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多多导入|突撃隊はある国立大学で地理学を専攻し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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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去世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微敖2024年9月19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意外去世。此事或涉及刑事案件。9月19日下午，包括刘文杰的同事在内的多位知情人士告知了经济观察网记者这一消息。刘文杰，女， 1966年10月生，湖南娄底涟源人。她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多年，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行政政法处副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刘文杰转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她又回到财政厅，任厅长。一位刘文杰的昔日同事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刘文杰非常认真敬业，几乎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11点。另一位与刘文杰熟悉的当地官员亦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其与刘文杰熟识多年，刘的口碑很好，自己很尊敬她。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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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8日，在历经三年的高通胀和大幅度加息之后，美联储终于开始了降息之路，第一次就降息50个基点。经过过去几周的舆论准备，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意外事件。纵观宏观经济史，加上去的利率总归还是会降下来，这是经济周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美联储在今天这个时间点降息，的确还是有一些关键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美联储大楼 资料图：新华社一第一个就是降息的规模大小。在前几个月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里已经充分坐实了9月将会降息，而金融市场一直不确定的是降息的规模：25还是50个基点？在几天前与美联储联系十分紧密的一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发表文章暗示，降息50个基点更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于是，金融市场的期望也从主流的降息25个基点，逐渐变成超过一半的几率降息50个基点。当今天降息50个基点的决定传出以后，金融市场很自然都就将焦点转移到为什么美联储选择50个基点这个问题上。当然美联储的理由是为了预防经济危机，出于谨慎考虑才选择50个基点的降幅。但是市场对此的解读会有分化，相当一部分人怀疑美联储是否已经看到了某些经济不稳的迹象才开始大步降息。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会由于利率下降导致的资金成本降低而继续追逐金融资产，造成短期内股市房市的泡沫扩大。而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将导致最近金融市场波动率的放大，风险上升。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过去这两种观点的交锋会由随后发布的经济数据来判断对错，但是近两年美国不少经济数据准确性大大降低，尤其是就业数据，发布几个月后就大幅度向下调整，2023年的就业增长到今天已经大部分被“修正”消失了。尤其现在到了选举季节，这些经济数字的可靠性恐怕又要再打一个折扣。对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来说，美国降息50个基点虽然还没有改变美国市场利率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现实，但是美联储自己的预测与市场预期都已经认为未来几个月美联储会持续降息，而不是就此罢手。因此，对于未来几个月的美元利率下降的预期将会造成美元持续走弱的压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之前几周的货币汇率上涨已经反映出来这个压力，未来其他国家货币兑美元走强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促进国际资本的从美国回流。而在短期金融市场风险过去之后，未来几个月持续降息的预期以及年底美国股市的季节性，将增加美股在今年最后几个月进一步上涨的概率。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资料图：新华社二第二个问题是美国降息对于实体经济的效果有多大。我觉得恐怕没有以前经济周期降息效果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两年美联储加息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加息的影响被限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房屋贷款，美国大量房屋拥有者在疫情期间取得了超低的固定利息房贷，美联储的加息对于这一大部分房产持有者的开支没有负面影响，降息当然也不会产生什么正面推动的效果。因此，美国经济中占70%的消费受到降息的刺激并不会很明显。因此，这一轮降息受益比较明显的更多是企业部门，而承受账面浮亏的银行体系在2023年美联储紧急资金支持下度过了硅谷银行挤兑危机，现在降息了，那么银行的账面浮亏就会下降。而非金融的实体企业，在疫情期间在超低利率水平下借债获得大量现金，未来两三年正好是需要借新债还旧债的时候，美联储降息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对改善了未来融资成本。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影响不会很明显，依照2008年以后的经验，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连续收缩的美国制造业的刺激不会很大。而对于政府开支来说，官方降息肯定减少了联邦政府的利息开支，但是美国政府的超支赤字本来就是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支持的，利息高低在霸权依旧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会计问题，并不足以影响政府行为。占美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的政府开支最终还是要受到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影响。三那么，美国总统大选在即，离11月初投票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美联储开始降息，对于总统大选是否会有影响？这个问题比降息本身对于经济的影响更加重要。因为降息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有一个延时，通常在几个月之后对于实体经济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是降息对于金融市场和普通人信心的影响则是即时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一方普遍欢迎在此时降息，认为这对于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正面宣传，而共和党则反对此时降息，因为降息的决定会削弱共和党炒作通货膨胀话题的效果。而这一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对于未来四年美国经济政策则有着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总统人选会对贸易、能源、金融、科技等方面的政策有重大改变，而且国会的组成和控制权则影响到美国政策的内容和推行效率。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是一方掌握了总统和国会两院，那么很大概率会通过大规模财政赤字政策，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如果总统和国会两院被两党分别控制，那么政府开支上升的幅度会相对有限。