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们的调教 -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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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往年热闹非凡的月饼市场却意外地遭遇了一股“寒流”。从商场到社区超市、酒店再到线上销售平台,今年的月饼季显得格外冷清。消费者购买热情减退,厂商和销售商纷纷感叹市场寒意逼人,传统的月饼销售旺季似乎提前进入了“冷静期”。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消费者购物行为的理性回归,也预示着月饼市场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调整。图为商场门口的哈根达斯和星巴克的月饼提货地,看上去有些冷清各渠道遇冷相比于往年热闹的月饼季,今年无论是消费者、厂商、酒店、零售商都感到今年的月饼季有点凉,特别是不少消费者感到,今年中秋月饼消费整体的氛围并不浓厚。临近中秋前夕,第一财经记者在北京北四环一家商场门口看到,这里是哈根达斯和星巴克的月饼提货地之一,但今年格外冷清,几乎看不出中秋节的氛围。往年中秋节哈根达斯都会早早搭起月饼兑换的棚子,商场门口也总是游荡着多个收月饼券的“黄牛”,但今年不但没有搭棚子,连三三两两的“黄牛”也不见了踪影。在部分永辉超市中,第一财经记者看到,超市和往年一样还是展出了3个月饼堆头,各种口味、无糖、低糖月饼,五花八门,但中午时分月饼堆头却少有人问津。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近期除了北京稻香村等品牌月饼还有少量批量销售外,大多数月饼品牌都是“零打碎敲”地卖上一两盒,生意不如往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卜蜂莲花超市,月饼销售也同样冷清。2023年中秋时节,这家超市曾产出了1个较大的月饼堆头,款式和数量都较丰富。而今年,距离中秋节还有5天,原本应该仍处于月饼销售高峰,但超市的食品区“C位”并没有月饼的身影。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架子上看见了月饼产品,且仅有3款杏花楼月饼产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不敢进太多月饼,怕卖不完导致囤货。节后估计还得降价清货。今年我们更多的堆头是茶叶、坚果、营养品等,中秋节买这些送礼的消费者也不少。”第一财经记者在实地走访以及与商家交流后了解到,今年月饼的销售比往年困难,不少超市卖场的月饼类商品(散装)与礼盒销售都比往年下滑。为了促销,不少商家都在加大打折力度,希望提前清仓。“我们今年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大促销,目的就是加速清仓。其实月饼的成本并不高,礼盒的市场价格一般会远高于成本,所以即便大促销依然会有利润,当然利润肯定会减少。但利润减少总比滞销好,所以我们提前大促销,就是为了加速周转和清仓,早点卖完对于生产厂商和零售商来说也是保住了基本盘。”一位在零售领域从业10多年的资深采购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面临相同尴尬的还有酒店。“我们每个人是有月饼销售指标的,但明显可以感觉到今年月饼销售困难,以前几千盒月饼还是比较有信心销售出去的,但今年就有点难。我们的策略就是降价,希望尽快完成销售。”一位酒店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有酒店业内消息称,为了尽快完成月饼销售指标,除了降价,甚至有酒店工作人员在给客人办理客房升级等业务时“搭售”月饼,但对客人称是套餐或者“月饼福利”,实则将月饼的费用打包在客房销售一起,以此加速月饼销售。今年8月15日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曾发布预测,今年由于中秋销售周期短,因此市场竞争更加集中、激烈,且由于今年消费理性回归,预计今年中秋节月饼产量在30万吨,销售额200亿元,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且今年的月饼市场平价和高端礼盒并重,主流价格集中在70元到220元之间,平价礼盒多在60元以下,特别是部分酒店、知名品牌推出了更小规格的月饼包装,价格也在百元左右。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也称,经过调查,今年500元以上天价月饼礼盒已基本退出常规市场,月饼过度包装的问题也得到遏制。有“黄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方面各大商场门口都加 大了对“黄牛”的打击,不愿意到门口冒险;另一方面今年月饼生意并不理想,也缺乏倒腾的兴趣。据上述“黄牛”透露,今年月饼券只收星巴克的,但价值258元的月饼券“黄牛”也只肯出到118元。还有“黄牛”对记者表示,今年月饼券没有往年值钱,去年二手价格可以卖到180元左右的品牌月饼券,今年只值125元左右。图为超市里售卖月饼的展台需求不足从记者走访的情况看,尽管今年月饼礼盒更接地气,但整体消费依然偏弱,而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需求的不足。“今年卖掉月饼和月饼券最多只有原计划的50%。”山东泰安一家星级酒店的业务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每年酒店都要推出中秋礼盒、月饼等产品,今年暑期做中秋销售计划的时候,酒店就已经考虑到月饼遇冷的可能性,但没想到销售情况如此不理想,而导致销售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今年企业团购、福利、走访的需求比往年要少。