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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八零福运娇娇女》

曾因“敲诈勒索罪”被羁押1004天的职业打假人黄林（化名），获得无罪判决后，于近日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到2018年间，黄林在东莞市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后，再向商家协商索赔。黄林举报的产品之一一年后，2019年11月27日，黄林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羁押，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此后黄林上诉，该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黄林再次上诉，最终于2023年11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刑事判决，判决黄林无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林有期徒刑六年发回重审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黄林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东莞中院二审判决书东莞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从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2年8月26日取保候审，黄林一共被羁押1004天。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支付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524289.76元。黄林称，其对精神抚慰金和法院没有道歉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打假人两年多次购买进口食品后索赔，金额超二十万元2015年，黄林成为了职业打假人。黄林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广西人，此前一直在广东惠州务工，2015年左右在新闻上看到了职业打假人相关新闻，觉得打假可以赚钱也不违法，便自学相关知识，开始了全职的线下打假之路。黄林说，惠州离东莞很近，他时常过去购物，注意到那边有很多进口产品。“有些产品无中文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且日文标签能看出来产自日本核辐射地区。”他说，他先是去超市买类似的货，然后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在食药监局调解下，联系商家协商赔偿。他发来当时所举报的一家商家所售的曲奇产品图片，日文标签显示生产工厂为茨城县小美玉市西乡地1667。而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规定，禁止从茨城县等12个受核辐射影响的都县进口食品。他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他在东莞辖区内举报了超百家商家，一部分商家被移交公安处理，对另一部分没有移交的，他称自己向纪委举报了食药监相关人员。将近一年后，2019 年11月27日，黄林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被逮捕。2022年8月26日被东莞中院取保候审。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判决中，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黄林伙同他人，在东莞市石龙镇、桥头镇、常平镇等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随后通过食药监管理局的协商机制联系到商家，利用商家害怕被食药监管理局处罚的心态，多次向多名店家进行“敲诈勒索”。一审判决书提到，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26日期间，黄林三次向石龙食药监分局举报东莞市石龙镇某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后黄林在该店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每张购买小票需要赔偿1000元为由，向该店老板单某某索要赔偿。2017年6月21日，被告人黄林以2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2000元，当日晚上，单某某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元。2018年1月6日，被告人黄林以10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1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晚上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9000元。同年2月26日，黄林以其妻名义向食药监管理局石龙分局举报该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以33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33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0元。此后，黄林用类似办法在十余家商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向当地市监局举报后再凭借多张购物小票向商铺老板协商索赔。两年间，黄林通过“打假”赚取了赔偿超二十万元，但其称，索赔金额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一审获刑六年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二审判决无罪一审判决书显示，2020年11月16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黄林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一案，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等。宣判后，黄林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1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2年9月21日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等。一审宣判后，黄林再次提起上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则提起抗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指控黄林的十一宗犯罪事实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仅认定第十宗犯罪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及量刑畸轻。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支持抗诉，认为一审起诉书指控的黄林所犯十一宗犯罪事实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黄林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罪。