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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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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德国干了一件傻事)

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辛齐亚·德尔皮诺辛齐亚·德尔皮诺 (Cinzia Del Pino),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沿海城市维亚雷焦的女商人,同时也是该地区颇有名气的社交名媛。现年65岁的德尔皮诺一直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到几天前,她被逮捕了,虽然现在已经被释放,但还是处于软禁状态,而且当地的很多民众对她非常不满。据当地时间9月16日的消息称,德尔皮诺因驾驶SUV故意碾轧一名男子并致其身亡,而被捕,但她拒绝认错,并且还声称:“我只想阻止犯罪。”事发时监控画面截图据报道称,事发前德尔皮诺放在车座上的包,被一名摩洛哥籍的男子诺尔丁·纳齐基 (Nourdine Naziki)给抢走了,当时车窗没有关。愤怒的德尔皮诺在随后开车行驶时,发现纳齐基正走在一家商店前,于是她踩下了油门撞向了他。据称,汽车在将纳齐基撞倒后,先后倒了四次车,据称每次都压到了纳齐基。之后穿着高跟鞋的德尔皮诺平静地走下车,拿起她的包,重新回到车上离开了。而纳齐基虽然在急救车赶来后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了。德尔皮诺对着镜头微笑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监控找到了德尔皮诺,并将其逮捕。社交名媛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称:“他曾威胁要用刀杀了我。我很害怕。我不是故意要杀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包里有重要文件,但我无法报警,因为我的手机也在里面。”据悉,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家门钥匙、个人证件等。尽管德尔皮诺提到了刀,但警方透露称,在纳齐基身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另一边,虽然德尔皮诺最初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关押在监狱,但后来被改为了软禁,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回家了。律师恩里科·马尔扎杜里 (Enrico Marzaduri)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称:“我从尸检结果中了解到,最初的撞击确实是致命的,而且尸体上没有轮胎痕迹。她只是想阻止他,并瞄准了他的腿。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而这样的解释不但没有为德尔皮诺赢得任何的同情,相反还激起了当地人更大的愤怒,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抗议队伍穿越维亚雷焦的街道,希望能够为纳齐基伸张正义, “无论他有什么错,他都不应该这样离去,”很多人喊出了这样的话语。当地大主教保罗·朱利埃蒂 (Paolo Giulietti) 表示:“你如何能多次驾车碾压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位安静而受人尊敬的女士、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尽管谴责德尔皮诺的声音很多,但还是有人为她做了辩护,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起闹剧是犯罪的后果。如果失去生命的男子不是罪犯,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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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乌来说,一时的增兵,无非将自己剩余的“内功”再拿出一些来。但元气耗尽未必是好事。文 | 海上客据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9月16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编制人数增加到238.9万人,其中150万人是军事人员。俄罗斯总统普京 图:资料无独有偶,就在普京签发总统令之前,乌克兰新任外长西比加在基辅举行的“雅尔塔战略会议”上称,要解决乌克兰的兵员问题——“目前,乌克兰大约有100万适龄男性在国外,其中30万人在波兰”,西比加的话,言下之意就是要增兵!01普京签发总统令,扩大俄罗斯武装力量人员编制,在海叔看来,看似出人意料,其实是情理之中。说这是“出人意料”,是因为在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曾特别表示并没有俄罗斯义务兵出境参战。也就是说,俄罗斯对外只认可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是俄军中的雇佣兵,或者索性就是瓦格纳雇佣兵。协同俄军参战的则是顿巴斯民兵。但这仗打着打着,俄罗斯于2022年9月开始征召新兵,所谓“二战后首次局部动员大约30万人”的说法不胫而走。2022年9月,被征召人员前往顿涅茨克接受训练的画面 图:环球网之后,俄武装力量人数开始扩编。2023年12月,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加至2209130人,其中军事人员人数从102.7万人增加到132万人。如今再增加18万军事人员。这说明了什么?尽管普京没有明说增兵是为了在俄乌前线一举击败乌克兰军队,但在增兵扩编的同时,俄方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举措:启封大约2万辆坦克、装甲车和火炮。难怪哈萨克斯坦总统扎卡耶夫最近在接待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时称,“俄罗斯是无敌的”。今年8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左)前往哈萨克斯坦访问,并会晤哈萨克斯坦总统扎卡耶夫海叔认为,哈萨克斯坦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并没有站在俄罗斯立场,而是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正是如此,扎卡耶夫对朔尔茨所说,才更具参考价值。甭以为俄罗斯启封的那些坦克装甲车辆大多数是上世纪可能就封存的旧货。战争,最终是这些装备的较量。西方能够提供给乌克兰多少武器,用于对付俄罗斯,来共同消耗?俄罗斯哪怕当下没有太多产能,但继承下来的当年的“钢铁洪流”,一旦流动起来,乌克兰怎么对付?起码得有数倍之的弹药,才有可能战而胜之吧?然而,乌克兰有那么多弹药吗?02乌克兰方面似乎将弹药的事情一味交给西方了。泽连斯基政府目前盘算的是还有多少兵源。乌军中不少中老年人西比加说的是大实话——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乌克兰难民大举向西逃离,其中第一站就是波兰。虽然在很短的时间以后,乌克兰当局采取措施,只让老弱妇孺离开,而不让成年男子离境,且大举征兵。可毕竟在冲突之前,即有不少乌克兰人身在海外,还有不少乌克兰男子在冲突之初溜之大吉。如今,泽连斯基方面惦记起这些乌克兰籍人士,甚至还有部分是具有“双重国籍”者。海叔还观察到一个情况,西比加是在基辅举行的“雅尔塔战略会议”上提出惦记起海外乌克兰人的问题。泽连斯基在出席“雅尔塔战略会议”时,更提到,哪怕在乌克兰军队攻占的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一些地方,也面临俄军快速的反攻。乌军想要守住阵地,防止俄军取得重大成果,颇有难度。泽连斯基方面惦记起海外的乌克兰籍人士其实,“雅尔塔战略会议”这个名称,都让人觉得怪怪的。雅尔塔,是一个地名,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在二战末期,1945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雅尔塔开会,商讨对法西斯作战以及盟国战后利益分配问题。这时候的雅尔塔,属于苏联内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属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二战之后,克里米亚变更为克里米亚州。