部分酒店业者表示,酒店的月饼礼盒大多是自制的,今年也根据销售情况而减少了一定量的生产,或者转制成点心类产品来吸引消费者。销售不佳主要还是因为今年整体购买减少,比如企业大客户对月饼礼盒的订购量明显减少。在北京经营月饼多年的批发商王勇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表示今年月饼的团购订单比往年减少了3到4成,往年旺季一天最多能卖20万到30万元的月饼,今年能卖个5万到6万元就算不错。广东省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陈元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今年月饼工厂的启动时间比往年晚了很多,至少晚了10天。“往年提前一个月工厂就启动生产线,今年提前20天才启动。”今年不仅月饼生产线开工时间晚,收工时间还提早了。陈元所在的公司的月饼生产线在中秋节前一周前就停止了生产,而往年基本上要到中秋前3~4天才会停工。往年需要20多天才能完成订单,今年十几天就能完成。“因为客户需要的月饼数量减少了,所以备货时间不需要那么长了。我们公司今年月饼的销量至少降低了20%,价格也大约下降了20%,即使这样,销量也没有很大起色。”陈元说。在陈元看来,今年消费不佳的不仅是月饼,其他品类的食品亦然。因此,陈元想到的破局办法是,多开发日常类食品,而非仅限于节日赠礼。“所以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生产健康化刚需产品。比如鸡胸肉、牛排等低脂低卡食物。”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年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消费者购买更加理性,今年月饼礼盒主流价格带下探至150元左右,另一方面,消费者也更加注重健康,都对月饼销售带来的新影响。图为香港美心月饼(资料图)多元化能否成为月饼新出路月饼近年来逐渐脱离了单纯食品的身份,礼尚往来的社交品的意义越来越大,往年企业客户也是月饼订购的大户,但随着近年来消费理性化、健康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用礼品卡、中秋礼盒等替代传统的月饼产品。京东糕点品类负责人王雨菲在此前行业论坛上表示,由于新式月饼较多使用了油酥皮和口感偏甜等特点,这与目前健康、低糖的趋势有所偏离,但创新口味的月饼和健康化的产品依然会受市场欢迎,2023年低糖、无糖月饼的销售就呈现双位数增长。今年的消费者的调查也显示,月饼的口味排在关注榜第一位,而食品安全和原料是否健康已经排到了第二位,零糖、药食同源、高营养成分等健康化卖点更受消费者关注。盒马相关人士表示,今年月饼饼皮的制作选择了多种不同的健康原料。现烤系列的净素月饼用植物油替代猪油起酥,不含动物油脂的同时实现饼皮的酥脆;盒马自营“星光溢彩”礼盒月饼在饼皮制作时加入全麦粉作为原料,食用更加健康。此外,盒马推出五芳斋定制款“月满中秋”清甜糯月饼礼盒,饼皮由糯米和籼米制成,配料干净。在朱丹蓬看来,从2022年起,中国食品产业的发展方向向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大健康管理等方面倾斜。因此包括月饼在内的食品产业,将需要向低油低糖低脂的趋势上发展。此外,各种新奇特、网红类的产品会越来越多,迎合新生代消费者的喜好和口味,这将是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此外,文创月饼或也将成为月饼发展的新出路,相比于单纯的“热量炸弹”,文创月饼的核心在于提供给消费者更为丰富的情绪价值。除了健康化消费趋势外,今年还有不少消费者喜欢体验式消费。在各式各样的月饼成品之外,平台上还可以买到自制月饼的各类原料与工具,家里有着自己动手制作月饼这一传统的用户可一站式购齐材料。线上平台的商品多样性,让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都可以买到喜欢的口味的中秋食材,也可以亲手制作喜爱口味的月饼。通过对月饼这一中秋代表性食物的改良与创新,也让传统节日的氛围更加多元化和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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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朝鲜国庆日宣称要“倍增”核武器的金正恩,很快就出现在核武器研发一线。据朝中社9月13日报道,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韩国总统室官员表示,韩方正密切注意有关情况,对于朝鲜是否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次视察并无太多高级官员跟随。在朝中社发布的照片里,跟随金正恩进入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和生产现场的部长级官员,只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劳动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洪承武。他也是这些画面中极少数脸部没有被打上马赛克的人。根据韩美政府的信息,洪承武今年已经82岁,他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朝鲜核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位“元老”再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有可能意味着他将以一种高调的方式结束自己在军需工业部的生涯。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洪承武(右一)陪同。