无新机交付仪式。华为商城显示，10点08分在线开抢后几乎秒空。余承东表示，热销程度远超预期，目前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扩产能，“短期内还是需要（时间），请大家耐心等待。”华为方面并未公布首日销量和首批备货情况。有经销商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华为Mate XT首批到货大约在1万台，后续会陆续到货。华为南京东路店在华为南京东路店，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与石先生同是自由职业的孙先生，不同的是，孙先生成功拿到新机，并参与了首批交付仪式。孙先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也是华为的粉丝，购买的是三折叠机黑色顶配，“我从华为Mate 30起就一直在用华为，家里所有东西都是华为全家桶。我爸爸也很喜欢华为，他的车是华为问界M9。”另有两位金融行业人士拿到华为新机，其中一位表示此前使用的是华为X5折叠手机，此次购买也是为了“紧跟潮流”。另一位此前使用的是苹果及其他品牌手机，此次也是“尝鲜”华为。谈及三折叠屏的高价位，上述人士均表示可以接受。孙先生直言，他愿意花两万多元买一台手机更多的是追求科技感，“以前iPhone是科技感的代表，现在华为也是科技感的代表，三折叠屏近期以内其他厂商也做不出来，这个钱是值得的。”上述一位拿到新机的金融人士则坦言：“大家收入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当日，“隔街相望”的苹果零售店顾客熙熙攘攘，有排队等待领取iPhone 16的消费者表示，他个人更喜欢使用苹果，而且华为2万元的三折屏手机感觉抢不到，“一个是抢不到，一个是觉得二折叠完全够用了。就看苹果什么时候出折叠屏了。”华为、苹果已非首次正面交锋同日对决的戏码在华为与苹果之间已上演多次。今年5月7日，华为和苹果同时发布平板产品，去年10月31日，华为和苹果也同日召开发布会，在电脑、手机等多款产品上“硬碰硬”。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两家公司的发布会时间总是间隔得很近，有时相隔一周，有时仅相隔一天。对比今年的新品手机，苹果iPhone16系列的升级更多表现在芯片、人工智能以及摄像头性能的进一步增强上。不过，中国苹果用户想要体验到中文版的苹果智能还要等到明年。用户在店内排队试用新机对于苹果和华为两个不同的用户群而言，每一方的粉丝都能给出不少选择自家品牌的理由。在苹果环球港门店，有多名消费者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由于苹果iPhone一直有非常好的软硬件体验，直板机要想在高端市场与苹果竞争折叠机挑战太大，包括华为在内的手机品牌一直利用折叠机这种新形态手机去冲击高端市场以及超高端市场。华为在折叠机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这次华为拿出了三折叠这种开创式的产品形态去冲击超高端市场。余承东表示，这部三折叠，华为做了5年，这是一款“大家都能想得到，但做不出来的产品”。华为基于自己的产品自信加上同样拥有众多高端用户群，给出的价格也相当高，其中256GB版本售价19999元，512GB版本售价21999元，1TB版本售价23999元。余承东解释，三折叠成本非常高，后续会继续迭代工艺、提高良率降低成本。在三折叠中，华为用上了“天工铰链系统”，余承东说，在行业中，华为第一次让铰链系统实现了内折外折兼顾。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虽然苹果和华为在一些功能和设计上存在差异，但都在尽力满足高端用户的需求，“可以说华为与苹果的客户群重叠度较高，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折叠机作为一种新形态手机，在冲击高端市场上的表现有待观察，也许两款新机的比拼，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需求，抑或是促使其他手机厂商加快研发折叠屏手机的步伐，但折叠机的技术和成本目前还存在一定限制，未来能否成功冲击高端市场还有待观察。”在苹果的发售现场，多名黄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今年市场不好，iPhone16 Pro Max最高加价也就700至800元之间。在南京东路门店附近，记者至少看到5名黄牛，“今年有点难做，就金色是新颜色（卖得）还行，但收价最多加400块。256G的最好卖，1TB的不要，卖不出去。”记者发现，黄牛们都默认收Pro Max，拒绝收16 Pro。“今年行情一般，同行都加600元卖。每个手机就赚50、100的利润。”一位在环球港门口的黄牛表示，今年热门款是沙漠金，Pro Max 512G加价500收，出售600元，1T加价700元收，出售加价800元。苹果南京东路直营店门口华为新机因“出货量有限”，溢价更高。在外界人士看来，这一机型很可能成为华为技术实力的象征，而不是主要的销售驱动力。在记者与华为首批机主交谈中，有黄牛凑过来询问消费者是否愿意转卖三折叠屏手机，在询问完型号后称可加价一万五千元，“今天就收到一台。”此前，上海一位数码店的老板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加价是两万多元，已成功售出一台。对于华为是否有对预约三折叠屏手机的用户画像，华为南京东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这样的用户画像。根据艾瑞咨询《2023年中国折叠屏手机用户洞察报告》，从横向折叠屏手机用户画像来看，男性用户占比偏多，在年龄分布上相对均衡，热爱尝鲜的18-29岁年轻群体和经济收入稳定的30-39岁群体占比较高；在城市和收入分布上，横向折叠屏手机的大部分消费者居住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且超半数用户的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上。