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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西日报”微信公众号9月20日消息，中央批准，王维平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维平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维平出生于1965年11月，甘肃甘谷人，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局长，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局长等职。2021年8月，王维平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广西行政学院院长（兼），直至此次履新。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有一名副省级干部履新。“广西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20日下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李常官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决定任命胡帆为自治区副主席。胡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资料图公开信息显示，胡帆，男，汉族，1971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学硕士，中共党员。他曾历任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级），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财政部驻广西专员办党组书记、监察专员，财政部广西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2021年，他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后任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李常官，壮族，1968年10月生，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等职，2023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就在上个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也迎来一名新任自治区副主席。8月31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卢新宁为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女，汉族，1966年1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她曾任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委员兼评论部主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19年3月，她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今年8月19日消息，中央批准，卢新宁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8月28日，国务院免去卢新宁（女）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8月15日，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据检方指控，以付文月为第一被告人的16名被告人，在经营玉料过程中，采用围堵、拦截、辱骂、威胁等软暴力手段，先后多次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在玉石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逐步形成了恶势力犯罪团伙。庭审中，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其没有动机和行为纠集所谓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不是恶势力犯罪团伙，本案案涉行为均系经济纠纷，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针对此案，镇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这起案件是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正在按法定程序推进办理。”16人因玉石买卖纠纷被抓被控涉嫌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镇平县地处河南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玉雕加工、销售集散地，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据中国新闻网报道，镇平县玉雕加工遍布全县16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年销售额500亿元。户籍人口110万人中，从事玉雕相关产业的有40万人。付文月女儿此前的微博举报中提到，本案中16名被告人因玉石买卖引发的纠纷被抓。该微博称，“杨某利用管理众多合伙人1亿多资金的便利，涉嫌侵占巨额合伙财产。众多合伙人被迫联合维权，阻止杨某继续偷运销售大家合伙购买的玉石原料……”。根据庭审中镇平县检察院的指控，1973年出生的付文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23年6月6日被镇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经镇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此后，陆续有15名被告人被抓捕。检方指控还提到，以付文月为第一被告人的16名被告人涉嫌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涉及5起犯罪事实，其中涉嫌强迫交易罪的第二起犯罪事实并未指控付文月。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最初的起诉书中，曾指控了6起犯罪事实，今年7月，本次开庭之前，检方曾经变更起诉，对付文月等人涉嫌强迫交易罪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即2008年一起韩料原石交易不再指控为犯罪。除了指控上述罪名和事实外，检方还指控了付文月等人的5起违法行为。比如2022年6月29日，被告人付文月以帮助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清场为借口，纠集付某某等数十人，驾驶20余辆小客车对镇平县某物流园的大门进行围堵，阻拦人员、车辆进出，并辱骂、威胁院内商户，导致群众在抖音上转发现场视频，引起多人围观，并引发部分商户信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检方认为，被告人付文月等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手段,在镇平县和玉石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其中，付文月为纠集者，其他人为积极参与者或者一般参与者。