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大市，怎样批量培养“接班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诗涵

　　发于2024.6.10总第114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宁波市“创业创新风云榜颁奖典礼”已连办了19年。今年，年年未曾缺席的雅戈尔“掌舵人”李如成没有现身，而是由他的女儿、副董事长李寒琼首登领奖台。这是稳坐宁波“第一把交椅”的民企，释放出的交班信号。同为纳税大户的海天塑机集团，也首次派出三代接班人张斌亮相。

　　包括雅戈尔、海天，2023年宁波共有20家民企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截至2023年，宁波累计有民营主体134.1万户，占市场总量的96.7%；2022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65%的GDP、70%的税收、81%的出口、85%的就业岗位、95%的高新技术企业。

　　“当前，许多宁波民营企业已进入代际传承、新老交替的阶段，‘创二代’的传承与发展问题重要且紧迫。”宁波市委政研室产业金融处副处长付志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统计，宁波第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平均年龄已达63.5岁；未来5年，将有80%的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其中95%将选择代际传承。

　　宁波历来有重商传统，结合儒家文化、浙东传统商业文化和特有的海洋文化，这片土地诞育了“敢于开拓，勇立潮头”的文化传统。对于“民企接班”话题的探索，这里已有20年左右的历史。

　　如今，探索仍在面对新课题：当交接班进入高峰期，一座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民营企业的城市，怎样做好“民企接班”这件事？

　　寻找接班人进入高峰期

　　2023年初，年仅65岁的宁波杉杉股份创始人郑永刚突发心脏病去世，其32岁的儿子郑驹接任后，继母周婷对股权、治理权等多项重大事宜提出异议。这场争权风波，敲响了“突发式传承”的警钟。

　　“与‘突发式传承’伴随的是‘仓促式接班’。其中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可能让原来积累的矛盾集中性爆发，甚至带来后遗症。能否快速制定应急与传承方案，是此类企业成败的关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此，第一代企业家需要提前进行系统性思考与规划，并投入相应时间与精力。”

　　5月9日一早，120位一代、二代企业家和高管来到方太集团“求医问药”，他们来自浙江、北京、深圳等地，涉及制造、服务、金融等行业。“女儿刚从美国留学毕业回来，我干了大半辈子，关于接班的事却还没好好想过。”一位企业家说。

　　这是宁波家业长青学校创校18年来举办的第66期公益沙龙。下午是学校校长、方太集团名誉董事长茅理翔的授课环节。84岁的老人端坐台上，尽管眼睛已看不清，他仍然抑扬顿挫地演讲了40分钟。

　　1996年，他与儿子茅忠群共创方太集团，放弃了低毛利的点火枪行业，进军油烟机行业，做起高端厨电品牌。在“创业式传承”中渐渐交权的茅理翔，自2000年起四处奔波授课，并于2006年创办了家业长青学校，一讲便是近20年。

　　“成功的传承一般都是成功的转型。”茅理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及传承的本质，他认为：“传承是两代人共同的使命，企业家精神是最首要的传承内容。”

　　今年4月，宁波市委党校与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联合课题组的一项调查(下称“调查”)显示，未来5年，宁波将有80%的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其中95%将选择代际传承。

　　翁之旦和翁振涛父子，每天中午一起去工厂附近的家里与翁之旦奶奶共进午餐，这一习惯已经保持了十几年。“饭桌上基本也是聊家里生意，有些不太好沟通的事，我更愿意在吃饭的时候讲。”宁波华液有限公司总经理翁之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求学、性格、志向方面，父子二人似乎一脉相承：毕业于浙江大学液压专业，个性沉稳，对公司的战略眼光一致。翁之旦2010年毕业回厂后，同父亲商量决定，公司应在液压阀领域拓展中高端市场，便开始带领新产品与高新技术的研发。