如何搅动今年的高端机市场9月19日，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发布的关于华为Mate XT报告显示，最新的供应链调查指出，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的2024年出货量预测已从50万部调升至100万部，但须注意开卖后（9月20日）的需求热度能否延续。郭明錤将2024年全球折叠手机的预估出货量约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主因是软件设计无法善用较大尺寸屏幕与耐用度不佳。此外，折叠机利润较差，也影响了品牌厂商开发与销售折叠手机的意愿。目前没有其他安卓品牌打算跟进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最大顾虑在于耐用度。郭明錤指出，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策略能否有效与持续，取决于Mate XT能否解决上述提到的折叠手机痛点。郭明錤在9月16日发布的关于iPhone 16的报告则显示，iPhone 16系列首个周末预购销量约3700万部。较去年iPhone15系列首周末销量同比减少12.7%，其中Pro和Pro Max机型首周末预购销量相比于iPhone 15相同机型分别下降了27%和16%。他认为，等到四季度的苹果智能发布，再加上旺季促销等手段，iPhone 16出货量有望进一步改善，而且他相信苹果会在2025年采取更激进的产品策略以提振需求。市场调研机构TechInsights的分析师预测，在2024年，iPhone16系列的全球出货量将达到7300万台。其中，iPhone16 Pro Max有望成为该系列中最畅销的机型，预计将占到总销量的35%。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澎湃新闻记者谈及两大品牌的同日发售时说：“华为争名，苹果争量，实际两家各自粉丝群相对稳定。三折叠手机供货量有限，即便全部售罄，对高端市场份额影响也有限。”张孝荣认为，高端机的主力市场仍在直板机，华为主力新机Mate 70的高配版与iPhone 16的对决更有可看性。在高端市场，Canalys发布的2024年全球第二季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600美元以上市场）报告，苹果占比为62%，同比增长5%；三星占比为22%，同比增长35%；华为第三，占比为9%，同比增长80%。在国内市场，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华为以17.5%的市场份额再次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第一名，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手机出货量增幅分别为110%和50.2%，增速领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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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总统选举开启提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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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施压越南别用中企海底电缆，好难游说"）

（原标题：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月饼可能没吃，但“月饼的瓜”却吃到饱。先有小杨哥直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靠着“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多天来频频霸占热搜榜。据悉，小杨哥直播间多次采用“香港美诚”等话术售卖月饼，但月饼包装却显示，其生产地不在香港，而是广州。据蓝鲸新闻报道，香港最大网购平台上并未售卖有“美诚月饼”，多位该月饼品牌代理商也表示该公司“在香港没有门店”。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其把商标授权给广州美诚食品公司使用。美诚月饼生产商信息 图源：参考资料[2]美诚月饼的“真假香港身份”事件尚为平息，“与辉同行”直播间带货过的葡记月饼，“澳门身份”也开始存疑。葡记各平台网络店铺中的信息显示，旗下多款产品的产地为珠海，生产商为“珠海葡记食品有限公司”，监制商为“澳门葡记食品有限公司”。澳门葡记食品有限公司发文表示，其在澳门有真实有效的商标注册，与珠海生产商有授权委托合同。淘宝葡记旗舰店(左）、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右）港澳商标、内地产销，很多消费者也因此疑惑，这到底算哪的品牌？是否涉及虚假宣传？是个商标就是品牌？“香港买不到的香港美诚月饼”已被讨论得沸沸扬扬，而有着澳门注册的商标，却在“澳门买不到”的澳门葡记，成为近日新争议。据南方都市报9月19日报道，珠海葡记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称葡记是澳门品牌，在澳门注册过商标但无门店，目前只在珠海开设门店。随后，认证为珠海浩亿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微博账号“葡记手信”发文回应，附图显示其在“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进关关口”等珠海、澳门的旅游交通交汇点设有实体门店。尽管地址与澳门接近，但百度地图显示，相关实体门店地址在珠海市，严格来说并非在澳门。“葡记手信”地址9月之前，在小红书@PAUL KEI澳门葡记手信评论区，也有多位网友质疑“在澳门找不到门店”。官方客服此前6月回应称“澳门门店正在装修升级”。