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9月20日电(郭其钰 张斌 傅飞扬)随着今年第14号台风“ 普拉桑”逐渐远离浙江，9月20日，该省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生产生活重回

　　连日来，秋台风密集来袭，“贝碧嘉”和“普拉桑”先后影响、登陆浙江，恰逢天文大潮，该省多地迎狂风暴雨挑战。截至发稿前，浙江省防指办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作为台风洪涝灾害多发易发省份，浙江何以做到“无一伤亡”？从该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的科学防台举措中，或可找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答案。

　　未雨绸缪打出“提前量”

　　与风“竞速”，未雨绸缪是重中之重。

　　9月11日，台风“贝碧嘉”生成不久，距离浙江尚远，该省便开始组织安全隐患大排查，对海上渔船、山塘水库、道路桥梁、地下空间、旅游景点、通信设备、救援物资、转移场地、救援力量等进行全方位检查，确保隐患处置在台风来临之前。

　　与此同时，来自浙江省防指成员单位的8个工作组闻“风”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各地防汛防台一线，现场查看重点防御点位，排查风险隐患，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追风者”。

　　然而秋台风叠加天文大潮，路径多变、行踪不定。浙江以不变应万变，将防台工作“前置”到起风的地方去，提前布防、应急救援、人员转移……各方前置力量迅速在一线集结。

　　9月15日，随着台风“贝碧嘉”不断逼近舟山，一场万人大撤离行动有序展开。彼时，位于舟山岱山县鱼山岛的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内，约9000名工人从50余家企业有序撤离，80辆车平均每2分钟发车一次，3小时内完成全部转移工作。

　　不打无准备之战。虽然“贝碧嘉”最终没有正面登陆浙江，但该省共转移40.1万余人，3340支10.2万余人救援队伍进入备勤状态，空勤救援队员在8个启动防台应急响应的地市驻点待命……

　　“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正是浙江防台工作的真实写照。

　　“立足台风正面登陆浙江的最不利情况，我们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浙江省防指办负责人表示，在“抗台”之前主动“防台”，已是浙江多年的“习惯动作”。

　　以“迅”应“汛”跑出加速度

　　9月16日凌晨，嘉兴平湖独山港风力渐起，眼前的港湾已掀起巨浪。根据当天的台风研判预测分析，“贝碧嘉”不断逼近，这里就是最前线。

　　风雨中，嘉兴平湖市公安局独山港派出所教导员周晓良刚刚完成老小区的居民转移，又转战一线海塘。彼时，平湖已进入七级台风圈，阵阵海风吹来，普通人站都站不稳，但对于周晓良来说，这份“压力”却已习惯。

　　“不久前我们刚劝阻了一位市民离开海塘大堤，中秋天文大潮期不少市民来海塘拍照，觉得新鲜。”周晓良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对海塘严防死守，杜绝无关人员和车辆出入。

　　浙江是沿海大省，防台难度可想而知。主动补位，靠前站位，千千万万像周晓良这样的基层工作者在台风天里“逆行”。

　　在嘉兴秀洲区新塍镇西吴村，63岁的微网格长许火金在巡查中发现，一个水利设施的机埠关不上，导致无法与外河封闭。如果暴雨一来，机埠后方的600亩良田就会受淹。

　　“我来！这个机埠的情况我了解。”紧急时刻，许火金二话不说，脱下衣服就顺着河岸下到水里，一米八的高个子，水却已没到他的肩膀处。他钻到水下徒手更换了螺丝后，问题顺利解决。

　　爬上岸时，许火金全身已经湿漉漉。回家换了身衣服，他转身又投入防台工作。

　　如果说几千公里海岸线是浙江防台的“前线”，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则是全省防台的“中枢”。

　　面对接连而来的“贝碧嘉”和“普拉桑”，浙江省防指异常忙碌，指挥调度会议一场接一场，几乎没有中断。各职能部门24小时无休，紧盯台风最新路径以及该省各地的雨情、水情、风情，并根据最新台风动态随时调度了解前方防御工作。