　　翁振涛今年64岁，现在每天仍然会在车间里走一走。翁之旦的顺利接班，也离不开父母的提早放权与铺路。2011年，他一上班就坐进了母亲李向红的总经理办公室，当时的企业高层都已50多岁。“高层那么多，年轻人怎么办？母亲一直在琢磨这些。”他表示，母亲提前花了几年时间调整架构，让老一辈逐渐退休，聘为公司顾问，并为自己组建了一支年轻化的管理团队。

　　“我运气比较好，母亲擅长做管理，企业分工一直比较明确。我很多朋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和公司元老的关系。”翁之旦说。

　　茅理翔曾归纳家族企业传承的“十大难题”，包括舆论压力、家族矛盾、元老阻力、两代分歧、父不交权、子不愿接、子不争气、多个子女、只有女儿、企业下坡。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茅理翔主张对“二代”施行“三三制”：“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在各阶段分别下放研发权、营销权、全面管理权。宁波家业长青学校执行校长范斌则建议，在实践中，“一代”可以将传承路线分为准备期、导入期、变革期、掌控期、升华期五个阶段。

　　尽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宁波经验中，“子承父业”仍然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选择，单一子女接班、多子女团队接班、媳妇或女婿参与接班等情况都较为常见。

　　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其他亲属接班，或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让子女与职业经理人共同接班，以及通过上市退出、出售退出等方式把企业交给社会。前述调查显示，在宁波成立5—10年的民营企业中，75.6%的企业会选择“子承父业+职业经理人”模式。

　　为帮助企业规范运行，协助企业传承或日常经营，纳入职业经理人是一种常见的选择。例如，2006年，宁波通用塑机董事长张宝法突然离世，年仅 25 岁的张允升在公司职业经理人的辅助下，顺利渡过了接班危机。

　　“在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角色隐于台后。与公共企业不同的是，除了强调专业素养、管理经验，家族企业还需要职业经理人像‘管家’一样，作为家族关系的润滑剂。”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副教授苏赛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在共同奋斗中会建立一定的信任，可能形成‘泛家族成员’的心理默契。”范斌表示。然而，在现阶段，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推进交班的模式尚未进入主流。

　　政企互动的20年

　　位于宁波北部、毗邻杭州湾的慈溪市，从2005年起研究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也是“‘富二代’向‘创二代’转变”这一口号的诞生地。

　　在慈溪市委统战部的支持下，茅理翔分别在2006年、2007年做了两件事：筹建家业长青学校，举办国际家族企业论坛。

　　“当时，不论是企业家、学术研究专家、官员，大家都提到一点，就是要在这片创业的沃土上，种下传承的种子，把企业都做成百年老店。”茅理翔说。在他的回忆里，自2007年7月担任慈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的黄建岳，每一场活动，基本必到。

　　现如今，黄建岳已经退休，担任慈溪市新生代企业家培育工作顾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会、企业、政府三层面的原因推动了“创二代”概念的提出。

　　2006年—2008年，报刊、广播电视上关于“富二代”“败二代”的大量负面新闻，如飙车、吸毒等，导致社会质疑“二代”的能力，但其中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同时，改革开放已将近30年，慈溪市工商联在与一代企业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产生了把家族民营企业传给子女的愿望。

　　“当时，民营经济对慈溪各指标的贡献均超过90%，政府必须强调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考虑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这是发展的根本。”2022年，慈溪GDP位列“浙江第一县”，全国县市第6名，现有民营企业2.4万家，贡献全市约80%的GDP和91%的税收。“因此我们提出，‘富二代’要向‘创二代’转变，强调要‘创新，创业，创未来’。”黄建岳说。

　　2009年，茅理翔带着学生们参加夏季天津达沃斯论坛。“‘二代’们群情高昂，他们希望能创办一个能经常交流学习，并能与政府对话的平台。”2010年7月，作为试点的庵东镇“创二代”联谊会成立，经过一年的验证，2011年6月，慈溪成立了全国首家县级“创二代”联谊会组织。

　　在慈溪市委2011年印发的《关于做好“创二代”培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创二代”被定义为以传承家业的年轻工商业经营者为主体，包括年轻的本地自主创业人士、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外本籍创业人士等组成的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的群体。

