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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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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自己和同事19日晚途经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时,公路路面突然出现大量积水,深度几乎超过大半个车轮,最深处甚至没过了引擎盖。由于公路积水加上能见度太低,他们将车开到一个小土坡上,等水位降低才安全离开。21日,事件亲历者蒋先生(化名)告诉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他是第一次遇到沙漠洪水这样的情况,一度“感觉要出事儿”。阿拉善左旗多家酒店证实,19日傍晚当地的确下了暴雨,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情况,不过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出发时天气不错(上图)返回时路面出现洪水(下图)。 受访者供图蒋先生表示,19日当天,他和同事从北京前往阿拉善出差,工作地点在沙漠中,“我们雇了一辆车和司机,选了一条小路出发,不是国道,路基高度和两侧的沙漠基本持平。傍晚时,发现沙漠里下雨了,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在副驾睡了一会儿。睡醒后吓一跳:车前面路上全是水,以为开到河里了。”视频显示,路面出现大量积水,流速较快。“一开始以为只是小雨,后来马路上的积水越来越多,比半个轮胎还高,我们不小心开进一个小坑,水淹过了引擎盖,空调出风口也开始往外喷水。当时是晚上11点左右,这条路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见,有点吓人。我们觉得不能继续往前开了,于是找到一块地势较高的小土坡,将车停了上去。我们在小土坡歇了一个小时左右,看到对面车道有车过来,于是和司机师傅商量决定重新出发。当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零时三十分左右,后来又开了一个小时,终于将车开回了酒店。我们下车后发现,车头全是各种树枝树叶,保险杠的漆都被刮掉了不少。”回到酒店后,蒋先生发现所坐的车前保险杠全是树枝杂物。 受访者供图蒋先生表示,当时心里确实有些害怕。“我是第一次来阿拉善,没想到沙漠里也会发洪水,水没过引擎盖时,我都感觉要出事儿了,视频也不敢拍了。”他表示,当时自己身穿短衣短裤,结果当地晚上气温只有10度左右。“特别冷,如果车熄火不能开或者被冲走的话,可能面临失温的危险。”蒋先生给记者发来的位置显示,事发时他们距离阿拉善左旗城区还有15公里左右。沙漠里哪里来那么多水?他们判断可能是贺兰山山洪。蒋先生告诉记者,司机是当地人,他立即通过电话咨询了他的亲朋好友,得知当地不少车辆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城区也因为暴雨多处出现了积水。“他说,城区距离贺兰山很近,水很可能是从山上冲下来的。”记者搜索发现,阿拉善盟气象台19日晚19时25分曾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贺兰山沿山出现大雨,降水量为22.0~37.8毫米,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同一天,相关部门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贺兰山沿山地区有一定山洪灾害风险。19日,当地曾发布山洪预警。 阿拉善盟水务局和气象局官网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当天不少在阿拉善左旗的游客都有着类似经历。一名网友表示,当时在沙漠中遇到的一条路,因为路面有很多水的缘故,看起来就像一条大河。“在下着暴雨的沙漠里,雨水和沙子一望无边,真感觉自己回不去了。”21日,记者联系了多家位于阿拉善左旗的酒店。酒店工作人员证实,19日当天的确一直在下雨,导致城区和公路多处出现积水的情况,但最近两天已经转晴,水也退了下去,可以正常前来游玩。上游新闻记者 金鑫

据广东省纪委监委9月22日消息:广东省东莞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钟淦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钟淦泉简历照报道显示,今年8月4日,钟淦泉参加了公开活动。公开信息显示,钟淦泉,男,汉族,1954年6月出生,1975年9月参加工作,广东东莞人,大专学历,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东莞市工作,曾任虎门镇镇长、党委书记,东莞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等职。2009年起,钟淦泉转任政协,任东莞市政协常委、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正处级);2011年至2016年,任东莞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市委统战部部长。2016年2月25日,政协第十二届东莞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由于年龄原因,钟淦泉不再担任市政协副主席职务。纵览新闻注意到,8月21日,曾任东莞市政协主席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落马”。71岁的李毓全,出生于1953年10月,长期在东莞工作,曾任东莞市副市长,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等职。2006年,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2012年转任东莞市政协主席至2016年卸任。相关新闻东莞原市长退休8年被查 原市委书记出入会所搞权色交易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被查。