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美联储临近投票前的宽松政策，是否可以让普通选民克服过去两年高通胀带来的负面记忆，从而对最后的投票产生影响。根据当前美国政治的极端分化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选情极为接近的有决定作用的摇摆州，或许每一个好消息都会让民主党更多一分优势。特朗普与哈里斯首次面对面电视辩论 视频截图四对中国来说，过去三四年美国宏观经济实验给我们展示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仔细地分析。财政政策依旧是短期见效最快的经济干预手段，尤其是越过中间环节直接由政府面对群众个人的财政支出手段。但是刺激政策见效快的副作用就是极易造成通货膨胀，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今天美国虽然物价上涨的速度降低下来，实际物价水平依然在缓慢上升，对于中低收入的普通人来说，实际生活水平比前两年倒退不少。在加息过程中，融资成本上升这个负面作用由谁来承担？这三年下来，美国基本上是由银行和部分企业承担了，2023年硅谷银行挤兑危机之后美联储的救急措施也间接承担了这部分成本（当然通过美元霸权又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还做不到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的程度，那么在内部决定各个经济部门分摊债务成本的时候，更应该摆脱部门小利益，更多地计算整体利益，选择对于全国经济最有利的分摊方案来制定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最后一点还是老生常谈的科技投资。AI风潮的起点恰好和硅谷银行危机的爆发在同一时期出现，也许这是巧合，但是这的确对于推动美国股市的上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即使今天很多人开始质疑AI 短期内对于生产力到底有多大影响，但这不妨碍AI相关的大规模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支撑作用。国内科技还在补短板阶段，关键技术设备的国产替代投资已经初见曙光，对于科教界的结构改革和国内产学联潜力的进一步挖掘，是中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获得成功的最大希望，这比单纯的增加投资更能帮助国内的科技发展再上一层楼，促进国内长期经济竞争力的增加。来源|观察者网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美国《纽约时报》18日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以色列是事件幕后黑手，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该媒体形容称，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图自美媒报道称，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这些官员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要求保持匿名。《纽约时报》称，在黎巴嫩，以色列曾多次通过定点袭击暗杀黎真主党高级成员，这让黎真主党意识到，以色列显然是在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黎真主党高层从而推动使用寻呼机。报道称，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寻呼机虽然功能有限，但可以在不泄露用户的位置或其他危险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通讯。《纽约时报》称，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甚至在黎真主党高层决定扩大传呼机的使用范围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据三位了解此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的公司“BAC”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疑似来自台厂金阿波罗公司，金阿波罗公司18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与BAC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授权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该公司授权BAC公司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产品销售，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称，从表面上看，BAC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公司。但知情情报官员称，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制造的掩护之一。他们说，以色列至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以掩盖制造寻呼机人员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以色列特工。报道称，BAC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为他们生产普通寻呼机。但其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黎真主党。据这三名情报人员说，这些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掺有爆炸物。这种寻呼机2022年夏天开始少量进入黎巴嫩，但在黎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露情报后，这种寻呼机的生产量迅速增加。《纽约时报》称，在以色列，情报人员将寻呼机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按下的“按钮”。据媒体此前报道，当地时间17日，黎巴嫩全境多地几乎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死亡和受伤者多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也包括一些平民，其中遇难者中有两名儿童。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事件中受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分别发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前一天在该国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其中约400人伤势危重。延伸阅读牛弹琴：黎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释放危险信号救护车运送爆炸事件伤者摩萨德果然够狠。虽然以色列拒绝公开承认，但全世界都认定，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摩萨德秘密主导生产了这批真主党订购的寻呼机，摩萨德偷偷在每台寻呼机中放置了约3克的炸药，摩萨德又在同一时间突然引爆了这3000台寻呼机。最后的结果，9月17日，黎巴嫩各地3000台寻呼机突然响了，人们纷纷掏出寻呼机查看情况，寻呼机突然爆炸，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眼睛、胳膊被严重炸伤。12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还包括多名可怜的儿童。图为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米尼，也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这还没有完。9月18日，也就是第二天，就在真主党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很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突然又发生爆炸，又造成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批寻呼机和对讲机，都是真主党在约5个月前购买。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寻呼机有点陌生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一度非常流行，它不能打电话，但可以查看和回复信息，很多人接到寻呼机信息，然后挤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在中国，手机大规模出现后，寻呼机逐渐退出市场。