(图片来源:朝中社)朝鲜核武器研发的神秘负责人目前,外界所知洪承武的个人信息,大多来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知名朝鲜人事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谈判期间,洪承武与美国代表团成员就有一些接触。正是从这些和洪承武接触过的人口中,麦登得知洪承武是一位核工程师,曾在苏联或中东欧学习。20世纪90年代之后,洪承武曾扮演宁边核设施反应堆的“总工程师”角色。那时,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关于洪承武的报道。但到2010年,当朝鲜将核武器、核载具(洲际弹道导弹)及航天研发机构整合为劳动党中央机械工业部(后改组为军需工业部)时,洪承武已经在这个系统内担任了较高职务。第二年,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洪承武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位列第126名。洪承武在朝鲜媒体中频繁露面,则是在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麦登观察到,和父亲金正日不同,金正恩会在核武器问题上召开“更具开放性”的会议,同高级科学家、工程师直接见面,这使得负责具体研发事务的专家型干部得以和新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导弹工程师赵春龙和核工程师洪承武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赵春龙如今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军需工业部部长。2012年12月,在金正恩同“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参与人员合影留念时,朝中社发布了一张他和洪承武在拍照前亲密互动的照片。2013年1月,朝中社报道了金正恩主持召开“安全和外交方面负责人协商会议”,洪承武和人民军、外务省的负责官员一同列于出席名单,排位高于外务省第一副相、负责对美谈判的金桂冠。梳理朝鲜媒体报道可知,洪承武真正负责的事务,一直是朝鲜的核武器试验。2013年2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成功后,金正恩与有功人员合影,洪承武在列。2016年1月,在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庆祝仪式上,洪承武是第一位获得金正恩亲自颁发勋章的干部。2017年9月,朝中社在第六次核试验前的数小时发布照片显示,在金正恩检查即将试验的氢弹时,洪承武站在他身旁。试验成功后,洪承武又参与了金正恩和有功人员的合影。一个月后,洪承武被增补为劳动党中央委员。然而,第六次核试验成为朝鲜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次年,朝鲜半岛局势转暖,金正恩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半岛无核化”又被提上日程。虽然洪承武在2019年被提升为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但从2018年开始,他平均每年只在朝鲜官方报道中出现一两次。2021年,他出现在劳动党八大的新闻公报中。2022年,他位列人民军元帅玄哲海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然而,随着半岛局势自2022年开始急剧恶化,朝鲜加速核武库“倍增”计划,洪承武2023年和2024年的“出场”,都是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发机构。麦登认为,洪承武的出场次数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远离权力中心,相反,“自他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后,他很可能也参与导弹等核载具的研发工作”,只是由于依然主管核武器研究所,所以并不在其他试验活动的报道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22年以来,军需工业部下属导弹、太空研发机构,分别重组改建为导弹总局和航空航天技术总局。麦登认为,在核弹头生产也在“倍增”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可能也经历了一些改革,只是没有向外界披露。历史上,朝鲜的核开发工作一般由一名高级干部长期负责,任职到80多岁属于常态。已故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秉浩曾负责核开发工作40余年,2011年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当时已经84岁。根据朝中社官方简历计算,接替他出任军需工业部门负责人的朱奎昌,当时也已82岁。从全秉浩、朱奎昌到赵春龙、洪承武,他们都是工程师出身,且大多有在苏联、东欧国家交流读书的经历。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图片来源:朝中社)提升“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如今,洪承武陪同金正恩出现在朝鲜铀浓缩设施所在地,引发了一些人对朝鲜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韩联社援引多方分析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分析是,朝鲜在距离2024美国大选不足两个月之际公开其铀浓缩设施,是为了“彰显其核能力,提高其今后在对美谈判中的地位”;另一种分析则认为,韩国政府去年起研判朝鲜核试验筹备工作已完毕,朝鲜在美国大选前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较大。