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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万博新经济观察

　　近期刘世锦主任提出了10万亿元的刺激加改革的扩大内需方案，我认为这个融合了消费刺激、投资刺激和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既是当前经济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较符合当前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是一个相当有政治智慧、有很强的可接受性的政策建议。但是，从结构上，我建议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还是应集中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否则，如果在体制惯性下被各地方瓜分后大部分用于继续扩大投资支出，结果不但宏观乘数较低，而且还会形成新的供给过剩，不利于确保取得持续的经济繁荣效果。

　　10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当前经济的形势恐怕比2008年、2009年更严峻。面对2007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2008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是，由于彼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而伴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和积极货币政策的持续扩张，2009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就开始逐步企稳回升。

　　相对于2008年、2009年而言，我们这次面临的经济挑战不是外部冲击，而是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已过，投资已经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消费不足。这种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表现主要包括，经济增速逐年下滑，物价低迷并有通货紧缩风险，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投资负增长，股市长期下跌，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财政支出缺口扩大，这些情况带来的挑战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冲击更严峻。

　　受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当前的有些指标如房价、股市指数、物价指数、失业率、地方财政赤字等有的还不及2020年。对于这些情况，决策部门越是认识深刻，企业家和投资者反而会越有信心，因为客观判断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因此，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和发展前景；为了提振消费、让经济能够畅通循环，让企业的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为了化解房地产风险、提振股市信心，让家庭有更多财产性收入；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扭转企业盈利下滑甚至亏损的状况；为了改变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趋势，为了尽快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我们都应尽快推出大规模的扩大内需计划。从以上角度，我认为世锦主任提出的10万亿经济刺激加改革方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

　　值得重视的是，我们之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工、设备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正在对内需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能够充分重视、系统规划，尽快出台一个10万亿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对于提振企业信心、繁荣消费、畅通内循环的效果，可能比挤牙膏式的扩大内需行动更好。

　　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够不够？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当于当时GDP的10%到15%。根据我们现在将近130万亿元的GDP的规模。考虑到这次经济挑战比2008年更严峻，如果刺激计划达到GDP的10-15%左右，总规模应该达到15万亿元左右。

　　从2020年各国疫情冲击下各国扩大需求的规模来看，大部分刺激计划也达到GDP的15%。以美国为例，疫情前后美国GDP大约21万亿美元，累计向美国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现金接近3万亿美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大幅降息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从实施效果看，虽然承受了两年通货膨胀，但这些政策的确带来了消费和投资的旺盛需求，推动了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实现了美国历史上较高的就业水平。如果参照美国刺激需求的15%左右比例，我们的刺激计划规模也应该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

　　总之按照以上两个方面的参照，10万亿刺激计划略显保守。当然，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够不够，关键不仅仅是总规模，还要看用在什么方向，有没有货币政策配合，以及产生多大的宏观乘数效应。

　　以货币政策配合为例，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欧洲，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都大幅降低利率，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多国家都降息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经济史上有哪一次经济衰退期间还伴随着严重的货币紧缩，那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虽然当时美联储实际上有能力改变货币紧缩的局面，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是市场对此并未察觉和重视，二来是那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个时代的宏观管理者对逆周期调控毫无经验。在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一旦遭遇经济衰退，降息和宽松就成为各国宏观政策的标配，类似于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与货币紧缩同时出现的情况，就再没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上演过。

　　我们如果推出10万亿刺激计划，有没有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配合？这也是十分关键的。世锦主任说，“不能简单效仿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没必要简单排斥量化宽松政策，只要对中国经济繁荣有好处，任何国家的经验都可以学，当然具体还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并且有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抱有足够的信心，因为相对于几十年前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业能力，以及芯片、工业软件等从无到有的经济困难而言，现在的困难只不过是在之前没有的生产能力现在都有了之后，需要提振需求、畅通经济循环而已——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只要开启迈向需求繁荣的正向循环，将来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荣的消费市场。

　　10万亿应以消费补贴为主而非扩大投资

　　考虑到扩大内需的迫切性，以及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实际情况，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再扩大投资，而是应该主要以各种方式向居民发放消费补贴。

　　首先，向居民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其效果并非像某些学者讲的那样是一次性的或不可持续的，恰恰相反，在消费不足、经济循环不畅的情况下，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不但带来3倍以上的宏观需求乘数，而且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一旦经济循环畅通了，其繁荣经济的效果是长期持续的。

　　其次，消费既是生产、流通的目的和终点，也是经济循环的新起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十九大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么实现？就是通过居民消费来实现。所以，消费不是浪费，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真正消化过剩产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当然，任何经济发展继续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就如同世锦主任所说，“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然而，毕竟不同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还是要有个合适的比例，比如中国长期每年五、六十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3%左右的投资率，每年比全球其他国家高20个百分点，连续这么多年是不是太高了？当然，任何阶段都需要基础设施、新基建、厂房设备和房地产投资，那按照各国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资率，中国每年三、四十万亿元投资是不是就够了？每年多出了的十几万亿低效投、无效投资，如果能够转化为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是不是更好？

　　如果10万亿元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不是通过压缩低效、无效投资节省出来，而是通过发长期国债的方式所筹集的扩大内需的资金，那这些钱是主要花在扩大基建投资上，还是花在增加居民收入、补贴居民消费上，效果会有天壤之别。当然，企业自担风险的投资，该投的还是可以投，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深中通道这样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可以自筹资金投资，但是如果中央安排10万亿扩大内需资金，那就必须确保把钢用到刀刃上，确保扩大内需的效果，确保能够提振信心、畅通经济循环、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局面。

