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亚布力企业家第二十届夏季年会”于8月30日-9月1日在广州市举行。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出席并演讲。 

　　朱征夫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法律应当为企业家提供更多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

　　他指出，企业家和普通公民一样，他们享受法律上的权利，也要承担法律上的义务。但是，他们又与普通的公民不同，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

　　朱征夫说，作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他们要对其他投资人、债权人的利益负责。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决策者，他们要对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负责，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负责，对员工的合法权益负责。作为生产和服务提供方的负责人，他们要对消费者负责，对合作方负责，对监管方负责，对社会负责等等。

　　“由于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多重性，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法律关系，他们比普通公民更加期待行为规则的明确性、稳定性，更加需要法律提供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朱征夫强调。

　　他说，法律，作为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和行为规则，它产生的过程是历史的借鉴与总结，先进文明成果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比起道德习惯和政策等其他行为规范，法律是更科学、更成熟的管理智慧，他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里开了绿灯，哪里画了红线？法律也同时告诉我们，遵守了法律规则就会受到国家的保护，违反了这些规则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朱征夫指出，这些规则的背后还有一些更加基本的法律原则。比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禁止即可为，未经审判不得认定有罪等等。“这些原则和规则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基本的行为遵循，也为企业家们提供了权利和义务的指引。

　　但他指出，有法律不等于就有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还要看法律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实施。

　　朱征夫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以及媒体上报道的极端事例让人们产生了疑惑——有些企业家长期遭到网暴，甚至被各种诽谤，个人和企业的形象均受到损害，却很难得到救济。个别地方政府搞逐利执法或者“以刑化债”，用刑事诉讼程序处理欠债的问题，不仅不符合诚信原则和契约精神，也影响了企业家对行为界限的担忧。

　　“如果没有违法也会被抓捕，那么企业家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呢？”，朱征夫问道。

　　“还有甚者，在网上，我们看到有的地方的侦查机关搞公开征集犯罪线索， 对企业主点名道姓向全社会发布公告、征集线索，这种做法的逻辑是成问题的”，朱征夫指出。

　　其一，既然是征集犯罪线索，那就先认定他有罪了。可是手上连证据都不够，认定他有罪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二，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于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说只有法院才有权认定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那么，侦查机关哪来的权利认定人家有罪？

　　其三，如果收集不到有用的证据，如何收场？当事人的名誉损失要不要补偿，如何补偿？

　　“这些虽然是个别事例，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权力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不仅给企业家的正当利益带来显而易见的伤害。关键还在于，它混淆了行为的界限，让企业家们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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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一圈走下来，杜仲将小区的所有情况尽数掌握，看了下时间，距离晚上七点的邀约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

黑子说得很是硬气，仿佛并不惧怕杜仲。

军方手法据说是一个高人给军方独创的，眼前这个老人竟然一样就能看出来，而且言语之中透露出他对这个手法的历史相当熟悉。

“我们比的是什么？”

这一夜，古慕儿辗转难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睡着的，因为，她的脑子里一会出现杜仲在背诵那密密麻麻很多条款时候的情景，一会又暗骂自己昨天夜里表现不够淡定，一会有对杜仲和她约法三章很气愤。朱征夫：有些企业家长期遭到网暴，个人和企业形象均受损害却很难得到救济见状，青年急忙迈步要跟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