主要理由包括对案涉商家食品安全违法经营行为的举报投诉系公民的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投诉后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提起行政复议，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等。二审法院东莞中院在查明事实中更改了此前一审法院关于黄林“敲诈勒索”“胁迫”等表述。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查明，黄林在东莞市石龙镇、常平镇、桥头镇等地的多个商店购买商品，后以无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后在监管部门查处过程中或作出行政处罚后黄林与案涉商家经协商获取相关款项后撤回投诉举报或行政复议。东莞中院认为，现阶段食品药品领域中知假买假或职业打假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未明确禁止以牟利为目的的个人知假买假行为以及否定其消费者的身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并未明确将食品药品领域的职业打假或知假买假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此外，案涉商家确实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和食药监部门的查处情况，案涉商家所经营的案涉商品至少存在无中文标签的违法行为；且根据部分食品的外包装特征存在来源于日本核辐射地区、属国家禁止进口食品的较大可能性。东莞市中院认为，不足以认定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黄林所获得的款项数额并非于法无据，黄林具有投诉举报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综上，东莞市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商家存在相关违法经营行为，黄林知假买假不影响其向案涉商家索赔,黄林所获相应款项并未超出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基础和范围；黄林对食药监管部门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亦有权提出或者撤回行政复议；黄林实施的相关行为不符合恐吓、要挟的性质和程度，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黄林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经查成立，予以采纳。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理据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黄林的部分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21)粤1971刑初5745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黄林无罪；随案移送的手机一部、人民币808.5元，发还给上诉人黄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院判决赔偿五十余万元，当事人不服提起申诉二审判决无罪后，黄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显示，赔偿请求人黄林以二审改判无罪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3.赔偿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4.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登报和在其官方平台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4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法[2024]102 号)的规定，公布了自2024年5月20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462.44元。赔偿请求人黄林实际羁押1004天，依据赔偿申请人的请求，法院对其羁押1004天依法给予赔偿，其应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1004天 x 462.44 元/日=464289.76 元。对于超出部分的申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精神抚慰金1000000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给赔偿请求人黄林的家庭、职业等造成的损害，酌情支持6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关于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申请。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赔偿请求人黄林未能提供其受影响程度及范围，且法院的赔偿决定书即为对其名誉损害实质性的恢复，故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再支持。关于黄林请求赔偿其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该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最后，关于黄林请求赔偿生命健康赔偿金100000元的问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他们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不应承担相关事项的国家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下: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 524289.76元。目前，黄林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和法院没有道歉存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网游之丑娘》

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镇上的人们常在夏天见他。沙石多镇，地处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山区。多雨的夏季，这里地质灾害多发，他总会去山沟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人们注意山洪。他叫谭磊，今年39岁，是这儿的镇长，大家习惯喊他“谭哥”。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快步走在村道，劝这家的母亲不要喝酒，给那家的儿子寻医看病，陪创业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签字，和独居老人聊家常。谭磊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24日。那天早上，昌德村附近发生泥石流，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被困，他在赶去营救的途中被泥石流卷走。失联四十多天后，9月5日，搜救人员在毛尔盖水电站库区尾水找到了谭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8日早上举行。上千人穿着黑衣、拿着菊花来送别。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他真是可惜了。”