8月21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广东省东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毓全今年71岁,东莞市长安人,在职大专学历,在东莞工作长达四十余年,担任过东莞市副市长,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2016年,由于年龄原因,李毓全不再担任东莞市政协主席职务。八年后,李毓全被查。李毓全主持会议画面在东莞工作四十余年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因地处广州之东,盛产莞草而得名。截至2023年,东莞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城镇化率超过92%。东莞是李毓全的家乡,他在此地工作四十余年。李毓全生于1953年,19岁(1972年)成为东莞县长安公社文化站站长,之后担任过长安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长安公社团委书记等职。撤社改区后,1983年,30岁的李毓全任东莞县长安区区长。后来,东莞县改设市(县级市),长安区改为长安镇,1988年东莞市(县级)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李毓全担任过东莞市长安镇党委书记,1994年(41岁)任东莞市副市长,成为副厅级干部。从1994年至2016年,22年时间,李毓全历任东莞市副市长、长安镇党委书记,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其中,2006年4月至2011年10月,李毓全担任东莞市市长五年半;2012年1月至2016年2月任东莞市政协主席。担任东莞市市长期间,李毓全曾对媒体表示,“对东莞市非常自豪”。他当时说,“我是东莞长安人,自然对东莞这个城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李毓全当时还提到,对于东莞,“有一些人讲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是在所难免,但没有那么夸张”。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东莞市委书记是刘志庚(2006年3月至2011年11月),两人在东莞市搭档超过五年时间。两人在东莞任职期间,东莞的娱乐行业曾引发诸多关注。彼时,刘志庚曾表示,“‘扫黄’工作要高调抓,决不能给外界以‘黄色地带’的印象。同时,扫黄不能矫枉过正,各镇要把握好度。(镇街)不要太过分,不要扫荡式每家都去查。”李毓全曾表示,要高调去抓“黄赌毒”。他说,东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很重视娱乐场所的管理,“虽然给人的印象好像娱乐业特别多,管理特别开放,其实都是错觉”。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离任东莞市委书记后,刘志庚任广东省副省长,2016年任上被查。通报提到,刘志庚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搞权色交易,干预和插手土地用途调整。2017年5月,刘志庚一审获刑无期,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查明,刘志庚利用担任东莞市市长、东莞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股权收购、土地置换、银行贷款等事项上谋利,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800多万元。刘志庚主持会议画面前下属近期多人被查在李毓全被查前,前下属多人被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显示,今年1月,东莞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甄瑞潮被查;2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罗军文主动投案。今年3月以来,东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何绍田,东莞市清溪镇党委书记叶锦锐,东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晓勤,东莞市谢岗镇党委书记叶可阳,东莞市委副秘书长邓惠林,东莞市樟木头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罗伟伦,东莞市沙田镇党委书记贾贵斌,东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黎雪琴,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川,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方灿芬,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行中等多人被查。政府官网显示,作为地级市,东莞市直接管辖街道、镇,截至2022年,东莞全市下设4个街道、28个镇。李毓全与上述被查人员多有交集。其中,李毓全任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时,甄瑞潮任东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两人存在多年工作交集。2017年6月,甄瑞潮退休。退休六年多后,今年1月,甄瑞潮被查,7月他被开除党籍。通报指,甄瑞潮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罗军文长期在东莞市工作,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罗军文历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东莞市寮步镇镇长、东莞市长安镇镇长等职,两人当时是上下级关系。