但在黎巴嫩，情况不一样。因为手机可以被定位，以色列随后发起定点清除，真主党为谨慎起见，不久前还下令真主党成员及家属，尽量少使用手机，而使用寻呼机。这一批寻呼机，正是真主党的定制货。生产商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台湾厂商授权一欧洲工厂生产，哪知道实际是摩萨德在主导。一家欧洲公司贴牌生产台湾的寻呼机！听来很不符合常理。台湾厂商有没有猫腻，我们不知道。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但我们知道的是，毫无疑问，这是真主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你想一想，有问题的数千台寻呼机，还有对讲机，真主党要员天天带在身边，居然不知道已经被摩萨德做了手脚；这批寻呼机、对讲机，里面还都秘密安置了烈性炸药，真主党依然毫无察觉。让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现实。摩萨德的耐心和精细，让人不得不服。真主党的大意和颟顸，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我总觉得，这一超限战的做法，更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才是安全的电子产品？真主党本以为，手机太危险，寻呼机较安全。哪知道，花钱购买的台湾产寻呼机，不仅被摩萨德掉包改装，实际更成了身边的定时炸弹。寻呼机是这样，对讲机是这样，手机呢？手机的锂电池更大，手机里的零部件也更多，手机可远程操控的可能性也自然更大。说实话，只要是电子设备，都存在类似风险。尤其是手机。手机，现在是很多人最亲密的伙伴。你手里最经常拿的，就是手机；即便睡觉，手机也可能就放在枕边。那会不会存在某一天，一个电话响起，你突然接电话，手机突然发生爆炸……别以为这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从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对讲机爆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事件发生后，“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就感叹，这“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他说，试想“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救护车运送伤者，当地街上满是持枪警戒的人员黎巴嫩的离奇爆炸，更传递了几个信息。1，情报工作，要胆大心细，但归根到底，还是靠科技。2，你眼中最安全的工具，往往是最危险的东西。3，不分差别的引爆，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真主党马失前蹄遭受重创，摩萨德高超手段让人拍案，但又带来一个疑问。以色列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引爆，到底意欲何为？可能性一，真主党要发现这个秘密了，摩萨德一不做二不休，在发现之前豪赌一把。可能性二，进一步刺激真主党，小打小闹不过瘾，要来就来一场大的，这样更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内斗，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我看到，事件发生后，伊朗谴责，俄罗斯谴责，欧盟谴责，联合国也谴责。欧盟谴责很简单，这样的攻击，危及黎巴嫩安全与稳定，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而且，“即便这些袭击似乎有针对性，但它们仍对平民造成了严重的附带伤害，在受害者中包括儿童”。联合国人权官员更是警告，这种以数千人为目标的攻击，不顾对方是平民还是武装成员，也不顾周遭环境，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无论谁下令和实施这次攻击，“都必须被追究责任”。以色列怕这些谴责吗？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寻呼机也罢，对讲机也罢，手机也罢，电脑也罢，如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被不法机构渗透，那就面临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真主党成员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使用对讲机 资料图软件有风险，硬件也有风险。摩萨德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CIA就真不知道？CIA就真没参与？如果一个隐藏的敌人，根本也不在乎所谓道德，总是喜欢无差别攻击，那后果会怎样？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超限战。超限战，战到了我们都拥有的电子产品。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产品。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大规模爆炸，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危险，真的无处不在！

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克宁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杨克宁，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男，藏族，1962年1月生，四川小金人，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长期在四川省任职的杨克宁，曾任阿坝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州政府政研室主任，壤塘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坝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州政协主席，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等职。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去年11月16日，杨克宁被查。今年5月23日，杨克宁“被双开”。通报显示，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杨克宁是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作家身份。杨克宁笔名宁克多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宁克多杰小说集》，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四川文学》《西藏文学》《青年作家》《草地》《四川日报》等。据媒体公开，杨克宁的作品除了部分诗歌散文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官场小说，去年10月出版的《民族文学》第十期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杨克宁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上官汇”注意到，杨克宁担任阿坝州州长期间，阿坝州曾发生“清水衙门”贪腐案。2020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一人牵出“一窝鼠”——四川省阿坝州多县就业局局长贪腐问题透视》专门报道了这起“清水衙门”中的腐败窝案。全州13县（市）就业系统共有49名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在杨克宁落马之前，已有一些下属被查。杨克宁被查前10天，2023年11月6日，阿坝州马尔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倪勇被查。同年10月，阿坝州生态环境局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谭波，阿坝州壤塘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侯治刚被“双开”；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局长巴黎被查。而曾与他共事过的崔保华也已落马。