相对可靠的分析方法,是比较洪承武之前几次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的报道文本。2017年9月,在第六次核试验前夕,金正恩在洪承武陪同下视察核武器研究所。金正恩对“目睹了用本国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具有超强爆炸力的主体型热核弹”感到十分满意,并详细询问了氢弹的技术规格、结构和操作特点。2023年3月,金正恩上一次在洪承武陪同下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虽然配发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参观了一些核弹头或核弹头模型,但报道文本强调的是,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核武器的运用手段、作战目的、与各种武器的互换性,以及国家核武器综合管理体系。他还审阅了拟定的核反击作战计划和命令书。考虑到当时朝鲜军工研发重点是提升洲际弹道导弹等核载具的生存、机动能力,对韩美形成真正的核威慑,金正恩关注的重点意有所指。他赞赏道,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党中央要求利用各种手段在多种作战空间统合运用核武器的战略构想和意图,为使我们的核武力壮大成为能够应付任何核紧急情况的可靠力量竭尽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那么,这一次,金正恩看了什么?说了什么?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察看了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全面了解了生产工序运行情况;听取了关于“大搞核物质现行生产”的汇报,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察看了正在扩建的核武器现行生产现场,具体了解了设备组装日程计划。在讲话中,金正恩强调了“要按照更高的远景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生产战术核武器制造所需的核物质”,并“为此提出了重大任务和方向”。他还具体提到,要增加离心机台数、提高离心机的个别分离性能、推进已进入尾声的新型离心机应用工作,进一步夯实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显然,金正恩本次视察指导的,是核武器的生产环节,而非新的成品。他反复观看、强调的离心机,是用来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高浓缩铀的。分析指出,朝鲜本次展示的离心机,不是美国专家2010年访问宁边核设施时所见的离心机,这意味着朝鲜的“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已经明显升级。但从金正恩的指示看,这项生产升级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仅就本次视察去判断朝鲜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为时尚早。作者:曹然编辑:徐方清

近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9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早在2014年,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他境外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但到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修订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医疗机构纳入限制类。之后的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次明确,医疗机构的参与形式仅限于合资、合作。2023年,国务院发文,政策再次松动,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及港澳台医生在京开设诊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放宽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因此,对外商独资医院的开放更多是受到顶层设计的影响。在政策利好下,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我国拟允许多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图/视觉中国高端市场不是唯一选项对外商独资医院来说,定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目标客户是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从市场各方观点来看,普遍认为外商独资医院将定位高端,除了优质服务之外,高价药品和耗材等都是吸引患者的主要优势。