今年6月,罗军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罗军文亦官亦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取巨额收益。同月,检察机关对罗军文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罗军文利用担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寮步镇镇长、长安镇镇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承揽开发、工程款结算拨付、土地收储置换、财政资金揽储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何绍田、罗伟伦、方灿芬等人,亦曾是李毓全的直接下属。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何绍田担任过寮步镇党委书记、镇长,罗伟伦担任过东莞市樟木头镇镇长,方灿芬担任过东莞市塘厦镇镇长。其中,相关通报显示,何绍田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弃守辖区环境污染监管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官商勾连,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房地产开发、土地转让等方面谋利。

▲民警执法现场红星新闻记者丨周炜皓 主编丨蓝婧编辑丨张寻 责编丨邓旆光今年9月,红星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线索,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违法私自宰杀生猪的地下产业。9月19日、20日白天到夜间,记者暗访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十八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市民称这些生猪仅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发现,今年年初,普宁市曾对类似窝点做出过三起行政处罚。据权威信源透露,普宁生猪非法屠宰链条上游的江西省赣州市,已经成立工作组,针对这一问题开展调查。黑窝点藏在居民楼下环境恶劣,猪肉随地乱丢9月19日,在当地居民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暗中探查了多个分布在普宁市高埕村、麒麟镇、洪阳镇周边的疑似生猪屠宰窝点。这些窝点有的藏在树林里,有的则以空置猪圈为掩护,还有的就设置在居民楼下。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之前还看到过一处窝点藏在一间庙里。白天,大多窝点都大门紧闭,只是在附近能发现用于运载生猪的车辆、设备。据当地居民回忆,2月、3月普宁市曾打击过几间非法屠宰生猪的窝点,9月江西省赣州市曾与本地农业农村局合作拦截过一批生猪,这之后不少非法屠宰、转运的窝点都疑似已经转移。记者来到高埕村,这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处窝点,位于一栋贴着红砖的楼房下方,前后都装有摄像头。记者假装路过时发现铁门内有人正在擦洗生猪,里面还有明显的猪叫声,通过后墙的窗子,可以清楚看到三头被关着的生猪。9月19日半夜23:30到次日凌晨,记者在高埕村外进行蹲守,凌晨3:40分左右,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来到这间小院,打开院门,进行烧水等准备。之后半小时内,又接连有五辆摩托车驶入小院所在的巷道中。作为向导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窝点通常会在杀猪时打开音响掩盖猪叫声,也有非法屠宰点会用电击等方法让猪猝死,避免被发现。确认窝点情况后,红星新闻记者与普宁市公安机关进行联络。已开始宰杀时,记者带民警进入,突击了这处窝点,窝点内有四名男子正在处理刚刚杀好的猪。▲非法屠宰窝点内的生猪制品记者看到,这些男子穿着雨鞋,踩过屋外的泥巴路,又直接踩进屋里,屋里遍地血腥,地上污水横流,宰杀后的猪内脏、猪头等产品就在他们脚边。见到民警进来,男子们仍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持刀继续分解猪肉,一名老板模样的女性上前,跟民警辩解称这些猪都是“自己养的”。▲非法屠宰窝点涉案人员整个窝点非常逼仄,包括一间三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四个用水泥、木板分隔的猪圈,以及工人们进行操作的屠宰区。连上已经宰杀分解的两头猪在内,当晚在该处窝点共发现18头生猪。当地居民介绍称,按照市价,这些猪的货值估计在3万元以上,这些只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红星新闻记者离开前,民警已将该窝点6名涉案人员控制,固定证据,等待当地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来到现场共同调查。知情人称70块钱杀一头,“检疫许可”明码标价只要25元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非法私自屠宰,最主要的隐患在于检疫。按照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正常情况下,定点屠宰场应配备驻场的官方兽医,从生猪进场到最后屠宰结束,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兽医监督下进行。而在地下非法屠宰窝点内,对检疫则毫无要求。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公安了解到,9月20日查封的这处窝点内,当晚6名涉案人员中,三名是来购买猪肉的摊贩,剩下三名则是宰杀人员,其中没有兽医。另外,与民警一起在该窝点内取证时,记者也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检疫设备。通过特殊渠道,记者联系上一名曾委托这类窝点宰杀生猪的当事人。