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吴静 卢志坤 北京报道

　　消息发布后，中交地产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4年9月13日、9月1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在宣布收购物业公司之际，中交地产董事长李永前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在其任职期间，地产行业调整持续深入，中交地产已连续多年增收不增利，公司千亿销售目标渐行渐远。压在中交地产未来新任主帅肩上的担子，显然并不轻松。

　　收购物业公司

　　9月11日，中交地产发布公告称，公司正筹划以现金方式收购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持有的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物业”）100%股权。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交集团、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房地产”）、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一公局”）及中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投资”）分别持有中交物业10%、51%、24%及15%股权。

　　据了解，中交集团是中交地产间接控股股东，是国内八大基建央企之一，主要从事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以及装备制造、房地产及城市综合开发等。

　　中交房地产是中交地产直接控股股东，也是中交集团为推进内部房地产板块整合所设立的专业化子集团，旗下拥有绿城中国（03900.HK）与中交地产两个上市平台。

　　目前交易对价尚未披露，中交地产称将采用自有资金方式支付。

　　待交易完成后，中交地产将持有中交物业100%的股权，中交物业将成为中交地产的全资并表子公司。

　　物业成房企转型抓手

　　据了解，中交物业成立于2022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3亿元。此前中交集团党委副书记刘翔曾表示，组建中交物业是中交集团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发展后劲的关键一步。

　　根据中交物业此前官微，“走高质量上市发展之路”被写进公司目标指引。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还曾在2022年12月23日通过官微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面向社会为中交物业征选一名副总经理，当时的条件中，除了工作经验限制，“具有物业公司IPO经历优先”也被写进招聘条件中。随后中交物业引入了明星职业经理人、龙湖智创生活前执行董事及首席运营官曾益明。

　　不过，中交物业在成立之时，国内物管企业独立上市之路就已遇冷。据了解，在地产行业高歌猛进之时，房企纷纷拆分物管板块寻求上市，以完善业务体系。回顾物企上市的几个阶段可以发现，房企分拆物业上市数量从2017年起出现明显增加，2019年和2020年是物企上市密集期，期间碧桂园服务（6098.HK）、融创服务（1516.HK）等头部房企的物管板块纷纷成功上市。

　　2020年上半年时，物管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极高估值。但从当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行业调整深入，物业股亦随之开始出现回落，但彼时寻求上市依然是许多物企的首要选择。

　　2021年上半年，依然不断有物企尝试冲刺上市，当年6月份，10家物企密集递表，打破物企单月递表数量纪录。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受地产行业政策收紧和房企信用事件影响，港股物业板块热度也骤然下降，当年递交招股书的物企等待审核时间明显加长。

　　之后，随着房企流动性危机频发，不少企业纷纷抛售资产以求快速回笼资金，物管资产首当其冲。除了卖股引战、抵押出售外，部分物企还为地产母公司进行财务担保、直接借款、兜售资产，甚至还出现资金被母公司违规挪用的乱象。当时，业务独立性一度成为物管行业关注的焦点。

　　然而，面对行业的持续下行，不少地产企业开发业务面临亏损，资本市场上股价不断走低。寻找新的增长曲线、谋求转型，甚至剥离开发业务成为众多房企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物管业务现金流相对稳定，被业内认为具有较强的抵御周期波动的属性，重新成为房企转型的一个抓手。

　　在中交地产宣布收购中交物业之前，行业已有类似案例。2022年5月，建发国际（1908.HK）收购建发物业（2156.HK） 35%股份，股权转交后，建发物业再次成为建发国际的附属公司，并实现并表。

　　具体到中交物业，公开信息显示，其依托于中交集团全产业链和综合一体化服务，布局有“大城市服务”与“大交通服务”两大赛道，业务范围涵盖公建、商写、住宅、港口、陆路、空港六项核心主业。

　　根据中交房地产公布的数据，2023年其下属物业管理营业收入5.07亿元，较2022年增加1.74亿元，物业管理营业成本4.05亿元，较2022年增加1.11亿元，主要是因为业务规模增长；物业管理毛利率20.06%，较2022年上升8.28%，主要是因为业务规模增长，人工成本增长缓慢。

