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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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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9月15日下午,在浙江省政府新闻办直播间,有网友指出,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楼卿磊出镜直播不换衣服、不理发,被指有损公务员形象。楼卿磊出镜直播不换衣服、不理发,被指有损公务员形象记者梳理发现,从9月15日下午起,楼卿磊出现在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浙江卫视等采访内容中,涉及台风登陆区域、台风在上海浦东登陆后对浙江省的影响、浙东及浙北居民台风应对建议等等,连续三天楼卿磊穿同一套衣服出镜、接受采访。对此楼卿磊解释称因工作忙碌未来得及更换衣物和理发。“大前天晚上(9月13日)来上班就没回去,所以还没来得及去换(衣服)。”对此,楼卿磊笑着道歉,称是自己准备不到位,“不理发”属于个人问题,“一直没有意识到头发太长,不好意思”。楼卿磊笑着道歉此举引发网友热议,但多数网友表示理解并为其点赞。9月17日,浙江省已解除防台风应急响应,楼卿磊已回家。三湘都市报记者 黄亚苹(来源:三湘都市报)延伸阅读女教授问政节目中怒批当地官员:怎么这么大官威啊近日,在湖北黄石市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问政节目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引发关注。陈鹤教授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 视频截图陈鹤动怒的缘由是:8月28日,大冶电视问政第十五期节目中,居民就冻雨压断水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多次通过12345市长热线反映,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当地镇政府经办此事的12345专员胡某还回应称,“那个线挂着,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对另一居民反映的门口渣土车抛撒问题,这名专员则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正是这样的回应态度,让陈鹤教授在点评环节发飙,直斥这名工作人员耍官威。因为陈教授的点评很直接、很不留情面,相关问政画面近日在网上流传散播开来。有媒体采访陈鹤教授,其表示,直播节目没有彩排,在节目中评论是自己一贯的风格。陈鹤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公共经济与财政学,行政法治,环境经济与环境政策。华中科技大学官网信息显示,陈鹤还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委党内法规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行政机关能力建设指导专家等。尖锐直接,这的确是陈鹤教授一直以来的“问政Style”。在此前的电视问政中,她还曾喊话行政部门的“各路大神”,“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怒斥基层干部是“胆大妄为的法官”“怎么当上干部的”。这样直率而犀利的点评风格,也让陈鹤教授在网络上收获了一片赞誉。陈鹤的率直敢言,让电视问政节目有了“辣味”,这是节目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这些年,为方便舆论监督,不少地方都开通了电视问政栏目。相关部门负责人走向前台,接受主持人与嘉宾问询。很多栏目的确起到了积极效果,不仅帮群众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也提升了地方政府与官员形象。而陈鹤及这档电视问政栏目,也因敢于直面问题,不搞弯弯绕绕,在赢得观众尊重的同时,也为电视问政树立了一个榜样。

近日,《正在新闻》接到乘客刘朝东的爆料称,他两年前搭乘T3出行经营的网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刘朝东与司机均重伤二级。由于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刘朝东向《正在新闻》提供的起诉书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刘朝东乘坐的小型轿车沿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速突然飙升至148.6km/h,并撞上绿化树,导致本次事故。刘朝东回忆,轿车经过某颠簸路段时速度突然加快,慌乱中他要求司机刹车制动,却被告知车辆刹车失灵,无法停下。图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事发后,司机在笔录中称已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定车速失控的原因。T3出行平台方面则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网约车失控的惊魂40秒2022年4月8日下午,刘朝东通过T3出行手机app叫了一辆车,准备从荔山大厦附近前往木屋烧烤南新路店。这是一辆白色东风风神E70新能源车,车牌号为粤BD83057。事故发生后,刘朝东从交警处获得了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及道路监控视频,结合自己的记忆,试图还原出车速失控的这40秒。车子沿北环大道行驶期间一切正常。进入深南立交匝道,经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段时,刘朝东感觉车子的速度突然加快。“因为路面颠簸,速度又快,我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来了,还好有安全带拦着。”刘朝东坐在车子的后排右侧,刚好能够看到车辆的仪表盘,仪表盘显示此时的车速为60km/h。车子急剧加速,刘朝东本能地握住车顶的抓手,又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里,刘朝东大喊:“师傅,刹车!”却被师傅告知:“刹不了啊!”“我感觉在整个上弯道的过程中车子一直在加速,基本上是贴着道路左侧的石墩护栏在行驶。”刘朝东说,车子驶出匝道进入直行路段时,速度更快了,到下坡路段,仪表盘显示的车速已经接近150km/h。他向《正在新闻》回忆,当时这辆车的速度比路上其他车子快得多,轰鸣声也很大,他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命了,“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尽管如此,刘朝东还是朝司机大喊着“淡定”,“我没法留意他是怎么操作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了”。深南大道上车流量比匝道大得多,眼见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车子由中间车道冲上左侧车道,紧接着又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冲去。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刘朝东喊着“别撞!”仍然只听到司机“停不了车啊”的回应。刘朝东还来不及反应,车子就已经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刘朝东记得,冲上绿化带后车子有一瞬间腾空了,而后撞飞了几根支撑绿化树的铁杆,两棵树也跟着倒下,失控的网约车这才停了下来。车子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道路监控视频里,冲上绿化带的车子激起烟尘,被支撑绿化树的铁杆改变了方向,硬生生横过来的车子像醉汉一样失去控制,最终被绿化树拦了下来。“撞上的瞬间我两眼一黑,感觉就像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面全是灰,什么都看不清,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头上好像有血,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也碎了。”