2024年8月27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崔保华曾于2017年至2022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接连两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了涉及寻呼机、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的多轮爆炸事件，总计造成30余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国家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外界普遍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同时，涉事通信设备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制造商也引起关注。港媒《南华早报》18日援引多名专家分析指出，尽管目前仍存在诸多疑点有待厘清，但这一系列由通信设备引发的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电子产品武器化提高警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人怀疑，台湾与美国相互勾结，而美国又是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台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阴谋行动。”他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9月18日，台湾寻呼机制造商“金阿波罗”否认生产了涉事产品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全境多地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遇难人数已攀升至12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约2800人受伤，伤者包括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各家医院已实施460例手术，其中大部分是眼睛和面部手术。真主党指责以色列应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路透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事发几个月前，摩萨德就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放置了爆炸物，这种被做了手脚的电路板很难被普通扫描设备检测到，一旦接收到指定代码便会引爆。在此期间，真主党一直没有察觉爆炸物的存在。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很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来实施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主席阿尔佩洛维奇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次日（18日），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又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多地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涉事对讲机据称来自日本无线电通信制造商ICOM，不过根据其官网公开信息，有关型号已于2014年停产。无独有偶，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指向的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也急于与该事件切割。其宣称，该公司只提供了商标授权，负责产品设计制造的是一家位于匈牙利的公司BAC。匈牙利政府18日澄清称，BAC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没有设厂。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正如“棱镜门”曝光者、被称为美国“吹哨人”的斯诺登所说的，“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有关通讯设备武器化的讨论随之而来，一些组织利用数字化手段和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杀伤性的破坏，正引发各方担忧。拉赫曼对《南华早报》表示，这些爆炸事件表明“以色列有能力利用数字手段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隐秘联系，深入对手据点实施打击”，“这是一个非常规而又巧妙的例子，它融合了数字和热战策略战术，将普通的通信设备变成了（简易爆炸装置），而非通常的监视用途。”救护车运送伤者拉赫曼进而指出，考虑到台湾地区有厂商牵涉其中，以及其与美国的勾结关系等因素，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用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他分析称，“在战略层面，这表明大国及其强大盟友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或将其武器化，预先部署不对称战争工具，在冲突期间或战争目标发生变化时启动这些工具。”香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莱文提到，以色列情报部门曾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类似手段暗杀哈马斯炸弹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但这次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此次事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爆炸物是何时以及如何被放入寻呼机的，是在台湾工厂里，还是运往黎巴嫩途中，亦或是在运抵目的地之后。“一般来说，在供应链过程中，炸药的安置地点距离台湾制造商越远，距离像真主党这样的最终客户越近，影响就越小”，他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曼奇尼也表示，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起事件表现出的设备武器化倾向“令人极为担忧”。“这是朝着‘自动化战争’方向迈出的又一步。在这类战争中，技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将设备武器化，还开发出可以通过远程信息（触发）爆炸的系统。”他补充道，“这表明以色列在提高技术战争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可以引发人们思考的是，以色列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中国杀毒软件厂商瑞星的唐威也指出，改装后的设备能够躲过检查，说明策划这次袭击的势力拥有成熟的处理技术。唐威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或汽车系统被黑客入侵导致爆炸的风险仍然“非常小”，因为黑客需要突破复杂的电池保护系统，而且中国的大部分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都拥有“最高级别的电池保护”，因此普通人在使用大品牌产品时不必担心会发生爆炸。相较而言，唐威认为，高强度手电筒和头灯等其他使用电池供电设备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他说，这些产品与智能设备不同，“一旦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安装了用于远程遥控的SIM卡，风险概率就会更高”。军事专家魏东旭在央视节目上分析称，普通的寻呼机是不可能被远程遥控引爆的，即使它的通信基站和相关的网络遭到外部入侵，有关方面也仅能够向这些寻呼机发送特定信息而已。他推测称，这些寻呼机一定是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比如在寻呼机内部植入小型爆炸物，将其伪装成电池的一部分，或者在寻呼机的电子元器件中加装小型引爆装置，通过信号激活爆炸物，让它成了一个“遥控炸弹”。“一旦真主党确定了以色列是幕后操纵者，黎以冲突还将进一步升级。”他警告道。应阿尔及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0日下午，就近期黎巴嫩多地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举行紧急会议。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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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