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 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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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造时（记者 陈亭任）09月22日,【文/观察者网 杨蓉】 几经推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当地时间9月13日终于发布对华新加征301关税的最终细则，确定其中针对包括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在内的最早一批关税，将于约两周后的9月27日生效。 美媒评价，此举部分是为了在11月大选前展示对华强硬态度。不过，这招致了包括美国科技公司行业团体在内的抱怨，认为加征关税相反会扰乱供应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3日也指出，包括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独立机构的研究都表明，美国人几乎承担了对华关税的全部成本。 彭博社说，最终税率与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的公开提议基本相同。如对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50%的关税，对电池零件和许多关键矿物征收25%的关税。大部分将于9月27日生效，针对半导体和天然石墨（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矿物）的加征关税将分别于2025年和2026年开始。 最终细则也包括一些改动。如在医疗产品方面，USTR把对医用口罩的关税从最初建议的25%提高到最终50%，但将后者的生效时间推迟至2026年；对医用手套的关税原计划自2026年提高到25%，但USTR的公告显示，这项关税将从2025年起提高到25%，到2026年升至100%。 在机械方面，USTR表示，将免除对2024年5月14日，即首次宣布关税之前订购的中国起重机的征税，前提是这些起重机能在明年5月14日交货。美国港口管理局协会（AAPA）此前反映，对起重机加征关税将为全美港口带来1.3亿美元的额外成本。此外，USTR还考虑对5类中国工业机械，包括液体净化或过滤设备等提出关税豁免请求。 2023年12月25日，江西赣州，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制造公司车间内，员工焊接组装出口南美国家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视觉中国 路透社指出，最终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了美国汽车制造商要求降低电动汽车电池生产中使用的石墨和关键矿物关税的请求，这招致了业界的抱怨。 据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莱尔·布雷纳德声称，这种“强硬、有针对性”的关税是为了确保美国电动汽车产业实现多元化，摆脱中国对供应链的主导。但行业团体认为，这相反会扰乱供应链，因为这些产品仍然依赖中国供应。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ITI）主席贾森·奥克斯曼（Jason Oxman）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政府承诺对中国实施全面、战略和多边的方针，以造福美国经济、美国工人和供应链。相反，拜登政府却一再无视业界对经济影响和供应链恢复能力的担忧，转而征收更多关税。今天宣布对某些半导体和零部件加征关税……将导致全球供应链更加混乱和不稳定。” ITI代表美国科技行业，成员囊括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大型公司。奥克斯曼指出，自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实施以来，已累计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损失2210亿美元。“今天的声明表明，USTR再次依赖于关税这一钝化且无效的工具，而无法证明其有效性。ITI呼吁政府为美国人做正确的事情，并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关税方法。” 这一最新进展标志着拜登政府对前总统特朗普自2018年援引“301条款”对华征收关税进行的为期两年多的审查的结束。 USTR今年5月公布对华新一轮301关税的草拟细则，原定最早8月1日生效，但临近期限时宣布，因需要更多时间研究来自业界的超过1100条公众意见，延后发布最终细则。按照彭博社的说法，理论上USTR的正式批准和通报只是“例行公事”，如今却两度推迟。舆论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国内以及民主党内部就此的博弈。 美国《纽约时报》13日评价，对华加征关税的决定部分是为了在11月总统选举前展示对华强硬态度。路透社也提到，新关税生效之际，特朗普和副总统哈里斯都在争取汽车和钢铁生产州的选民，试图在大选前将自己定位为对华强硬派。 “关税在政治上可能很受欢迎，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们是昂贵的工具，并不总能像承诺的那样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3日说，“一项又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人几乎承担了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全部成本。 这些研究也包括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无党派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所（USITC）进行的研究。USITC去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其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美国对华232和301关税生效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几乎一比一地上涨，即对华加征10%从价关税，令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也一样上涨了约10%。 USITC称，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几乎完全的价格转嫁”，也就是出口商收到的价格基本不受影响，而美国进口商支付的价格与关税增加的金额相同。该模型显示，2018年至2021年期间，关税使美国国内生产产品的价格和国内生产价值平均分别提高了0.2%和0.4%。 无独有偶，据穆迪公司早前推算，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加征对华关税92%的成本，美国家庭每年增加开支1300美元。另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统计，对华加征关税不但没解决美国工人就业问题，反而导致美国因此流失14.2万个工作岗位。 美方发起301调查一错再错，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阐明了中方的相关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表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 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9月5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说，中方已多次向美方就301关税问题提出严正交涉，世贸组织早已裁决301关税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美方提高对华加征关税的做法是错上加错。