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从盐田变粮田，从能打粮到创高产，从粮食满仓到虾蟹满塘，一片盐碱地，三次大升级，折射出我国粮食安全不断向更高层次跃升的稳健步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264亿斤增加到2023年的13908亿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更是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看人均，2023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9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看品质，截至2023年，全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登记总数达到7.5万个。

　　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有了响亮的答案——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从盐碱滩到米粮川——

　　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东营市河口区地处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曾多达69.72万亩。“常年白花花一片，除了稀稀拉拉的碱蓬，啥也不长。向盐碱地要效益，乡亲们劲头十足。”老鸦村村民刘兆山说。

　　盐碱地也是潜在粮仓。政策给力，项目跟进，当地大力实施荒碱地开发，探索改土治碱：在地下布设精密的“排盐管网”洗盐和控盐；改善灌溉条件，深耕加深松，增施有机肥，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地还是那片地，但盐碱滩变成了米粮川。

　　“真是想不到！一亩地一季就能收上千斤，盐碱地上的粮食产量已追平大田种植。”刘兆山笑了。

　　不只是老鸦村。在东营，全市盐碱耕地占比由建市之初的80%降至60%。近10年，近百万亩盐碱地改造成高标准农田。2023年，全市粮食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长”。

　　在全国，协同推进盐碱地治理和综合利用，盐碱地面积不断减少，重度盐碱地面积比例逐年降低。黑龙江松嫩平原、河北沿海滩涂、内蒙古河套平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作用。

　　粮食安全的根基在耕地。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从中央到地方，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护耕地资源。变化实实在在，我国耕地持续快速减少的态势得到初步遏制。据统计，2021年至2023年，全国耕地总量连续三年实现净增加，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重要保障。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耕地质量总体进入持续改善、稳中有升阶段，粮食生产条件明显增强，粮食安全基础更加坚实。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以上；全国耕地平均等级达到了4.76，比2014年提高了0.35个等级。

　　藏粮于地，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实落细，粮食安全基础日益全方位夯实。

　　从能打粮到高产田——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511.88公斤！今年夏收，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生产村传来喜讯：平均盐碱度3.3‰的盐碱地里，耐盐碱品种“济麦60”示范田亩产突破千斤，打破中度盐碱地小麦高产纪录。

　　329公斤！2022年10月，东营市河口区河口街道盐碱地示范田内响起欢呼：蛋白脂肪双高大豆品种“齐黄34”，又创下单产新纪录。

　　茫茫黄河口，一粒粒耐盐碱良种破土而出，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在这里落地生根。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挂牌运行，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来到这里，200多项科技成果为粮食生产添动力；田里用上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机，智能设备代替了肩挑背扛；土壤里的盐分、水分、养分等数据经过传感器实时传到控制中心；推广有机培肥、间作套作、小黑麦—甜高粱轮作、燕麦—甜高粱轮作等种植模式……

　　“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科技。”种粮大户张学珍感慨。2023年，东营市粮食总产量30.38亿斤，较建市初增加了21.5亿斤。“齐黄34”已在全国累计种植推广超过4000万亩。东营的这片盐碱地变成了科技示范田、稳产高产田。

　　盐碱地变高产田，见证了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长足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科技事业加快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23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3.2%，比2012年提升8.7个百分点，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跨入世界第一方阵。

　　看种子——牢牢攥紧当家品种，加快选育特色品种，多年来我国农作物品种先后经历了6到8次更新换代。如今，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45%以上。

　　看装备——总量持续增长、作业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如今，我国农机装备总量接近2亿台（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74%，农机作业面积超过73亿亩次。

　　藏粮于技，一个个新品种、一项项新技术落户田野，粮食安全支撑保障能力更强。

　　从单打一到多元化——

　　粮食安全向更高层次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走进东营市三角洲养殖繁育有限公司，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车间里，工人正在饲养对虾；垦利区大闸蟹产业园里，蟹农们熟练地将大闸蟹绑扎、上码、装盒……

　　“中低盐碱度区域可以种粮，而我们这里盐碱度高的区域，可作为天然的‘海水鱼塘’。”三角洲养殖繁育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龙介绍，“我们把露天池塘变成温度可控的车间，装上暖气和增氧机，全年能生产160万斤对虾，产出的虾当天就能送上北京、上海市民的餐桌。”

　　在东营，随着改造不断升级，盐碱地不只变身米粮仓，也变成饲草种植地、鱼虾养殖场，生产出富硒盐碱米、南美白对虾、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滩羊等产品。

　　盐碱地上从单一产品到多元产业，见证了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更加稳定安全，保障能力向更高层次跃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我国农业生产实现了由“以种植业为主、以粮为纲”的高度单一结构向“农林牧渔全面、多元、协调发展”的历史转变，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

　　肉蛋奶产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农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粮食企业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从“满足量”到“提升质”，“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稳当当。

　　建设农业强国，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稳，成色更足。

李建铭（记者 钟佩桦）09月19日,�

李建铭（记者 陈均莲）09月19日,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编辑丨李岩9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其中，百色市副市长方志高，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副厅级领导职务。公开资料显示，方志高出生于1968年1月，壮族，籍贯广西百色，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方志高拟任新职方志高曾任田阳县坡洪镇镇长、县政府办主任，乐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百色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办公室副主任，百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等职，2016年5月任乐业县委书记。据新华社报道，乐业县因境内著名的大石围天坑，被称为“世界天坑之都”。2020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乐业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6月29日，方志高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据《农民日报》报道，回顾摘帽过程，方志高感慨： “全是石旮旯，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 ”乐业县为了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收入达标等脱贫标准，逐户逐项研判，逐户研究解决短板问题、逐户紧盯跟踪落实，做到硬仗硬打、硬账硬结。2021年10月，方志高当选百色市副市长，负责民政、农业农村、退役军人事务、深圳百色对口帮扶协作等方面工作。至此番拟任新职。据官网介绍，百色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南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359.5公里。全市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辖12个县（市、区）13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23万。百色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中国芒果之乡，更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