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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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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怀孕三个月被丈夫推下悬崖，奇迹生还，曾被判定不孕不育。9月17日，她官宣生子：“谢谢你亲爱的宝贝，你让妈妈迎来了圆满！王暖暖在社交平台发文：给大家报喜了：终于盼来了我的皮夹克，母子平安！2102个日夜，终于再次拥抱了奇迹！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当看到他稚嫩小脸的那一刻，过去五年来所有艰辛，全都消散了！还好我没放弃，没放弃自己，也没放弃你。爱迎万难，爱也赢万难……谢谢你亲爱的宝贝，来到我的世界！今年的中秋，你让妈妈迎来了圆满！妈妈也想对你说这个世界很美，余生妈妈陪你一起踏阅！怀孕3个月被丈夫推下悬崖女子5年后官宣生子网友评论：网友纷纷恭喜她案情回顾——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2019年6月9日，怀孕3个月的中国籍女子王暖暖（化名）在泰国乌汶帕登国家公园游玩时，从约34米高的悬崖坠落。王暖暖很快被人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后奇迹生还。她对媒体讲述了事发的真相：“是丈夫把我从悬崖边推下去的。”王暖暖坠崖送医后奇迹生还 资料图王女士称，事发后，在泰国警方还未介入前，丈夫俞某冬曾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说妻子不小心跌落，仅受轻伤。“在俞某冬被泰国警方逮捕当晚10点15分时，他的母亲来ICU找过我一次。”王女士说，俞某冬母亲说，希望看在孩子和夫妻的份上，继续对泰国警方说谎，称是自己不小心坠崖，“我拒绝了他母亲的要求。”“在俞某冬被捕后，我家人曾接到了他母亲打来的电话。”王女士说，俞某冬母亲在电话里“说我小心眼，为什么要让警方抓了他儿子。”王女士称。王女士回忆，她与俞某冬2017年5月19日确定恋爱关系，7月结婚。王女士告诉红星新闻，在与俞某冬恋爱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俞某冬每天都在求婚，“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恋爱，但是当一个男人每天变着花样的求婚，女人还是会被感动。”而直到婚后，她才渐渐意识到，双方和双方家庭等，有太多的问题，“除了他自身有坐牢的前科以及身陷百万债务外，他的父亲年轻时也一直没有工作，靠他母亲的钱生活。”此外，王女士还提到，在婚姻期间，两人吵架时俞某冬会推搡自己以及在家里砸东西。孕妇坠崖案宣判！推她下悬崖的丈夫，被判33年零4个月2023年6月2日，红星新闻记者从孕妇泰国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化名）的代理律师史大佗处获悉，该案三审判决结果已公布，被告人俞某冬被判处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三审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的刑事部分为：泰国皇家法院修改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俞某冬为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死刑的2/3处罚，为终身监禁；因俞某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了有利于查清事实的陈述，在一项基础上予以减刑，最终量刑为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2023年9月4日，记者了解到，该案件当事人王暖暖（化名）已正式提起离婚诉讼，“这婚我一定要离，并且要他净身出户。”来源：红星新闻综合王暖暖社交账号、此前报道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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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9月18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又曝光了一家医院勾结代孕机构、安排代孕孕妇持她人身份生产骗取出生证明。图为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产科大楼上官正义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掌握到相关信息后，其8月31日下午赶到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有女子承认由另一凉山州代妈为其代孕在该院生产，自己穿住院服佯装产妇，在医院配合刷脸办理出生证。上官正义称，据他掌握的信息，“该医院今年以来接待的代妈持她人身份生产疑数百人。而当天他在医院病房里就看到有5名代妈。”他当场报警，同时向眉山市卫健委、四川省卫健委举报。随后上官正义收到反馈称，市、区卫生健康和公安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省卫生健康委已派出指导组现场指导。经查，确有孕妇使用非本人真实姓名在该院分娩等情况，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图为上官正义收到的反馈另据天眼查公开资料，眉山市东坡区卫生健康局于9月7日对四川眉山蕴缨妇产医院作出行政处罚，称2024年8月31日对眉山蕴缨妇产医院开展了现场检查。经调查，该院于2024年8月27日至8月31日，未按照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的查对制度要求认真对两名产妇进行身份识别，导致该两名代孕产妇使用虚假姓名住院分娩。该院未按规定制定和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院作出警告处罚，并罚款3.8万元。该院曾受到警告处罚，并被罚款3.8万元然而，上官正义对此提出疑问，自己当时看到了5名代妈，为什么只核实到了2名？反映该院今年以来代孕生产骗取出生证明数量高达几百人一事，是否有进行调查？背后的非法代孕机构是否有追踪，是否有医生参与？上官正义还称，该医院收代孕是2万多元1单，而且必须在其月子中心住（费用另算），才给开出生证。图为产妇及其身份证9月18日，潇湘晨报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该医院正常生产价格，工作人员表示顺产是8888元四天三夜，剖腹产是1888元五天四夜。若不是头胎，剖腹产需另加千元。月子中心的话，是3万多元，住28天。潇湘晨报记者随后就上官正义所述的代孕交易多次致电该医院刘院长，及郭姓产科院长，未获有效回复。东坡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员告诉潇湘晨报记者，在接到上官正义举报后就成立相关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已对调查到的问题进行一个处罚，其他问题尚在调查中。“不管是他网络举报的，还是跟我们电话举报的，我们都在一一进行核实。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我们的调查结果。”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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