　　多少场台风，就有多少天彻夜不眠的坚守，“追风者”们在与风雨赛跑。

　　“生命至上”成普遍共识

　　事实上，直到最后登陆前，台风的走向一直扑朔迷离。是否登陆浙江？登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又在哪里？不断调整的台风路径，不仅是对灾害防御的一次考验，更是对社会治理的一次检验。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正值中秋假期，如何让群众顺利转移、安心过节？

　　在杭州上城区，当地几百名工人在社区避灾安置点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节。“接到转移通知后工友们都很配合，社区邻里食堂为我们提供了丰盛的饭菜，大家还吃到了月饼，这些细节都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国家(杭州)短视频基地项目工地办公室负责人尹宇说。

　　面对因防台而被迫停下来的生产生活，群众难免有抱怨声，但“生命至上”正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连续两个台风影响开渔确实比较罕见。”“浙象渔30291”号船老大陈海兵从业30余年，还是第一次遇到类似情况。他表示，船只停留在港口每天都会增加成本，靠泊时间久了，大家压力都很大，也会有不理解的声音出现。

　　受台风“贝碧嘉”“普拉桑”连续影响，原定于9月16日的东海全面开渔一再延期。为了缓解渔民们的焦虑心态，浙江全省统一禁渔，即使未受台风影响的地区渔船也未解禁。

　　“我们生活在海边，许多村民世代捕鱼，深知台风的破坏力，这次防台确实‘扑空’了，但大家也都理解。”宁波象山石浦镇石浦渔村党支部书记吴林祥表示，石浦渔村现有一线捕捞渔民、水产加工贸易从业者1000多名，渔业是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基础。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9月20日清晨，东海正式结束伏季休渔，浙江4000多艘渔船向东海进发。晨曦洒在海面上，密密麻麻的渔船消失在海天交界处。奔着新的希望与生活，渔民们又出发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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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群（记者 杨智钧）09月22日,记者/ 李佳楠‍‍编辑/ 石爱华‍‍‍乐高富和行动不便的妻子胡金花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今年1月，因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获悉，9月10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判决认为，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图为林生斌资料图，他于2022年起诉刘信达刘信达上诉：涉及公共事件，系正当舆论监督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刘信达上诉时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刘信达已向林生斌公开道歉9月10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当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判决认为，经审查，首先，在案证据显示刘信达在未经授权、未征得林生斌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使用林生斌的身份信息，采取冒用他人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获取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期间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信息，故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其次，在案证据还显示，刘信达将上述信息发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供不特定人对林生斌进行讨论、评价，即便林生斌为公众人物，其个人行程信息亦不当然具有公众利益属性，公民的行踪信息隐含着私生活秘密，且刘信达公开的行程信息的时间段远超热点事件关注的时间段，故刘信达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刘信达的行为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并无不当。法院判决认为，关于刘信达所提出行信息既是涉及林生斌是否涉嫌重大犯罪的证据，也是重要的刑事侦查线索的上诉意见，鉴于有权机关已就刑事犯罪事实作出相应认定，且上述意见不是刘信达获取并公开林生斌个人信息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对刘信达所提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0日晚，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尽管不认同二审判决结果，但出于对法院生效判决的尊重，他已在微博上向林生斌作出公开道歉。红星新闻记者看到，9月10日晚10点43分，刘信达在其粉丝超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该道歉声明。声明中，刘信达再次强调，自己是出于对法院判决的尊重，不得已公开道歉。延伸阅读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 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均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近日，刘信达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法院通知其于5月6日就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进行谈话。查询林生斌航旅记录后刘信达微博发布与航司通话录音2021年11月19日上午，刘信达在其粉丝数过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消息称：“刘信达给所有的航空公司打过电话，包括东航、国航、南航等，2017年6月22日当天以及前几天，都没有查到林生斌乘坐飞机的记录，也就是说，纵火案发生期间，林生斌说他自己在广州出差完全是撒谎。”当天晚上，刘信达再次发布微博称，“东航没有查到林生斌2017年6月份的飞行记录”，并附上了一段他与东航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录音，时长为11分52秒。