据其回忆,在整个宰杀过程中,没有人检查过猪耳标、检票证等。根据当时的单据显示,2024年7月2日,他以59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头生猪,屠宰收费共140元,为这两头生猪制作‘检疫许可’的价格为50元,“每头猪宰杀费用是70元,如果没有检票证就再加25元”。▲某非法屠宰窝点的收费明细 受访者供图据了解,广东省各地生猪屠宰定点企业,服务费收取标准都由政府统一制定。在周边城市梅州市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的说明》中,2016年,揭阳市的生猪屠宰服务费为40元/头。普宁市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价格上,非法屠宰与定点屠宰应该差距不大,但整个普宁市仅有8间定点屠宰机构,且定点屠宰机构对猪肉检疫、来源等都有更高要求,私自非法屠宰则可不受监管。疑似转运窝点附近货车来自多个省份一地已开始调查非法屠宰链条宰杀,只是这条灰产链的其中一环。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些通过非法屠宰窝点流出的猪肉,有些被直接拉到当地摊位上进行售卖,有些则流向批发市场。在陪同民警查封高埕村的窝点后,记者又前往洪阳镇附近,在一处疑似存在非法宰杀窝点的路口附近蹲守。9月20日凌晨5时左右,有三辆运载着已屠宰过的生猪的摩托车出现,记者紧跟其后,直到在一个分岔路口处失去线索。其中两辆摩托车,驶向了洪阳镇屠宰场周边的批发市场及档口所在方向。▲普宁市街头运载生猪的车辆在普宁市实地走访期间,记者多次在街头看到运载大量生猪的货车,其中一些驶往了当地居民口中与非法屠宰有关联的“中转站”。9月20日9时许,记者前往位于普宁市麒麟镇的疑似生猪转运窝点附近,看到一辆运满生猪的小型货车驶离该窝点大门。不久后,又有一辆运满黑猪的大货车在该窝点不远处过磅。由于引起了该窝点人员的警觉,记者不得不离开。▲高速入口附近停着的卡车当地居民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入口附近有一个大型生猪运输中转站,附近还分布有小型窝点、洗车场等。记者前往调查后发现,这处小型窝点疑似还在使用,有工作人员出入其中,小型窝点前方不远处的洗车场,停靠着三辆大型货车正在清洗。出入、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赣州市权威信源透露,截至目前,该市已由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三支工作组,针对来往于赣州、普宁之间的生猪运输及可能存在的非法屠宰等问题展开调查,据悉,近期赣州市已对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整顿,加强养殖户教育,抓好队伍的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上述消息人士强调,要斩断这一涉及多个省份的生猪运输、非法宰杀链条,需要多地共同合作,并对合法合规的生猪交易机制做出完善调整,“渠道不通畅就会催生黑作坊。”——④——当地人称黑作坊两三年前已存在非法屠宰猪肉流向正在调查当地居民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据其所知,普宁市的非法生猪屠宰问题已经持续两三年,在普宁市多个镇、村都有这类窝点。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3月,普宁市就曾对三起生猪非法屠宰事件作出过行政处罚。据“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2024年2月8日,普宁市燎原街道办事处对巫某某作出行政处罚,罚款6.5万元;2024年2月28日,普宁市大坝镇人民政府对韦某某罚款5.1万元;2024年3月6日,普宁市梅塘镇人民政府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上述三个行政处罚中,除巫某某案处罚原因为“专项检查”外,陈某某、韦某某案的处罚原因都是违反处罚依据都是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三起案例的处罚依据都是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9月20日晚间,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方面了解到,针对当天凌晨查封的窝点,公安系统正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进一步调查,计划对涉案三名非法屠宰窝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这些在普宁市周边进行非法屠宰的生猪去向,截至发稿前仍在调查中。-End-

据观察者网报道,美菲再次改口称拒绝撤走中程导弹,还有菲高官扬言要让中国“夜不能寐”,面对这种挑衅行为,中方果断进行了反制。数月前,美菲勾连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了菲律宾境内,表面给出的理由是要举行联合演习,实际上摆明了就是要威胁我国的安全。在中方多次严厉谴责后,菲方不情不愿的给出了一个时间表,称9月这些武器就会从菲律宾撤走,眼看着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一位菲律宾高级官员跳出来说,其实美国根本没有马上撤出在菲律宾部署的中程导弹系统的打算。【美军中导系统】这位高官还说,保留中导有助于“威慑中国”,如果系统要被撤走,也是因为“目标”已经达成,等到维修或建造工作完成后,还可能会重新引入,很显然,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固态度。菲律宾军方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找借口称美菲第二阶段的“盾牌-2024”联合军事演习还在进行,中导系统的驻留时间将由美国太平洋陆军决定。美菲之所以再三找借口拒绝撤走中导,是因为对这种武器的威胁能力十分有信心,该武器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基于车载巡航导弹发射系统,能发射射程为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至少在菲律宾看来,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灵活机动的“杀手锏”。