付文月女儿实名举报视频截图控辩焦点：是经济纠纷还是寻衅滋事？庭审中，关于涉嫌强迫交易罪的事实，检方指控，2013年秋，被告人付文月与被害人尚某某约定，双方共同出资900万元购买韩料原石，由尚某某牵头组织该笔生意，尚某某将原石运至南阳市红太阳加油站时，付文月带领付某某等多人到场，要求尚某某退出股份，遭到尚某某拒绝。尚某某随后遭到掌掴、拳打、辱骂、威胁，被强迫退出该次经营活动。后付文月将该批原石拉走后售卖，仅退还尚某某入股的400万元本金及2万元开支费用。对此，付文月及辩护人认为，付文月与尚某某之间仅存在售卖方式的纠纷，未强制尚某某退股，在玉石变卖后也及时给尚某某结算利润。付文月当庭陈述，尚某某要将合伙经营的玉石私下卖了，对方出价款是1000万元，而且是赊账，所以他不同意，赶到红太阳加油站阻止尚某某私下售卖。因此，付文月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在检方指控中，付文月与杨某之间发生矛盾继而引发的寻衅滋事罪相关事实是这起案件案发的原因，是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根据检方指控，2023年3月至6月，被告人付文月以其与杨某有经济纠纷为由，纠集被告人付某某等人在镇平县玉都街道办事处某玉业公司仓库门口，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的方式，对该仓库进出的车辆、货物实施围堵、拦截。在此期间，镇平县公安局玉都派出所数十次出警批评、制止付文月等人的拦截行为，并联合四里庄村委、玉都街道办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付文月等人继续实施围堵、拦截行为，持续时间长达90余日，严重影响某玉业公司及杨某等人的生产、经营，严重影响赵某某等大货车司机及杨某等的工作、生活，扰乱镇平县玉都街道四里庄村居民的生活秩序，破坏了004乡道的交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检方指控还提到，2023年3月31日凌晨，杨某从某玉业公司仓库发出6挂车原石，车队行至遮山加油站处时，被告人苏某某等人受付文月指使，用车辆强行将上述6辆挂车堵截在遮山加油站。后付文月指使付某某等人继续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的方式，对该6辆挂车进行围堵、拦截，持续时间长达60余日。其间遮山派出所多次出警批评制止，并联合柳泉铺法庭等机构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付文月等人拒不放行，继续实施拦截、围堵行为，严重影响遮山加油站的安全生产、经营，严重影响杨某及赵某某等挂车司机的工作、生活。经物价鉴定，杨某等人及其仓库、货物、大车司机等被付文月等人围堵、拦截期间的经济损失为981871元。对于检方的指控，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杨某和付文月一方之间仅仅是经济纠纷，在矛盾激化过程中杨某负有主要责任。基于玉石交易的特点，双方现金入股、不签订纸质合同，而且玉石价格悬殊，一旦脱离视线就容易被调包，所以付文月一方才采取看护的办法。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在杨某2023年4月5日出具的撤案申请书中，杨某也承认是他与付文月等合伙人集资购买玉石出现误会，这意味着他还是承认付文月是合伙人。而根据本案中的股东苏某某、李某某、朱某某的笔录以及股东5月9日的声明，可看出半数左右股东都对杨某不公开账目和不及时分红不满，才挑起本案的纠纷。在玉石从揭阳回运过程中，根据相关笔录和当庭陈述，是杨某要将玉石运往一个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新仓库，这将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在案涉仓库达成调解后，根据本案部分被告人的讲述，本来案涉车辆要开往郑州分配玉石，但杨某要去往南阳或者是围堵案涉车辆不准开往郑州。在遮山派出所一共有四次工作追记，可显示，是杨某一方不断在激化矛盾，杨某无视股东们要求公开账本和及时分红的合法诉求，在官方介入提出将玉石存放于第三方仓库，并已接洽第三方仓库老板的情况下，杨某方仍然否定这一方案。因此，付文月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被举报人：因举报人父亲围堵已亏损上亿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检方认为付文月等人构成恶势力团伙的指控，付文月及辩护人则认为，付文月没有动机和行为纠集所谓团伙成员，所谓恶势力团伙成员，其中仅有一人具有治安处罚的前科，其他人无违法犯罪前科，本案案涉纠纷也是与杨某之间的经济纠纷，不应认定恶势力团伙。付文月家属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这次案件的形成，是由于杨某长达2年6个月的不公开账目，不退本金、不分配利润，且杨某借用管理团队资金便利，从中挪用资金并占为己有造成的，这是小股东们自发组织维护自己权益的私力救济行为。针对此案，镇平县法院工作人员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是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正在按法定程序推进办理。”镇平县检察院表示需要请示后回复，截至发稿时记者未收到回复。今年3月，付文月女儿在微博实名举报，发微博称“商人杨某利用管理众多合伙人1亿多资金的便利，涉嫌侵占巨额合伙财产。众多合伙人被迫联合维权，阻止杨某继续偷运销售大家合伙购买的玉石原料”“杨某向镇平县公安局诬告陷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把我父亲在内的16个合伙人抓捕关押……这个错误的冤案，帮助杨某侵占合伙人约3亿元的巨额财产……”对于这起事件，杨某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和举报人父亲付文月等人没有合作关系。“多年前和付文月曾经合作过一次，但是钱拖了很久才给我，此后便再没和付文月打过交道。”杨某说，是自己手底下一个人在这儿有股份，付文月是看他们这批玉料赚钱了，找这个人要股份，而这个人不给他，从而引发了后续的纠纷。“因为付文月的围堵，我亏损了一两亿元，倾家荡产。虽然付文月那边不断在喊冤，但是这件事在我们业内都知道，包括后来司法介入，事实就是事实。”红星新闻记者 祁彪编辑潘莉 责编 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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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极目新闻记者 詹钘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河南叶县，当地政府为修建高速公路征地，在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的条件下对一家果园进行了强拆。19日，果园负责人贾先生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贾先生的梨园大学毕业种果树十年被强拆贾先生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贾先生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2年底，当地媒体整版报道了贾先生的果园。