不过,这只是基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外合资办医的市场实践,并不代表外商独资医院未来真实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中国市场,外资医院中既有和睦家这样的高端医院,也有类似慈林医院这样扎根于县域以医保支付为主的医院。过去10年,中国医改进入了加速期,虽然政策聚焦点在公立医院,但随着以医保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对所有接入医保的医院都带来了明显压力。从药品带量采购到按病组(DRG)支付方式在全国推开,从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到医保基金监管强化,医保支付体系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很多非公医院长期能维持高净利率,主要原因是非公医院能有效规避内部人员的以药养医。但随着医保支付价格持续下降,药品利润空间明显收窄,导致原先的盈利模式出现较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非公医院的技术能力并不强,其所开展的手术大都集中在常规疾病,DRG对其的冲击是强过大型公立医院的。而且,随着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的加快和医保基金强监管,部分原先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违规操作将面临监管的持续压力,这将导致部分非公医院的收入受到超出预期的压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外商独资医院如果将医保作为主要支付方,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如果定位于高端非医保医院,更适合进行差异化竞争。但是,除开投资机构,真正有着丰富运营经验的外资医院其实在应对医保改革上已积累了较好的管理经验。无论是DRG还是药价改革,海外市场的医保改革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目前来看,在美国有40%的医院出现亏损,而在日本,亏损医院超过50%。在发达国家,真正能保持盈利并有意愿向海外扩张的医院在应对医保改革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外商独资医院的定位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限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既可以进入为少数高收入人群服务的高端市场,也可以进入为大众服务的以医保为主要支付方的市场。图为医院挂号处 资料图如何避免局限性发展?如果要进入高端市场,市场很小,发展潜力有限,其局限性有三方面。第一,高端人数不可能出现爆发增长,高端市场早期从外籍外派人员市场做起,服务这批从国外来中国就业的高管和他们家属的医疗需求,配合的是高端医疗保险,但随着外资企业的本土化及外企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增加,外派人员成本也在增高,因此外派市场的发展逐渐放缓,最近几年这一市场表现出增长颓势,因此大部分高端服务已经转向本土人士的需求。第二,高端医疗机构的竞争者已经较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发展瓶颈非常大。第三,这类医院的服务能力局限在门诊和简单手术,真正复杂的治疗需要转诊公立医院。新进入的外资医院投资方必须考虑到高端市场的经验才能避免重走局限性发展的老路。而要进入以医保为主的市场,如何平衡成本与投入就很关键。从海外市场的经验来看,应对支付方改革带来的压力下,医院的主要应对策略有三点:在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优势专科,重点发展重症等有门槛的专科并加大人才投入,控制成本并寻求更低成本的商业模式。第一,要想维持并获得增长,医疗机构不得不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一般来说,人口密集也代表着经济更为发达,经济发达才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由于高收入群体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其缴纳的医保水平也更高,商保的购买能力也更强。因此,无论是需求还是支付能力,都是人口密集地区更强,医疗机构也才能获得更多增长的动力。所谓优势专科是指医院能建立起优质技术服务能力并能获利的专科。在日本,虽然儿科需求持续萎缩,但由于高龄产妇增加后导致新生儿重症增加,推动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建设,而医院如果具备相关能力,其所获收入是普通儿科治疗的数倍。因此,日本儿科医生的数量在近年来不减反增,但分布更不均匀,更集中在类似东京都这样的发达地区。第二,在DRG和价值医疗实施之后,支付政策偏向于重症,轻症的收入出现持续的下降。因此,发展急诊和转诊,获取相关的重症就成为医院的主要策略。以美国最大的营利性连锁医院运营商HCA为例,HCA的住院病人次中,3/4来自急诊室,而住院手术中,一半转自急诊室。可见急诊室对于HCA获取病人和手术的重要性。过去10年中,HCA的急诊室就诊量从2013年的697万人次增加到2023年的934万人次,年均增速为3%。第三,面对支付模式改革带来的精细化监管,有效管控成本是医院能否盈利的关键。成本主要分为人力成本和产品成本,人力成本控制并不容易,但药品和耗材等成本的削减较为容易实施,特别在集采和国家医保谈判的大趋势下,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对医院控制成本会是助力。