多位网友质疑“在澳门找不到门店”话已至此，争论焦点已然明了：有商标，但未在商标所属地产销，那还能说是当地品牌吗？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家茂对壹读表示，在香港或澳门注册的商标可以依法授权给内地企业使用，相关商品或服务可以称为商标所属地的品牌。但是，若该商标在港澳并无任何实质性商业运营、未生产销售，商标在港澳更是无任何知名度、影响力，则在宣传时不能宣称为港澳大牌子、大品牌、高端品牌等等，否则涉嫌虚假宣传。“若两款月饼的商标注册符合商标法，说是商标所属地品牌本身没有问题的”，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荆也对壹读表示，但月饼的生产销售与港澳当地无关联，却宣传“香港必吃”“澳门必吃”等误导性信息，让消费者误认为月饼在港澳生产，则涉嫌误导欺诈消费者。此前“香港美诚月饼”的争议正在于此。不仅月饼品牌方在包装上印着醒目的“香港美诚”字样，小杨哥直播间宣传售卖时，更多次采用“香港美诚”“高端月饼”等话术。小杨哥直播画面 图源：直播视频截图“葡记月饼”打出的“澳门牌”也是类似的争论。小红书@PAUL KEI澳门葡记手信宣传文案中，多见“高级澳门月饼”等话术；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账号简介也称“葡记带你走进美食之都澳门”，在“澳门葡记限定礼盒”的宣传视频中，更多次提及“正宗澳门”“澳门糕点”“澳门必买”。抖音葡记食品旗舰店直播画面雷家茂补充道，基于普通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一般认知，若在宣传销售时一味强调“香港月饼”“香港品牌”“澳门品牌”等等，而未真实、全面地披露该商标的月饼在香港澳门的生产、销售相关情况，亦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涉嫌虚假宣传。但总而言之，相关月饼的质量、口味暂且不论，网友关注的“月饼真假港澳身份”确实不能打马虎眼。随之而来的是，“真假身份”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也是网友的关注所在。港澳买不到的港澳月饼，有啥问题吗？先看月饼品牌方。雷家茂表示，若企业合法持有商标或经合法授权而生产、销售，产销的月饼亦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有任何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不法行为，则一般生产企业不需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如果不涉及制假售假、虚假宣传，此前美诚月饼生产商“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向媒体所表示的“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内地生产的”，确实没有毛病。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也称暂未发现“香港美诚月饼”生产方之一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违法行为；近期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3次，也暂未发现食品安全突出隐患。但雷家茂补充道，若涉事企业与带货公司，在宣传、销售时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则消费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退一赔三”。落实到小杨哥直播间，目前正在等待法律裁定。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若情况属实，主播有何影响？雷家茂指出，若带货主播存在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根据《电子商务法》及《广告法》规定，主播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过，“美诚月饼第一批受害者”却面临着维权难题。“虚假宣传”引争议后，许多消费者申请退款被拒，美诚客服称“月饼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今年1月，淘宝七天无理由退货规范调整，也新增“月饼为鲜活易腐类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但不论是美诚月饼产品包装，还是小杨哥直播宣传时，都显示保质期有80天。曾志伟现身小杨哥直播间法规或司法实践中，到底如何判定“鲜活易腐的商品”“时令性特殊食品”？“涉事的月饼质保期为80天，一般不能认定为鲜活易腐的商品”，雷家茂表示，但月饼确实具有特殊的时令性，中秋节一过就可能会面临贬值、降价，甚至无人购买。“基于安全性角度，食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是有合理性的”，张荆也认为。不过，针对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两位律师均指出“退货是有理由的”。雷家茂认为，若消费者是基于商家的虚假宣传行为或食品质量问题而退货的，则属于有理由退货，商家不能以时令性特殊食品为由拒绝退货。而且若存在前述情况，消费者不仅有权要求退货，还有权要求相应的赔偿。此外，针对小杨哥直播间大力宣传的月饼配料“黑松露”，有消费者认为，由于“美诚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配料表中只添加了大于等于2%的“黑松露流心酱”，且在“黑松露流心酱”中，“速冻黑松露”只占第4位。因此，许多消费者认为美诚月饼配料表中黑松露不是主要成分，不应夸大宣传。对此，张荆表示，黑松露和黑松露流心酱是有区别的，若极少的成分被宣传为主要成分，这也涉嫌误导消费者与虚假宣传。至于许多消费者讨论的是否应该就此“假一赔十”，从食品安全角度，两位律师也作了解释。