此前USTR就关税复审结果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多数意见反对加征关税或申请扩大关税豁免范围，这说明美对华301关税不得人心。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积极回应各界呼声，立即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延伸阅读新加坡学者:中国认为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比美国更恶劣【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在加拿大跟随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后，中国随即宣布对加拿大采取多项反制措施，包括发起“反歧视调查”。香港《南华早报》9月6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此举开创了新的先例，或将为未来的贸易争端开辟更多战线。有新加坡高校学者表示，中方认为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比美国和欧盟“更恶劣”。图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资料图中国商务部9月3日表示，中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对外贸易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对加采取相应措施。据悉，这是中国首次发起“反歧视调查”，也是全球首例。指向性明确，反制态度鲜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应用经济学特聘教授、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姚为群对《南华早报》表示，“这是中国贸易工具的一种新用途”，“意味着在WTO现有机制的基础上，中国也可以正式与加拿大进行双边处理。这为解决（贸易争端）问题开辟了更多途径。”《对外贸易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加方“不顾多方反对和劝阻”，对自华进口产品采取歧视性的单边限制措施。在宣布对加拿大有关举措采取“反歧视调查”的同时，中方还宣布将对自加进口油菜籽、相关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2024年1月1日，江西省赣州市一家新能源汽车制造公司车间 视觉中国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WTO和贸易法专家高树超（Henry Gao）表示：“中国认为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比美国和欧盟更恶劣，因为加拿大此前并未进行自己的调查，只是跟随美国的行动。”高树超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法》中的反歧视条款是仿照美国和欧盟的类似立法制定的，此前中国从未使用过这一条款，因为中国更倾向于“遵循适当的WTO程序来解决贸易争端”，但现在，中国希望以“迅速而果断的反制措施”来威慑有关国家。新加坡韩礼士基金会贸易政策负责人黛博拉·埃尔姆斯（Deborah Elms）认为，中国的行动有地缘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新政府上台后调整了对华关税，加拿大可能也会跟着调整关税，这可能会影响中方的后续行动。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上月底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见面时，“鼓励”其政府作出对华加征关税的决定。沙利文当地时间8月25日对媒体声称：“美国确实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特鲁多则宣称：“我们正与世界其他经济体步调一致，并行不悖，因为我们都认识到这是一个挑战。”加拿大财政部称，新的关税政策将于10月1日起生效，将适用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包括乘用车、卡车、公共汽车和货车。钢铁和铝的关税将在两周后生效。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称，加拿大还将就可能对中国电池、电池零部件、半导体、关键矿产、金属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展开为期30天的磋商。美联社称，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特斯拉汽车，是进口到加拿大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之一，不过这家美国公司可以通过改用美国或德国工厂向加拿大供货的方式来避开关税。就中国汽车出口而言，目前，除了特斯拉占据高比例之外，中国汽车主要通过平行进口方式进入加拿大市场，销量并不高。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去年春季在加拿大成立了一家公司实体，并表示打算最早于明年进入加拿大市场。2024年3月14日，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准备出口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 视觉中国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表示，“考虑到加拿大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自身75%以上的出口都销往美国，加拿大不得不站在美国的立场上。”8月26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加拿大政府不顾中方一再反对和严正交涉，一意孤行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等加征关税。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加方此举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主导行为，罔顾世贸规则，与加方自诩全球自由贸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的立场不符。此举将破坏中加正常经贸合作，损害加消费者和企业利益、不利于加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变努力，完全是损人不利己。中方敦促加方尊重客观事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错误作法，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刘造时（记者 张健铭）09月22日,#endText .video-list a:hover .play{opacity: 1;filter:alpha(opacity=100);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rc="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

►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廖可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