　　以传承和创新为主线，“创二代”联谊会由80%的接班二代、20%的创业人士构成。黄建岳回忆，联谊会最早有83位理事，慈星股份董事长孙平范任会长，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任常务副会长。

　　涟漪效应也随之而起。2012年12月，宁波市“创二代”联谊会成立；2013年1月，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同年9月和12月，杭州市、衢州市也相继成立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如今，在慈溪，“创二代”联谊会已更名为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覆盖了19个镇(街道)。由市委统战部牵头，组织人社、团委、侨联、工商联共同参与，青企协、海创会、高层次人才联谊会也相继成立，新生代联谊会会员数已达1138人。在宁波市级、浙江省级层面，也很早就实现了组织架构的全覆盖。

　　“不过，政府的引导与服务还有待加强。”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副教授苏赛尔研究认为，一方面，调动资源还不够，市经信局、科技局、人社局、社科院及各高校参与不够，尚未形成全社会支持的氛围；另一方面，系统谋划、协同推动机制尚不健全，各部门资源整合不足，工作交叉多，影响企业家参与积极性。

　　“另外，也偏重对‘新生代’的培养，对‘创一代’的引导办法则不够，引导帮扶效果不显著。”她补充道。

　　要在转型中完成传承

　　18年来，宁波家业长青学校接触了700多个家庭、1000多个“企二代”样本。基于对宁波样本的观察，范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以前，最大的难题是“子不愿接”；2012年—2016年，热门话题则是“‘二代’接班如何创新与转型”；2017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90后”入局，开始普遍地面临“文化融合”的问题。

　　“新生代多数有 海外留学背景，普遍面临中西融合、两代融合，以及与社会和企业融合的难题，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阅历甚至思维方式无法适应。”方太学校执行校长高旭升表示，他们最主要的心理诉求是“希望构建两代平等的人格互动模式”

　　两代人之间常见的“摩擦”可分为企业、家庭两大维度。一是在企业的发展、理念、花钱、管理、投资方面发生分歧，二是家庭观、婚姻观、财富观、教育观、是非观方面存在差异。“接班的责任在‘一代’，使命在‘二代’。”范斌说。

　　对于“使命”，不同年龄段的受访‘二代’们持有一种共识：基于自己的能力圈和企业发展需要，判断接班的时机与方式；如果答案是“不适合”，他们往往会另起炉灶，先完成自己的“从0到1”。

　　2005年刚从英国毕业返乡，按原定计划在父亲的纸板制造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叶凯峰，有一天忐忑地告诉父亲叶国奋：“我不想接班了，我要去做农业，去养猪。”

　　留学的见闻使他坚定看好有机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潜力，叶凯峰与人合伙承包了慈溪沿海一片500亩的盐碱地，在2008年建起一座年出栏2万头猪的养殖场，3年后又建起一片有机蔬菜种植基地。这则非典型“80后企二代”的创业故事在当地走红，叶凯峰也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海归猪倌”。

　　叶凯峰当年没有告诉父亲的“隐情”是，进入公司后，尽管他与身为总经理的姐夫并无理念冲突，公司的元老们却“默默选边站，隐约分成两个派系”。“这并不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在当时接班完全不是时机。公司主营传统配套型业务，更需要的是稳定发展，所以我宁可退出，去创业锻炼自己。”

　　直至2012年，叶凯峰才正式接班，带领公司转型“新零售”进军纸箱领域，并推动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上市计划。“父亲起初坚决不同意，认为上市是把企业卖掉，我也做了10年的思想工作。”

　　在宁波余姚长大的陆怡臻，“反叛”精神萌芽得更早。16岁，由于无法从父母处要到任何生活费，她从高中就开始打工兼职、自主创业。

　　“你骨头这么硬，决策力这么强，那你一个人去杭州吧，不听我的话，就去外面自己想办法。”2013年，得知女儿已经从英国退学回来，自行考进了中国美院附中，陆炅极其生气。在陆怡臻眼中，掌管高端制造企业的父亲朴素节俭，要求严格，商业敏锐度和研发能力强；自己从小受到熏陶，经常参与家庭的商业话题讨论，也形成了“格外要强，越挫越勇”的性格。