一位来悼念的村民感叹。▲ 谭磊（右一）在救灾现场。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泥石流28岁的杨忠（化名）第一次见这样的雨。从6月底开始，几乎每天下一场，到了7月，雨声已经让人听得“麻木了”。他住在昌德村，村子在山脚，夹在两条山沟中间，黑水河从村旁流过。每年雨季，附近常发生山体滑坡，“每次都不大，土体几天就能清完。”7月22日，镇长谭磊出现在村子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眼角的皱纹更多、更深了。穿着那件多年没换过的黑外套，他站在一户正修葺房屋的人家门口，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不要抱侥幸心理。”然后，他检查了村里的洼地，确认没有村民家中淹水，又逐户提醒“不要外出”后，快步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此后的两天，雨越来越大，声音像“下豆子”。伴随着的还有大风和雷电，“打雷时地板都在震。”杨忠回忆。7月23日下午3点20分，阿坝州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那天晚上到第二天白天，阿坝州迎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24日早上，杨忠被一阵嗡鸣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门，发现水已经漫出黑水河河道，几百米外的山那边，黑褐色的泥石流沿着山沟倾泻，一股树木腐烂的气味扑过来，脚底开始震动。口袋里的手机也震起来。各村组的微信群都在发布撤离信息。作为应急值班人员，杨忠迅速组织村民撤离。上午9点左右，奶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罗尔基到镇上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了谭磊。谭磊换上了应急时常穿的那件迷彩外套，行色匆匆，“昌德村发泥石流了，我要去看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奶子沟村提醒村民，泥石流将至，“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在转移、安置了324人之后，谭磊听说昌德村甲足组还有一位听力不好的七旬老人被困。上午10点10分左右，他率队前去营救。杨忠知道，那名老人的家在山沟边上。后来，他听在场的人说，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侧后方突然出现泥石流，谭磊招呼其他人快跑，自己落在了队尾。等人们跑到安全地带，回头发现谭磊已经被泥石流卷走。在场的人“腿都软了”。之后，那名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谭哥”找到遗体的那天，同事和村民举着横幅来接他。相识快八年，杨忠记不清谭磊帮过自己多少忙了。前些年，刚毕业的杨忠返乡创业。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每逢10月，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灌木长满山岭，被称作“八十里彩林”。当地人都以此为契机，开办民宿，包括杨忠。开业前，要办一些手续。刚刚返乡，杨忠对流程不熟，就向来村里走访的谭磊请教。谭磊直接领着他去相关部门签字。不久后，民宿顺利开业。杨忠觉得这个镇长很“接地气”。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谭磊（右）和村民。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他对老百姓好。”奶子沟村村民泽力说。奶子沟村是谭磊到任后的第一个联系村。泽力记得，80多岁的同村村民托巴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年事已高，平时无法照顾。谭磊知道后，每月都去家里询问。经过谭磊的协调，托巴的儿子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谭磊出事后，泽力想去送一程。9月8日，他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到了追悼会现场。车上还有50多岁的同村人三郎彭初。三郎彭初和谭磊认识将近十年，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糖尿病。谭磊时常来家里看他，每个月至少两次。脱贫后，谭磊对他说：“以前你的医药费报销多，现在报销少了。以后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谭磊还帮过三郎彭初的前妻和女儿。前妻泽郎哈木患有慢性病，但很爱喝酒，女儿俄玛头有听力障碍。因为担心两人的安全，谭磊每周来村子里给泽郎哈木做思想工作，还走遍了村镇的小卖部，挨家挨户打招呼，“不要卖酒给泽郎哈木。”在追悼会现场，读完悼词，泽力和三郎彭初各献上了一朵黄菊。两人身旁，密密麻麻都是人，不少是从县城里自发赶来纪念的。“爸爸找到没有？”事发前一天下午，谭磊在黑水县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妻子杨梅让他回家吃饭。但正在汛期，容易有突发情况，谭磊怕耽误时间，就和妻子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面馆，吃了碗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妻妹宋拉告诉记者，谭磊今年39岁，是阿坝州茂县人。小时候，他父母在黑水县工作，带他一起在这里生活。2007年，谭磊在黑水县参加工作，认识了杨梅，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大约十多年前，谭磊被调去沙石多镇工作。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谭磊住在镇里，杨梅住在黑水县，儿子被爷爷奶奶接去都江堰读书。工作太忙了。昌德村的村民记得，有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能看到谭磊在村子里走访。每逢汛期，他常是正在吃饭，就被电话叫走。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吃饭时接到防汛命令，他放下筷子，起身就要走，“得上村里看看。”家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但谭磊也会想办法让家人感受到自己的牵挂。他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打视频，杨梅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准备礼物和鲜花，还会做一桌饭菜。他还用花椒木给孩子做过磨牙棒，给杨梅写过“表白”小纸条。这些都被杨梅放进小盒子，好好收藏。一家人的照片总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今年6月，母亲过生日，谭磊没空陪，就提前在网上订了鲜花，还准备了卡片。谭磊和妻儿。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杨梅总展望两人的退休生活：一起打麻将，耍农家乐，旅行。工作间隙，谭磊也会提起这事儿，说等有时间了，要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他失联的那些天，9岁的儿子谭勇（化名）问了很多问题。“爸爸找到没有？”“爸爸在河里面吃什么？”等不到答案，他偷偷拨爸爸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

《折月》

（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精灵之传奇训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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