【美菲军演】对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比如菲律宾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就指出,菲律宾不应该允许外国军队部署导弹系统,因为这些系统的控制权在外国手中,一旦开战,菲律宾将成为战场。再比如在野左翼政党的议员也警告,现任总统马科斯的外交政策已把世界推向“核军备竞赛的边缘”。与之相比,中方的态度就要更加坚决、明确,中方曾严厉谴责,称美国在菲部署中导是极具冷战色彩的战略性、进攻性武器,是开历史倒车。而菲律宾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严重背离作为东盟国家的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东盟宪章》精神,严重破坏《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原则,最后中方警告道:“引狼入室”定将反噬自身。中方的警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就在美菲出尔反尔的同时,在西太平洋上史无前例的一幕出现了:解放军的三艘航母全部出航。【解放军航母出航】据公开消息显示,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舰队进入了日本毗邻海域随后进入太平洋,山东舰也离开港口出现在海面,福建舰则是开启了第四轮海试。我们的3艘航母同时出航不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是为了维护我国周边局势的稳定,美菲试图通过中导系统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威慑”,只会让局势更加紧张,希望美菲立即停止危险行径,不要让我们的善意被白白浪费,也不要怀疑我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泽连斯基下达了新命令,让本就不乐观的乌克兰国内局势“雪上加霜”,迫使年轻人大量逃往国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一份得到了2万5千人同意的请愿书将提交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审议。这份请愿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乌克兰政府将征兵的年龄上限从60岁降低至50岁,以改变国内的经济状况。【平民逃离战场】自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住房、基础设施、工商业等多方面的损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突破6000亿美元。此外,乌克兰作为农业大国,战争导致农田无法耕种,不仅影响粮食生产和出口,还会波及全球粮食安全,再加上国内的交通网络、教育和医疗机构遭受重创,影响了基本服务和经济活动,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人口外逃现象。这还没完,根据之前的公开信息,乌克兰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甚至连发放公务员工资都要依赖国际援助。更严重的是,哪怕战争立刻停止,乌方预计需要7000多亿美元的投入才能重建乌克兰,而看不到任何战争结束的迹象,也让乌克兰经济增长的前景十分不明朗。【乌克兰民众抗议游行】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乌克兰强行征兵,尤其是在面临紧急国家安全威胁或冲突加剧的情况下,虽然能够迅速增强军事力量,但也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征召大量平民,会极大程度的增加民众的心理压力和不安情绪,再加上大规模征兵减少了劳动力供应,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次乌克兰的征兵行动中,大量征召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多个行业出现人力资源短缺,影响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更何况这种强行征调的行为就仿佛是“饮鸩止渴”一般,只能在短期缓解兵源短缺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乌军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问题。据乌克兰政府高层表示,一些地方上的征兵中心会为了完成任务,招募很多根本不符合要求的人。这些被强行召集的新兵本身作战意志就不算坚定,再加上训练时间被严重压缩,新兵缺乏足够的军事技能和战术知识,甚至还会反过来影响军队的整体作战效率和战斗力。【乌克兰士兵】此外,大规模的征兵还骤然增加了乌军的后勤负担,包括但不限于住宿、装备、医疗和食品供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所有人员得到有效供给和妥善照顾成为乌军要面临的新挑战。以上的种种原因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乌克兰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往国外,此前由英国媒体报道称,早在强加征兵前,已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民众逃往国外。就在民众请求降低征兵年龄上限的请愿书递交的同时,一辆载有应征入伍的乌克兰人的卡车在逃跑时被拦截,而这只不过是乌克兰逃亡者的一个缩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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