　　陆怡臻最初在杭州刚开的“淘宝一条街”接单，在人人网、微博售卖网红同款。后来，她通过代课积累了经验与关系，在教培风口入局了艺考培训和升学教育，一度在全国开设了208家加盟学校。

　　两件小事促成了陆怡臻与父母的和解：2018年暑假，她带着单店营业额600万的成绩回家，“爸妈当时都惊呆了”；还有一次，父亲朋友的孩子成为她的客户，经她规划的结果令对方家庭感念，也让父亲真正对她刮目相看。

　　2023年，茅理翔告诉犹豫不决的陆怡臻：“一定要回去，如果现在不回去接班，再过5年，企业情况就又不一样了。”今年初，她回到浙江泰索科技，帮助父母打理事务，推动上市计划。

　　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转型升级、治理现代化、应对国际竞争等重担也落在了“二代”的肩膀上。“尤其以制造业为例，在传承行为更复杂，人员众多，分工细致，对管理的依赖程度更高的民企，‘二代’被要求成为全能型人才。”高皓评价道，“在外，企业受科技变革和数字化冲击较大；在内，‘二代’对制造业的兴趣志向和管理能力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据《2024中国民营经济百强产业集群研究报告》，宁波在14个浙江省产业集群中占有3席，包括汽车及零部件、磁性材料和智能家电产业集群。

　　“电商在当时处于井喷期，我想从一个自己有一定认知，又容易出成果的赛道出发。”2017年，从英国毕业的沈泽进入了父亲创立的宁波卡帝亚电器，带领企业成为慈溪最早入局电商的家电企业之一。

　　电商带来的供需结构变化，改变了产品设计、供应链管控能力、企划营销方面的业态，新的业务持续增长，旧的业态则逐步完成过渡。“父亲也逐步把各个业务模块交出，现在公司的中高层也多是我当时引进来的。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我们在转型中完成了传承。”沈泽表示。

　　后来，意识到与行业头部公司在品牌化方面的差距，沈泽决定推动企业向智能化中高端转型。这一想法也推动了企业在产品线、供应链能力的转型，对流程和体系的信息化再造。近年来，随着内销增长趋缓，他又锚定了海外市场，转向跨境自主品牌出海。

　　家业长青学校建议，新生代可以通过增量切入、优势切入、关键价值部门切入、新项目切入四种方法导入企业；对于中小企业，鼓励从市场营销切入，了解行业、市场和客户。

　　这也正是陆怡臻的想法。“高端制造业是一个需要寻找市场夹缝的行业。‘二代’一定要拿成绩说话，最快的可能就是营销端。”她强调，要搭建一个和公司固有销售团队不冲突的新模式，“为了保持30多年来的生态平衡。他们的客户我绝对不碰，我要开发新的渠道和客户，把自己的团队规整好，再去赋能整个公司。”

　　“不管是守业还是创业， ‘二代’必须具备从0到1，1到50再到1000的能力。只有比父母的能力更强，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带领企业迈向更大的跨度。”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1999年出生、作为宁海老字号月饼的第四代继承人的王甜田，小时候并没怎么考虑过家里的生意。在她的回忆里，手艺人的日常就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一到节假日，我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跟着父母进城。别人问我家里是干吗的，我只说是做月饼”。

　　毕业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她，经历了疫情影响下的旅游行业，“双减”政策下的教培行业。2022年7月，王甜田依照惯例回家里帮忙，偶然间在抖音发布的一个视频，让她在同城团购上卖出了7000单月饼。“一开始尝到的甜头，让我非常坚定地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从太公开始，家族的手艺已经传了百年，她也决定，要把百年的月饼铺子，变成真正的百年品牌老店。