　　今年上半年，中交房地产物管业务贡献收入2.63亿元，较去年同期的2.73亿元有所减少；但对应成本2.29亿元，却较去年同期的2.23亿元有所增加。

　　据了解，中交地产此前也有少部分物管业务，去年其物业管理服务收入1065.21万元，同比增加40.52%，不过仅占总收入的0.03%。

　　对于此次收购，中交地产表示，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新增物业管理业务，实现房地产业务产业链的延伸，助力公司拓展轻资产业务。本次交易也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和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提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公告披露后，中交地产股价持续走高。9月12日收盘报7.42元/股，较前个交易日上涨3.78%；9月13日收盘报8.16元/股，上涨9.97%；9月18日当天涨停，收盘报8.98元/股。

　　记者就收购后的整合规划联系中交地产方面，对方表示暂以公告为准。

　　公司董事长辞职

　　在收购计划公布两日后，9月13日，中交地产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12日收到董事长李永前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其申请辞去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关于新任董事长，中交地产表示将进行重新选举产生。在此之前，李永前将继续履行相应职务。

　　而在当天发布的另一份公告中，中交地产于表示已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41次会议，通过关于选举郭主龙为董事会董事的决议，并将在9月30日举行的股东临时大会上进行审议。

　　与此同时，在9月12日，中交地产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也发布了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需要，经中交集团研究决定，任命郭主龙为中交房地产董事、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免去李永前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据了解，郭主龙现为中交房地产的党委书记，而此次任命或意味着其将对中交房地产党政“一手抓”。

　　公开信息显示，李永前于2014年入职中交集团，之 后被派遣到绿城中国任职。在绿城中国任职期间，李永前见证了绿城中国销售规模从几百亿到千亿的突破，以及旗下代建业务绿城管理（9979.HK）上市。

　　2019年时，其从绿城中国执行总裁的岗位调回中交地产担任总裁职位，并于2020年年初出任中交地产董事长。其在任职初期就曾提出，要“复制绿城中国、创新中交地产”，并效仿其轻重资产并举的开发模式。在开发业务上，2020年中交地产要冲刺500亿元销售额，到2023年要突破千亿大关。

　　随后，中交地产在土地市场高歌猛进，2020年共计拿地635.59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176.9%，土地购置总价款535.8亿元，权益价款252.54亿元。

　　但是，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楼市情况急转直下，各线城市销售惨淡、房价不断下行。与此同时，行业风险事件频发，消费者购房意愿较低。

　　在此情况下，中交地产业绩也如同其他同行企业一样出现下滑。此外，因为前期拿地成本提高以及销售端限价等因素影响，公司部分项目毛利空间有限，盈利空间收窄。2018年—2022年，公司营收从89.48亿元升至384.67亿元，但同期归母净利润则分别为8.1亿元、5.4亿元、3.47亿元、2.36亿元和0.34亿元。去年实现营收324.68亿元，同比下降15.59%，归母净利润则亏损16.73亿元。

　　前段时间发布的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中交地产实现营收89.8亿元，同比微增2.48%；归母净亏损9.83亿元，同比亏损幅度扩大72.86%；利润总额为-9.22亿元。

　　今年1—6月，中交地产全口径签约销售面积43.4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减少56.73%；签约销售金额81亿元，同比减少62.26%；销售回款113.4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3.97%。

　　在现金流方面，上半年中交地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44亿元，同比下降75.16%；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66.4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近半。

　　值得注意的是，李永前在回到中交地产后，曾有意推动公司代建业务发展。不过，该项业务目前在行业内并不突出。去年，中交地产代建业务新签货值114.63亿元，实现代建回款0.52亿元。而同期，绿城管理代建项目销售额为1068亿元，同比增长22.1%；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6.7%至861万平方米。

　　记者就此次人事变动联系中交地产方面，对方不予置评。

责任编辑：李桐

蔡豪羽（记者 黄雅芳）09月21日,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蔡豪羽（记者 蓝珮如）09月21日,“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原标题：印度记者的这个提问，信息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