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向东航工作人员表示“我查一下2017年6月份林生斌的飞行记录”，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回复“2017年6月份没有记录”后，刘信达继续查询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的飞行记录，对方回复了上述时间段的行程信息。很快，网友发现该条附有录音的微博已不可见。次日上午，刘信达发微博称，自己并没有删除东航录音，只是暂时将录音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红星新闻获取的司法材料载明，刘信达与东航工作人员更早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表示“还有几个朋友要一起查一下”，称是为了查飞行里程积分情况，报出林生斌姓名、身份证号码，并报了多个地址以进行身份核验。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他当时把与东航的通话录音公开发到网上，是要“揭穿林生斌的谎言”。同时他也实名向司法机关举报了相关情况。图为刘信达资料图，他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2021年8月，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经依法侦查，未发现林生斌参与策划、实施“蓝色钱江放火案”的事实。林生斌起诉：刘信达、微博平台运营公司为共同被告2022年5月，林生斌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微梦公司”）告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林生斌申请追加刘信达为共同被告，撤回了对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林生斌诉称，刘信达在微博平台发布由其非法获取的、包含原告重要行程信息的录音文件，涉嫌严重侵害原告的隐私权，请求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林生斌同时诉称，微梦公司理应根据平台自身的特点，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信息在平台上传播，但在本案中，其未尽到作为超级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义务，理应就原告损失结果的扩大承担连带责任。刘信达辩称，“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他作为持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的作家，有采访权，有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其微博账号中关于采访东航的文案录音在发布30分钟后即设为“仅自己可见”，不存在影响、引流等情况。图为林生斌一家旧照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言论系以往飞行记录，虽与即将出行的航班行程信息相较，据此探知并侵扰他人私密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但根据现有证据可见，上述行程信息为原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生活活动，能反映原告个人的私人生活轨迹，属于私密信息。原告对上述信息享有隐私权，相关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法院认为，虽被告抗辩其为实施作家采访权，但其与东方航空公司沟通时，并未表明其作家身份或出示相关证件，而是通过未经授权获取的原告身份信息，冒用原告朋友身份，虚构查询行程积分的方式，从东方航空公司获悉。该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等合法来源，据此可见被告公开发布涉案信息时明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正常合法渠道。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虽抗辩其为对公共事件行使采访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明知涉案信息并非合法来源、且远超过公共事件所涉范围的情况下，在公开网络上发布原告私密信息，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综合种种因素，涉案侵权信息尚未达到微梦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对于原告主张微梦公司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在相应网络平台上使用发布侵权内容的账号向林生斌赔礼道歉，并置顶持续不少于72小时，消除影响；赔偿林生斌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维权费用30000元。刘信达上诉：向法院申请传唤林生斌出庭一审宣判后，刘信达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他认为，其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刘信达在上诉状中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针对一审判决指出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刘信达上诉时称，“如果不用真实身份采访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媒体记者为了得到事情的真相，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进行暗访都是侵犯个人隐私权了？如果我用真实身份去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肯定什么也了解不到。”近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他已向法院申请二审时传唤被上诉人林生斌出庭。“本案是林生斌认为上诉人侵犯其隐私权引起的，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双方必须都要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才能更好查清本案的事实，而不能完全依靠代理人的陈述。”4月25日，红星新闻尝试联系林生斌了解这起民事案件相关情况，电话未能接通。同日，红星新闻联系到林生斌的代理律师，对于二审开庭时林生斌是否会出庭，对方未作回应。该律师同时表示，案件目前还在二审中，具体信息不便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