刘朝东向《正在新闻》回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事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粤BD83057号小型轿车沿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头与道路左侧的绿化树发生碰撞。此外,碰撞产生的碎片还殃及对向车道,撞击了另外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李明是对向车道被撞击车辆的车主之一。当时,李明正沿深南大道往宝安方向左侧第三条车道行驶,突然听到了很大的撞击声,自己的车子也被飞过来的碎片砸到了。下车查看后李明发现,自己车子的车头、车顶、车身左侧都有受损,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面目全非,横亘在对向离绿化带最近的车道上冒烟。图为事发现场的画面一直到被送上救护车,刘朝东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觉得“不太对劲,使不上力气”。网约车停下后,他想到电动车容易着火,下意识想离开车子,尝试拉了两次车门才勉强打开。从下车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蹲在车后十来米的位置,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事发原因成谜2022年4月至今,多个鉴定机构均未能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也仅获得T3出行平台垫付的部分医药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失控情况及失控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也认为,基于送检检材,无法判断事发前车辆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加速踏板等系统和部件是否存在故障,无法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人操作所致。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朝东说,他当时坐在后排,看不见司机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但根据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提供的行车数据及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刘朝东认为,不能排除司机疲劳驾驶、紧急状态下无法辨清刹车和油门的可能。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显示,碰撞发生前,事发车辆的油门踏板持续较长时间被踩至100%,在此期间不存在制动动作。而在2022年4月8日当天,截至事故发生前,事发车辆共计行车8.16小时。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汽车当天第一段行车记录发生在凌晨——4月8日凌晨零点五分至凌晨两点,司机陈伟是在网约车上度过的。在事故发生前的4.5个小时里,除短暂停车外,事发车辆也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司机没能按照法律规定,行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如果司机在下午五点的时候按规定休息,事故就不会发生。”刘朝东说,这可能是由于司机承担着高昂的车辆租金和高比例的平台抽佣,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乘客却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出行风险。司机陈伟则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失去了记忆,对于刹车是否失灵、自己有没有踩刹车等关键信息,更是无法说清。“我昏迷了13天,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听老婆说起才知道出了事故,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陈伟说。至此,事故发生原因成谜,T3平台也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员操作所致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在垫付5.4万余元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朝东的二次手术费用,“至于赔偿(的诉求)更是直接拒绝”。“我找网约车平台、车辆所有方、车辆制造厂、司机、保险公司,他们都觉得自己没责任。这是我作为乘客维权的尴尬点。”刘朝东对《正在新闻》说。司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刘朝东结肠、小肠破裂,多部位受损,先后四次住院,经历了多次手术。2023年3月,刘朝东做完最后一次手术,身体初步恢复,但仍面临着远高于常人的肠梗阻、肠内疝等疾病发生风险。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前,刘朝东在能源行业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任务需要在室外一线完成。刘朝东告诉《正在新闻》,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无法正常生活,始终处于住院、病休状态。偶尔出现在工作场合,他也只能在办公室待着。刘朝东说,这次事故对他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的困难就是资金——医药费花去17万多元,工资也陆续被扣掉十来万元,T3出行平台和车辆所有方深圳欧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共计十万余元医疗费完全无法覆盖。刘朝东原本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上下,病休期间,他的月收入有时只有一两千元。2009年,刘朝东和妻子来到深圳工作,事故发生时他37岁,女儿才九个月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来到深圳生活。出事后,妻子也不得不常常请假,家里还还着房贷,不得不动用存款维持生活。司机陈伟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他是湖北随州人,事发时49岁,听说在深圳开车能挣钱,2016年陈伟经人介绍到深圳开出租车。在此之前,他在湖北老家开了二十多年农用车,拉木头,家里也种着香菇。陈伟告诉《正在新闻》,那时收入不稳定,光景好的时候,他一年到头能收入十来万元,少的时候就只有五六万元收入。2021年底,听说网约车平台有奖励,他从T3出行平台租下这辆东风风神新能源车,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极少的月份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出事后,陈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后来看东西重影,听力、记忆力都有损伤,还会不时头痛,没法继续开车,他就回了湖北老家。现在,陈伟在老家种着十多亩水稻,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从深圳回家后就贷了十七八万元的款。陈伟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害者。和刘朝东的遭遇一样,T3出行平台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也不再谈及赔偿相关的事情。“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他的费用要我自己想办法。”陈伟说。看到刘朝东在社交平台讲述事故发生的始末,陈伟也希望事情能有个了断。“第一要生存,第二孩子要读书,我希望多少能赔一点钱给我。”陈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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