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 资料图最大挑战是人才不过,无论是高端还是以医保为主的定位,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由于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价格差距较大,如果直接从海外引进顶级医生,医院的营收可能都无法覆盖成本。而从本地引入医生,虽然可能给予更高的阳光收入,但由于年资较高的医生更依赖于编制带来的各种隐性福利,外资医院的高收入吸引力并不强。医生的编制和体制内所提供的平台、名誉和品牌优势一直是私立医院难以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中国医生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医院,医院的金字招牌就是可信可靠的保证,医生在这样的平台中得到的不仅是病人的数量,更多的是建立自身招牌的方式,离开了这一平台,也就失去了这一最重要的吸引客源的因素。这一点会是除了薪酬之外,医生离开体制最大的考虑因素。从现有中外合资办医来看,更符合实际的模式是通过提供比较好的薪酬以及工作环境,并用与国际接轨的职业培训和再发展来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中青年医生,尤其是本地大医院的中低年资医生作为骨干,同时邀请大型公立医院的高年资医生通过多点执业来坐诊,并通过远程医疗的模式为国内的重症患者提供海外名医的二次诊疗等服务。事实上,纵观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始终是一个本地化的市场,当地最优质的医院一般都是在本地深耕多年的大型公立医院或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从这个角度来看,受制于优质人才的匮乏,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将只是国内医疗服务市场的一个有益补充,更多是提供有价值的管理模式、理念和技术水平。(作者系医疗战略咨询公司村夫日记创始人)作者:赵衡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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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日报一个多月前,西安75岁老人陈有银突然不辞而别,家人遍寻不见几近绝望,近日,他却出现在了武汉民警面前。一个动人故事也就此揭开↓↓↓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陈有银带着1000元,跨上自行车,骑行1000多公里来武汉圆梦:“每个人都有个念想,我嘛,就是想去武汉看看长江大桥。”带着1000元积蓄奔向青春时的梦想“同志,请问312国道咋走?”9月7日晚上11时,一位胡须花白的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头的汉西警务站,向值班民警问路。9月7日,陈有银骑车在武汉看长江大桥。硚口警方提供视频监控截图“我们这没有312国道,您要去哪?”“我要回西安。”老人的回答令民警大吃一惊。经了解,老人叫陈有银,75岁,家住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8月8日,他瞒着家人从家中骑车到武汉圆梦:看看“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那天,地里的棉花已采收,小麦还有1个多月才播种。中午,陈有银像往常一样下了3碗面,和妻子、孙子坐在一起吃完,然后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蓝格子衬衫,从柜中拿出1000元积蓄和3套换洗的衣服,用军用雨衣包上,与装在塑料袋里的4个馒头、3瓶水一起拎到屋外,放到自行车车篓里,踢开“站架”,飞身上车,骑向村外,沿着312国道朝着自己的梦想之地武汉飞驰而去。到武汉,看长江大桥,是埋在陈有银心里50多年的念想。1970年,陈有银应征入伍,到河南开封空降兵某部当兵,连长黄火生是武汉人,每次提起武汉,提到武汉长江大桥,总是非常自豪。“晓不晓得,武汉有三镇,大得很,跟上海一起并称‘大武汉、大上海’。”“知道不,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说的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对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火车都可以在上面走,你们有机会一定去看看!”连长绘声绘色的描述,在与共和国同龄的陈有银心中埋下了“去武汉,看大桥”的种子。陈有银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当事人供图5年后复员回到家乡,陈有银就被生活的重担“套住”了手脚。想要出去看武汉长江大桥的念头只能深埋心中。转眼50多年过去了,儿女长大成了家,患病的妻子病情也逐渐好转,肩上的压力轻了,陈有银想出去看看的念头又活络了起来。老战友一句话令他心动“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2023年,陈有银领取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时他发现,同乡29个战友已“走”了十五六个,一位老战友感慨地说:“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陈有银领取“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拍照留念。当事人供图这话让陈有银动了心。可怎么去看呢,他又犯了难。自己种田为生,赚钱不易,出去花太多钱,不舍得。