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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路透社9月17日报道称，受俄乌冲突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遏华战略理念发生转变，美国正大量囤积低成本反舰武器，以加强“印太地区”美军力量，威慑中国。按照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弹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说法，乌克兰危机促使美国在军事策略上更注重成本效益。该业内人士将这种理念称为“可负担的大规模”（affordable mass），即储备大量相对廉价、易于制造的武器，以应对“威胁”。报道称，美国已加紧测试其“快速击沉”（QUICKSINK）武器，这是一种价格低廉、可大批量生产的制导炸弹，配备了低成本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制导组件和可跟踪移动物体的导引头。上个月，美国空军在墨西哥湾使用B-2隐形轰炸机测试这种炸弹，击沉了一艘退役货船。挂载在美军战机下的GBU-31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美国空军这种制导炸弹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导引头则来自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据悉还在研发当中。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快速击沉”可以与成千上万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尾翼套件一起使用，这种系统可以由美国或盟国战机投掷，以低廉的价格将900公斤的“哑弹”变成制导武器。报道援引专家说法称，尽管中国在反舰导弹的数量上仍有很大优势，在“印太地区”还可以进行本土部署，但美国若提高“快速击沉”产量将缩小这一差距。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高管则称，美军印太司令部多年来一直计划囤积数以千计的“快速击沉”武器。该高管宣称，只要有足够多的“可负担的大规模”武器瞄准中国军舰，中国的舰船防御系统就会受到重击。报道称，按照设想，美军会利用远程反舰导弹或“标准-6”（SM- 6）舰载防空导弹打击中国军舰和雷达，然后用“快速击沉”等便宜武器加以轰炸。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2日结束的“环太平洋2024”演习中，美军也将“击沉”演习作为重头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时称，美军在这次演习中所展示出的强大对舰攻击力是向中国释放的明显信号。不过，有中国专家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军大肆吹嘘的“快速击沉”战术，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卫星制导炸弹上进行了改装，自身没有动力装置，只能滑翔飞行，不但机动能力有限，而且没有隐形能力，很容易被现代化的舰队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从性能上看，这种改装版制导炸弹的突防能力远不如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唯一值得一提的优点就在于便宜。此前，美国空军也曾规划用B-1B轰炸机携带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攻击对手渡海舰队，但五角大楼后续发现，美军库存的远程反舰导弹数量远远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因此用B-2投放改装版GBU-31制导炸弹，只能算上述计划的缩水版本，是美军在先进反舰导弹产能不足情况下的应急举措。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美国拟援乌隐形巡航导弹 美军先急了：中美冲突怎么办是继续支持乌克兰获得对抗俄罗斯的关键装备，还是全力保证美军为“大国竞争”时代而准备的武器库存？这成为了摆在五角大楼面前的两难选择。图为美媒报道截图路透社3日透露，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接近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向乌方提供射程深入俄罗斯境内的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这种隐形巡航导弹也是当前美国所能提供的最强大远程武器之一，但问题在于，这也是美军为“中美冲突”而准备的最重要武器之一，由于库存有限，当前美军正在拼命生产并努力囤积……其实熟悉美军动态的网友们对于JASSM导弹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它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美军新一代空射巡航导弹，目前已有多种型号，包括早期的AGM-158A（射程约370公里），AGM-158B“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ER，射程约900公里），以及反舰型号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LRASM）。它们主要用来从对手的防空区外远距离精确打击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最大特征是高度隐形化和智能化，能够根据各平台获得的战场情报自主规划飞行轨迹，躲避对手的防空拦截。对于乌克兰来说，美国愿意提供JASSM导弹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当前乌克兰想要突袭俄罗斯纵深地区，仅能依靠远程自杀无人机或者用少量的苏-24战斗轰炸机发射英国和法国提供的“风暴阴影”/SCALP-EG空射巡航导弹。但前者的威力非常有限，而且突防能力堪忧；后者的性能不错，曾给俄黑海舰队造成惨重损失，但英法能够提供的导弹数量实在有限——英国和法国总共也就生产了数百枚，远远无法满足俄乌冲突的战争消耗。投掷JASSM导弹的F-16战斗机（资料图）而JASSM导弹可以由F-16战斗机携带，其射程比乌克兰现有的大多数同类导弹都要远，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将军队的集结地和补给站推后数百公里。这将严重削弱俄罗斯维持进攻行动的能力，并可能为乌克兰提供战略优势。如果从乌克兰与俄罗斯北部边境附近的地点发射这款导弹，可以打击远至俄罗斯沃罗涅日和布良斯克的军事设施；如果在南部前线附近发射这款导弹，则可以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同时五角大楼的相关报告显示，五角大楼此前已采购了超过2000枚AGM-158A，如果算上其增程型和衍生型号，美军计划装备超过1.2万枚该系列导弹。这也意味着乌克兰空军理论上将有充足的远程精确弹药储备。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JASSM导弹，意味着美国有意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问题上再度松绑。目前美国政府尚未允许乌克兰使用先进的防区外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即使是“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等不太先进的武器，也只被批准乌军从本国境内“越境反击”。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日警告称，“美方已经越过他们为自己设的界限”。落入俄军手中的“风暴阴影”导弹残骸（资料图）但乌克兰高兴了，美军的担忧跟着就上来了。首先是乌军在使用JASSM导弹空袭俄罗斯境内目标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导弹残骸甚至完整导弹落入俄军手中的情况，俄罗斯将有机会仔细研究这种美军主力巡航导弹的性能和特征——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多枚“风暴阴影”导弹残骸就是这么落入俄军手里的。“动力”网站担心，一旦JASSM导弹的性能被对手摸透，将破坏美军使用该导弹应对“大国竞争”的准备工作。最麻烦的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智库设想的未来中美冲突中，JASSM是“绝对关键的防区外打击武器”。例如美国空军曾吹嘘，只要5架B-1B轰炸机挂载180枚LRASM导弹向中国航母编队发动攻击，“即使中国舰队成功击落了95%的导弹，剩余的9枚导弹也能将航母变成燃烧的残骸”。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与中俄等同级别对手爆发高强度冲突，美军库存的约6500枚JASSM系列远程导弹，最多在8.5天内就会消耗殆尽但美国空军智库米歇尔航天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与中俄等同级别对手爆发高强度冲突，美军库存的约6500枚JASSM系列远程导弹，“最多在8.5天内就会消耗殆尽”。为解决这个困境，美军不但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式加速该导弹的生产，而且还严格限制相关使用，以尽快增加相关库存。因此“动力”网站非常担心，如果美军向乌克兰提供太多JASSM导弹，如果爆发大规模中美冲突，美军又怎么办呢？

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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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

（原标题：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致9死约2800伤 黎真主党誓言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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