“赔十的前提是食品有安全问题”，张荆指出，不管商家是否构成欺诈，只要其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都应该“退一赔十”。雷家茂也表示，生产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若月饼本身并无任何质量、安全问题，则不能主张‘退一赔十’或‘假一赔十’。换言之，若相关月饼并未被认定为有食品安全问题，“赔十”也就尚无明确根据。“但若认定存在虚假宣传，则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雷家茂补充道。此前同样带货过美诚月饼的“交个朋友直播间”，也确实在进行“退一赔三”赔付。交个朋友直播间发布公告而在“洗脱真假身份”的嫌疑之前，相关月饼品牌方与带货主播也得继续接受来自各方的审视。毕竟，“焦头烂额”不止他们。“吃又吃不完，送又送不出去，咋办啊？”，无辜的消费者也很想逃过一劫。参考资料：[1]南方都市报.与辉同行直播卖的“澳门月饼”产自珠海！生产商称在澳无门店.[2]每日经济新闻. 小杨哥带货的“香港月饼”系广东造，香港买不到？公司回应：并无法律规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内地生产！律师：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3]掏天速递.注意：淘宝 “7天无理由退货”规范调整.作者：杨潘莲编辑：田纳西

还未到国庆，杭州下萧山的乡厨王陈就电话不断，来的都是年夜饭订单。“这周六已经接单了，10月份大半个月都排满了，70%都是年夜饭的订单，还有一些婚宴订单。”王陈说。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明明离过年还早，下萧山人怎么就要开始吃年夜饭了？下萧山（指杭州市萧山区新街、瓜沥、党山、义蓬）一带，这里有一个传统习俗，请手艺好的乡厨做年夜饭，但正月里单子排不过来，于是年夜饭越来越提前，基本上国庆后就要迎来一波年夜饭小高峰。这些年，乡厨版年夜饭也越来越讲究摆盘和时兴菜品，一桌按照2000元的配置居多。年夜饭开始一条龙服务年夜饭从10月1日开始吃，这句话放在下萧山一点不为过。王陈做了9年乡厨，每年农历十月至来年农历二月最忙。从9月下旬开始，预定10月的年夜饭订单就来了。“周末都排满了。”王陈说，现在东家对年夜饭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也往上提了，2000元一桌的年夜饭很正常，一般会安排六七桌。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菜品从最初的三鲜汤、东坡肉、卤鸭三件套变为了东星斑、澳龙、帝王蟹海鲜三件套，而且讲究摆盘，除了讲究味道好，更注重颜色搭配、精致摆盘。为了更好地招揽生意，王陈团队提出一条龙服务，即东家只需提供场地和烟酒，菜色和桌椅都由团队自备，“凌晨4点钟起来买菜，布置桌椅，烧菜做饭，到晚上八九点结束收拾桌椅，清理现场，一手包办。”由于东家省心省力，所以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越来越受欢迎。“在萧山地区，乡厨还是很有前景的职业。因为性价比高，乡厨2000元/桌配置的年夜饭能媲美酒店4000元/桌的标准，所以大家愿意请乡厨做饭，而且很热闹很放松，有酒店环境代替不了的氛围感。”王陈说，乡厨做的年夜饭是个人实力无声的招牌，好的乡厨能接大单。乡厨一年能赚二三十万元王陈1995年出生，在乡厨行业中算是年轻一代。王陈喜欢做饭，也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做乡厨。“一年中，忙碌的时候很忙，几个月连轴转，农历五六七月则相对闲一点。”王陈说，他细致考虑过性价比，去公司打工，一年满勤也就十几万元的收入，做乡厨，一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元，“算是回报蛮高的职业了。”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在乡厨行业里，体力是硬要求，仗着自己年轻，王陈蛮拼的：“最长十几天不休息，晚上11点多睡觉，凌晨4点钟就起来干活，一天从早站到晚，没时间坐下来。”每逢“五一”“十一”等假期，王陈基本都忙着连轴转：“乡厨的职业也很特殊，别人闲时我最忙，所以挺对不起家人，多亏他们理解支持。”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虽然忙，但王陈没忽视对未来的规划。“没办法，乡厨是体力活，年轻的时候不干，老了就干不了了。”王陈估计自己能做到四五十岁，“到时候接不了大单，就接点小单，像我的前辈们一样。”王陈觉得要在时代淘汰前提前做好准备：“不做乡厨的话，我就开个餐饮店，能稳定生活就好了。”新闻+预定20桌起步文化礼堂抢不到桌10月份就开始吃年夜饭，在萧山瓜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很正常。“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每一家都要吃年夜饭，排不开，自然会提前。”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年夜饭不仅仅是吃饭，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一场团聚，“从10月份陆续开吃，周末吃几轮年夜饭也是常事。”“10月份的文化礼堂，基本上天天被预定满了。因为文化礼堂需要20桌起步，所以一般是大家族的年夜饭或者是婚宴预定较多。”该工作人员表示。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卢晓川来源：作者：钱江晚报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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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24年9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