曾经的新闻报道2021年，贾先生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位于平顶山境内，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开始，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不过，双方未能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该赔300万元还是18万元？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下称“平政〔2017〕33号”）。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先生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文件截图）除平顶山市外，河南省林业局在2020年11月9日出台了《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该《通知》明确废止此前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并对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的补偿有新规定。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先生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0多倍。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补偿方式（图源：河南省林业局官网）果园围墙大开已无法封闭2024年4月2日，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之时，当地政府组织多人对果园部分进行了强拆。9月19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叶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电话未能接通。叶县一官方人士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当地政府会就此事与当事人积极沟通协调。此前，任店镇相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按照上级指挥部的要求配合施工进行拆除工作，并表示法律上的问题其没办法解释。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9月，贾先生正组织人力对果园里剩余的果实进行采摘，高速公路施工也在进行中。贾先生说，强拆之后果园围墙大开，目前已经无法对果园进行封闭。（除特别标注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延伸阅读：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重点项目也得依法办事大学生创业果园遭强拆？据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大学毕业后，贾柯回到家乡河南平顶山市叶县任店镇，并承包30余亩土地种植黄金梨树。苦心经营多年以后，他遭遇了意外的挫折：当地修建高速公路需要占用大约7亩果园。双方始终未就拆迁事宜达成一致。最终，县政府领导带领多个部门工作人员对果园实施了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被强拆 视频截图作为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贾柯的志向和行动力本该得到呵护。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他的果园先后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可谓创业小有成效。然而，因为高速公路占地以及随之而来的强拆，不仅让他陷入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也打击了他的创业热情。就当地整体利益而言，修建高速公路的重点项目固然是造福于民的好事。然而，再重要的公共工程，在涉及拆迁征地等公民个体权益时，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哪怕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法律赋予政府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政府动用这一权力也必须慎之又慎，充分考虑征地造成的损失及社会影响。从报道来看，贾柯与当地政府的主要矛盾在于补偿标准。因为贾柯承包的土地属于耕地，当地政府认为只能按零星果木进行补偿，贾柯则认为果园可以认定为经济林。“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悬殊”，导致拆迁未能达成一致。无论征地任务有多么迫切，当地政府都有义务进行充分沟通，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但是，从贾柯的描述看，无论是在拆迁前，还是拆迁后，沟通似乎并不顺畅。在果园拆迁当日，有关工作人员“把我家人的手机给夺走，把我们的人全部按在泥地里面抬走，关进附近的乡镇派出所里面，关了一整天”。更何况，当地政府所依据的补偿标准恐怕并不成立。在维权过程中，贾柯得到河南省司法厅明确答复，当地政府补偿所依据的文件《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已经作废了。对此，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回应称，“对于河南省司法厅的回复，我解释不了”。正如法律人士所言，如果地方政府依据的政策文件已经失效，显然不能适用。上位法与下位法规定不一致时，应该以上位法为准。查询一些地方的政策，在实践中，常常按照有利于被征地农民的原则，适用补偿水平相对较高的标准。作为创业大学生，贾柯相信法律和规则，然而，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地方政府部门执法不能稀里糊涂，尤其是对于牵涉公民切身利益的事项，要拿出经得起检验的过硬依据，在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让人信服。如今，果园拆迁的事实既已发生，当地政府更应做好善后，履行好法律规定的补偿义务。对于果园的补偿标准，如果当地政府依旧拿捏不定，不妨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严格根据规定执行，按照有利于经营者的原则执行补偿，并做好更加充分的解释说明。依法进行征地拆迁，积极履行补偿义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不少大学生响应乡村振兴号召，奔赴广阔田野开启丰富多彩的创业。对于有志于扎根乡村的年轻人，呵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他们在遇到问题与纠纷时有法可依、有理可辩。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在全球化背景下，黎巴嫩近日发生的连环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正给全球供应链渗透敲响警钟，日常设备的 “武器化” 可能引发广泛担忧。 