1954年,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在苏联内部,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划到乌克兰。换句话说,在二战期间雅尔塔会议时,雅尔塔并不属于乌克兰。那么,如今在基辅举行“雅尔塔战略会议”,到底要纪念什么,想要得到什么?其实值得细细品味。03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则——没有俄罗斯出席的、冠之以“雅尔塔”之名的会议,是不是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呢?在俄乌冲突的当下,无论“乌克兰和平峰会”,还是“雅尔塔战略会议”,看上去都有点怪怪的味道。当然,乌克兰希望西方继续支持自己对俄作战——在乌克兰方面看来,最大的焦虑当然是美国大选可能导致的政策变化;西方特别是美国,则希望看到俄罗斯受到掣肘……这些都成为类似会议得以召开的理由。而想要让冲突停下来,想要“可怜乌东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现象早点结束,少死一些人,则最好的办法是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坐上谈判桌。然而,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在短期内发生呢?海叔要说,对于俄乌来说,一时的增兵,无非将自己剩余的“内功”再拿出一些来。但元气耗尽未必是好事。早日和谈,才是于各自的国家与民族以希望之时,也是有利世界之事吧?只是不知道俄乌双方是否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领悟这一点!碰不拢,则还得打下去……

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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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9 08: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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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据路透社援引中国台湾(省)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海军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一前一后航行。9月13日凌晨,出现在温州以东海域,之后由北向南穿航,并通过了台湾海峡。据悉,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选择沿所谓“台海中线”东侧,即更靠近台湾本岛一侧行驶。这哪里是航行,分明是在挑衅,在试探中方的底线。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东部战区海军反应迅速,出动两艘型号不详的舰艇,以巧妙的夹击态势,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帜,前来挑衅的这两艘德国舰艇实施了严密的监视。此外,中国台湾(省)似乎也不甘落后,也紧急出动了海上力量,尾随跟监在德国海上编队的后面。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水面舰艇,在海上呈现出以“夹击”方式抵近监控德国这支“一护一补”组成的编队,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悄然上演,显然出要将德舰一路“押送出境”的态势,成为近年来在台湾海峡鲜见的多方在海上的角逐场景。大陆和台湾的水面舰艇“夹击”德舰至于中国海军和台湾(省)各自出动了什么型号的舰艇,参与对德国两艘舰艇的跟监,德舰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是否有进行任何的军事展示或动作,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还有待时间来解密。毫无疑问,却增加了整个事件的神秘感和紧张氛围。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事先高调对外声称在穿航台湾海峡时不会与中国打招呼,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重视,都在坐等着看中德的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对峙。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穿航台海网络上有人称台湾(省)的舰艇出现在台湾海峡,如同一个无奈的旁观者,难以介入这场海上“棋局”。其实,本文作者国平视野认为这个说法是欠妥的。虽然在统一问题上,两岸是有分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未统一的前提下,台湾(省)防务部门这次派出护卫舰,跟监域外不请自来的海上编队。体现出了它“管辖”台湾海峡的权利,可谓两岸罕见地在台湾海峡一致对外的行动。媒体报道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事件近距离跟踪和监视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在台湾海峡的动态,两岸不约而同地派出水面舰艇,不可能让这两艘德舰在海峡内撒野,不可能让其轻松自然地通过。德国军舰高调穿越台湾海峡,无疑是对地区稳定的一种挑衅,属于惹是生非的行为。台湾海峡,作为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水道,其和平与稳定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出动水面舰艇近距离跟监,让这两艘破舰上的德国官兵精神高度紧张。德国军舰位置图担忧一旦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那么他们就回不到威廉海军基地了。这次德舰穿航台湾海峡,被两岸的战舰“包夹”,除了自取其辱,不可能有其他“收获”。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中与中国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从派出海军舰艇编队高调穿航台湾海峡,就能窥探其已经全面倒向华盛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官网回应此事件尤其是涉足台海这一敏感领域,德国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海军对德国穿航台湾海峡军舰的精准布防与严密监视,近距离的逼迫和慑压,对外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姿态,表明中国的内政及红线不可触碰。希望德国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立场,在涉台问题上尤其要谨言慎行,从而避免在不属于自身的舞台上随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起舞,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时被中方随时当头棒喝的窘迫状。德国军舰遭中方军舰近距离逼迫和慑压总之,德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它的算盘打得并不划算,所谓“自由航行”刷存在感的代价,可能让中德关系陷入尴尬的状态。影响的不仅仅只是政治,更是中德间数十年来累积的极其重要的经贸合作,以及两国间的民间关系。。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领海,任何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前来搞事挑衅的,都会被中国的舰机“依法依规”处置,乃至警告和驱离。德国的每一次挑衅,都可能让中德经贸合作这一基础动摇。最终,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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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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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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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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