　　从经济发展史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前后都要经历从短缺经济，到供需两旺，再到需求不足的转型——与这个转型相匹配的，就是财政政策从建设财政到民生财政的转型，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转换。

　　在短缺经济阶段政府，用财政资金搞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最大的；在供需两旺的阶段，扩大基建投资对经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在后工业化、后城镇化、后基建时代，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阶段，如果继续搞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反而加剧总需求不足。

　　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搞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有几次经济衰退，彼时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向就更多在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1990年代以后，当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连社会保障支出也相对比较稳定之后，再遇到经济危机就只能是货币政策唱主角了——在2000年、2008年、2020年等经济衰退年份，冲在前面的都是格林斯潘、伯南克、鲍威尔们，美国财政部虽然也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发钱，但是其救济和发放现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美联储认购国债，本质上也可以视为宽松货币政策的一部分。

　　结合经济史和各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为什么说我们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可能饮鸩止渴呢？回顾下2020年我们面对疫情所采取的重生产、扩大投资政策效果，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而消费贡献为负，虽然短期看投资拉动了内需，但过一两年后这些投资就形成新增供给，形成了更严重的供给过剩——虽然在2021年、2022年，这些过剩供给恰好被旺盛的欧美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盖，但是2023年下半年以后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这样的循环，还要再重复一轮吗？

　　从扩大内需的总体效果来看，扩大投资是少数项目、少数地区，少部分相关人受益；而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则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受益范围更广，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的效果更佳。

　　至于有人说大家都发钱就相当于不发钱，担心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观点，其观念显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短缺经济年代，而且对中国供给过剩、居民需求不足的情况理解不够深刻。短缺经济防通胀，过剩经济防通缩，因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更难战胜，伤害更大。

　　假设以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长期国债或循环发短期国债的方式筹集到10万亿扩大内需的资金，如果从收入端入手，给居民发放消费补贴，宏观乘数效应是3倍以上，长期可以衍生出30万亿元以上的总需求，自然可以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反之，如果用这些资金继续以各种理由扩大投资，宏观乘数效应大约为1左右，不但不能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繁荣，而且这些投资长期还会变成新的供给过剩，未来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10万元亿刺激计划，是按照体制惯性、决策习惯，顺应相关利益部门的诉求继续搞基建投资，陷入“过度投资陷阱”？还是彻底转变观念、排除利益部门干扰、惠民生、真正化解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之痛？这才是10万亿元计划能否确保换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最关键、最困难的抉择。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林欣惟（记者 苏翰萱）09月23日,BAC的老板克里斯蒂安娜·巴尔索尼-阿西迪亚科诺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发生惨烈的传呼机爆炸事件，导致1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而这起案件的主谋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驻布鲁塞尔的军事和安全分析师伊利亚•马尼耶(Elijah Magnier)就表示，“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渗透到传呼机的生产过程中，并在没有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在这些设备中添加了爆炸部件和远程触发机制。”传呼机展示图而位于匈牙利的BAC 咨询公司则被指控是这些传呼机的生产地，据《每日邮报》报道，有消息称，该公司向黎巴嫩提供了这些设备。但BAC的老板克里斯蒂安娜·巴尔索尼-阿西迪亚科诺（Cristiana Bársony-Arcidiacono）否认自己是帮凶，她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回应称，“我没有制造寻呼机，我只是中间人。”克里斯蒂安娜今年40多岁，她拥有长达13年的英国留学背景，包括2002年至2006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2015年至201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政治学文凭，并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了四年。此外，克里斯蒂安娜还会说七种语言，包括俄语和意大利语，但她说自己的专长是“量子力学”和“灾难管理”。传呼机爆炸现场之一克里斯蒂安娜的工作履历也非常丰富，在成为BAC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前，她的工作是在巴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事水文计划的项目经理。据悉，BAC公司成立于2022年5月，记录显示其2022年和2023年的收入分别为725768美元和593972美元。该公司位于布达佩斯的注册地址但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蒂安娜的BAC公司在匈牙利当地并没有实体。据《每日邮报》报道，记者后来找到了该公司位于布达佩斯的注册地址（如上图），但大楼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那里并没有这家公司存在。9月18日，匈牙利政府也矢口否认涉案寻呼机出自该国。匈牙利负责公共外交和关系的国务卿佐尔坦·科瓦奇(Zoltan Kovacs)在社交平台X上发表声明称，有关部门已经证实，BAC公司只是一家贸易中介机构，它在匈牙利并没有生产或运营场所。医院周围大量民众而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与电信公司合作，“在亚洲搭建技术桥梁”。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就曾严厉谴责称，“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次国际恐怖袭击，因为很明显，要收集如此大量的设备，必须穿越几条边境运进来。”扎哈罗娃呼吁对这一“国际判例”进行相应的调查，并警告说，“现在，西方的反应应该具有指示性。”“如果西方保持沉默，像往常一样，不坚持调查，不谈论人权，不重复多年来他们在恐怖主义行为发生在他们领土上的类似案件中使用的言论，那么这将是他们直接参与的证据。”图源：Dailymail,Bing

林欣惟（记者 谢台念）09月23日,▲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