然而，“逻辑清奇”的美媒又犯老毛病，彭博社、《纽约时报》等报道接连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己度人揣测称美国在各类商品和服务上过于依赖中国，也可能被中国加以利用，从而发生类似的设备“武器化”事件。 事实上，恰恰是美方惯于如此行事。这些美媒在细数美国针对他国的过往行动时可谓“如数家珍”，素材丰富情节跌宕，远比它们对中国提出的无端指控要“精彩”得多。 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残骸。视觉中国 彭博社20日的报道指出，黎巴嫩的寻呼机和其他设备爆炸事件，标志着利用供应链打击对手的方式迎来新一轮致命升级，这也使全球领导人减少对竞争对手技术依赖的行动变得更为急迫。 “渗透供应链是情报部门的一个相当常规的工具。”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官员特里普利特（Holden Triplett）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它主要用于收集情报，但正如我们最近所目睹的那样，它也可用于定点清除。”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称，黎巴嫩爆炸案只是目前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供应链袭击中最新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起。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些袭击往往需要数年的准备时间，而且通常目标明确，以限制附带损害。尤其拦截行动，即在货物运抵最终收货人之前对其进行拦截和篡改的行动，极为猖獗。 文章称，尽管多年来诱杀装置一直被用于间谍活动，但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甚至让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都深感震惊。他们担心，有助于廉价商品生产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全球化供应链，可能会沦为外国对手手中的武器。 话音刚落，美媒便不出所料地将一口大锅扣向中国。报道引述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莫尔顿（Seth Moulton）的话开始无端指责，“如果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也能做到。漫长又不透明的供应链留下了太多容易被利用的漏洞，我们需要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制定战略来弥补这些漏洞。” 彭博社指出，华盛顿一直在寻求减少乃至消除在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公司的依赖，包括拆除来自中国的硬件设备。然而，在两国利益密切交织的今天，美国很难从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中抽身。 “替代方案很难找。”报道援引美国政府数据分析公司Govini的数据举例称，去年美国海军在其“关键技术”供应链中减少了约40%的中国供应，但美国空军和其他国防机构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所上升。 然而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美媒基于美国自身黑历史的无端揣测：彭博社承认，事实上，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在许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在供应链上对竞争对手动手脚的恰恰是美国情报部门——无论是十多年前美国特工改装美国科技公司运往海外的设备，还是美国为打击伊朗核计划进行的“Stuxnet行动”。 “Stuxnet行动”指的是，15年前，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开发出世界上首个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恶意蠕虫病毒，对伊朗核设施内的离心机进行破坏，导致伊朗铀浓缩项目发展陷入长期停滞。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这一案例，还洗白这项往他国关键设施注入恶意代码的故意破坏行为是一次“巧妙”的行动，声称这次行动尽可能减少了对普通平民造成的伤害，然后怪罪那些窃取了代码的其他势力，在修改代码后将之用于广泛目标，只字不提美国才是这些罪恶行为的源头。 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多地发生爆炸事件，涉及多个小型无线电通信设备，受伤人数超过4000人。视觉中国 “进入供应链搞破坏（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纽约时报》甚至用一种耀武扬威的口吻又提起了另外两个案例：一个是十多年前美国拦截了运往伊朗的电力供应，造成伊朗核设施停运。再早些时候，美军甚至干过在伊拉克把应邀来访的伊朗电力部代表团全员逮捕的丑恶之事；另一个则是，2019年美国被爆向俄罗斯电网等基础设施植入了恶意代码。 尽管美方恶行累累，这家美媒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倒打一耙，继续炒作美方炮制的所谓中国黑客组织“伏特台风”，污蔑中国向美国电网中植入了可能关闭电灯和供水系统的恶意软件。 哥伦比亚大学的网络专家希利（Jason Healey）亦附和称中国和俄罗斯破坏过太多次美国电网，还危言耸听地谈起中国和俄罗斯引爆电子设备的可能性。 早在今年4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专题报告，就揭示了美国政府机构策划实施的“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计划至少起始于2023年初，其目的就是要长期延续美国的《涉外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款，同时也为美国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寻找借口的幕后真相。 7月8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这项虚假信息行动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等情报机构幕后策划，美国国会反华议员、美国多个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以及“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一场舆论操控闹剧，强烈谴责美方不负责任的做法，敦促美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诬蔑抹黑。 鉴于美国黑历史众多，港媒《南华早报》早前报道称，多名专家认为，黎巴嫩发生的一系列通信设备大规模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与美国有关的电子通讯产品更警惕。 由于涉事通信设备涉及台湾地区厂商，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特别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