思来想去,陈有银决定瞒着家人,骑自行车去武汉,这样既省钱,又可以沿途慢慢欣赏。为了避免家人阻拦,8月8日中午,陈有银没打招呼就骑自行车出了村。外面,蓝天白云,山野连绵,蜿蜒的312国道一直通向远方。骑车飞驰在旷野中,陈有银一口气骑了40多公里,直到进入渭南市一个三岔路口才停下。在路边找了一家面馆,他吃了两大碗面条,才心满意足找地方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腰腿有些酸痛,但这对干惯了农活的陈有银来说,不算事。找了一个加油站,洗漱干净,吃了一个馒头,他继续上路。从渭南往前,就进入了华山地界,他眼前陡然高耸起来,路也变得崎岖难行。每天多则骑行五六十公里,少则三四十公里,身上酸痛了四五天,陈有银终于进入了河南境内。陈有银当年的第一个目标,是去开封当兵。他至今仍记得50多年前在河南开封当兵的情景。那时,风沙很大,路上行人连嘴都不敢张,一张嘴就是一嘴沙。如今所到之处,满眼是绿绿的庄稼、绿绿的树林,城内高楼林立、道路宽敞,当年的泥巴路、荒土山已看不到了。从三门峡、郑州一路走到了开封,陈有银找到了自己的“老连队”。“老连队”新修了营地和训练设施,令人耳目一新。他去的时候,新兵正在外面拉练,留守的战友热情地接待了他,听说他要骑行去武汉,纷纷竖起大拇指,并送了他一套新衣新鞋。12座长江大桥还没看完就迷了路9月5日早上,经过1000多公里跋涉,陈有银终于到了武汉。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武汉这么大,武汉的长江大桥也不止一座,这让没有智能手机导航、出行全靠问路的他一下子蒙了。“同志,请问长江大桥咋走?”“武汉有12座长江大桥,你要去哪座?”“我……要去长江大桥。”“那前面就有一座。”就这样,陈有银从北向南在武汉一连爬了4座长江大桥。事后,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陈有银一边回忆、一边赞叹自己在路上看到的一切。“武汉的长江大桥太壮观了,其中一座钢架桥有5层楼高,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要好半天,站在上面我看到了江里的大轮船。”“武汉的长江大桥太漂亮了,不仅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蓝色的,晚上灯光亮起,美得无法形容!”“武汉的建设太好了,我怕迷路,不敢走远,就围着长江和长江大桥看了3天。我不知道我去了哪几座长江大桥,是否去过老连长说的那一座,想找老连长问问,可复员都快50年了,彼此已断了音信。”“这次骑行来汉,我感受很多,祖国的河山真是壮丽,祖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我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9月7日晚上11时,流连于武汉迷人的夜色,陈有银老人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只好到路边警务站向民警问路。接警民警、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宗关街派出所民警王士豪事后对记者说:“当时,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车把手上挂着馒头和饮料瓶,车篓里塞着雨衣等物品,脚上的鞋满是泥污,虽然皮肤黝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9月7日晚11时,陈有银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通讯员武龚萱 摄王士豪将老人请到派出所,一边帮他联系家人,一边想办法将老人送回西安。听到民警要送他回去,老人连忙摆手拒绝:“我是党员,手中还有400多元,可以自己骑回去,不用给国家添麻烦了。”照顾老人吃完休息,王士豪与同事连夜与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派出所取得联系,寻找老人的家人。9月8日凌晨1时,华胥镇派出所回复,他们找到了老人儿子陈东毅。当天上午9时,陈东毅开车从西安来武汉将老人接回了家。9月8日,武汉民警王士豪将陈有银老人(前排中间)交到老人的儿子陈东毅(后排右1)手中。通讯员武龚萱 摄长江大桥照片帮老人弥补遗憾9月11日11时25分,为感谢武汉民警帮他找回父亲,陈东毅委托在武汉的朋友到宗关街派出所,向王士豪等民警赠送锦旗。9月11日中午,陈有银的儿子委托在汉朋友代其向武汉民警赠送锦旗。通讯员武龚萱 摄据陈东毅说,其父不辞而别后,家人遍寻不见,于8月9日报警并发布寻人启事。眼看快1个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家人几近绝望,多亏武汉民警及时找到。目前,其父回家后身体状况良好。因为身上没有智能手机,陈有银老人虽然连看了4座武汉的长江大桥,都没有拍照留念,也不知道是否去了老连长说的武汉长江大桥。对此,陈有银老人表示:“这次骑行虽然有点远,有点累,但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值!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出去看看,还会来武汉!”9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专门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照片洗了1张,寄给了陈有银老人。9月15日,陈有银老人与“大桥”合影。9月15日,收到武汉长江大桥照片后,陈有银老人开心地让儿子帮他拍了张与“大桥”的合影。长江日报出品记者:陈勇 通讯员:王辉视频:陈勇 高文举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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