　　实际上，父亲很早就有了做规模化工厂的愿望，二人商议后，2023年3月，她独资注册了宁波杉通食品有限公司。在最忙碌的7—8月，她完成了1500平方米厂房的装修落地，忙于设备引进、参加展销会和培训、做设计、准备品牌物料、筹备直播间、申请非遗⋯⋯

　　“我们性格太像，小时候一坐下来就会吵架。现在，我可以和他坐在一起聊天很久，和父母成了朋友。”她说。

　　中国式传承方法论，在哪儿？

　　接班不是唯一的选择，还有一部分的一、二代企业家，已经考虑放弃“传承”这件事。“传承要看孩子有没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企业和孩子不能捆绑在一起，考虑采用外聘职业经理人的办法。”一家生物公司的董事长说。

　　2011年，陈逸谦研究生毕业，他告诉父母自己想去上海找工作。“父母其实也清楚，企业实在已经不怎么挣钱，劳动附加值低，产值太小，接班的意义不大。”他说。如今，他已是宁波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高管，家里的决策也已达成一致，最终会考虑卖掉公司。

　　海运公司“二代”鲍银涛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形容自己为“跑偏了的二代”。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先创业做了5年的连锁餐饮公司，如今在宁波通商集团控股的一家科技公司任市场总监，公司业务是面向政府、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我如果只做海运企业，不一定会很好，但现在的工作可以让海运成为我们软件的应用场景之一。”他说。

　　“家族成员可以只采用控股的方式，也属于家族的资产。在尊重现代企业制度的视角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多元化的。”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书彦评价。

　　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委托代理成本高企、专业服务机构不够成熟规范等难题。家业长青学校的案例显示，3亿—5亿规模的企业对于3—5年任期内的职业经理人感到满意的概率仅占1/8左右，企业“请不起，用不好，培养不出来”。

　　同时，宁波市场上的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等专业服务机构业务相对单一，难以满足财富管理、家族治理、企业经营等多层面需求。

　　另一方面，从狭义的角度看，放弃“代际传承”的选择，也意味着家族“百年老店”的流失。“中国要真正强大，必须造就一批世界级的、具有家国情怀的百年老店。”茅理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追求百年老店始终是一个长期奋斗过程。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必须有一整套关乎家族治理、企业治理的文化体系、制度体系。”

　　2022年，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已超5200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8.4%，吸纳就业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79.4%。从传承的视角看，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大。

　　“中小企业必须借助新老交替的阶段，找到转型的机会。如果大部分企业随波逐流而式微，寻求资产退出，久而久之，一个地方的产业竞争力会下降，创新创业精神也随之衰减。”范斌说道。

　　他还表示，浙江省其他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如台州、温州、金华等，也都存在被上海、杭州等城市“虹吸”的现象，“由于地域产业、人才结构的差异，许多浙江的企业会跨地域管理，将销售公司、研发公司放在杭州，工厂放在本市。这些现象在未来就会影响本市的企业结构。”他说。

　　同时，中小企业仍然缺乏本土经验的指导。“中国式传承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本土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成果较少，缺乏系统性理论。”茅理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只是在宁波，全国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当前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关于如何治理、传承、培养接班人的方法论，缺教材、缺标杆、缺导师。”范斌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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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俞成（记者 周益义）09月14日,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近日，一女子反映自己在河北师范大学读博期间，曾在学院老师的要求下帮留学生改毕业论文，论文答辩后，该留学生成功拿到了学位证，但她自己的学位论文却没通过，一直没拿到博士学位证。9月3日，河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此事之前已经接到投诉，并联系校方进行调查，结果当时已反馈。该女子读博期间所属学院工作人员此前回应称，女子所反映内容不实。女生称被要求帮留学生改论文，留学生通过，自己却未获学位9月3日，当事人念红丽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她是山东济南人，2016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与她在同一专业读博的，还有一名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念红丽称，因该留学生的中文水平较差，2019年，她在学院和导师的授意下，开始帮助该留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她接手时，该留学生的论文是用母语所写，再用翻译软件转成中文，达不到毕业论文的要求。“所以，我和另外几个硕士当时耗费了比较大的精力来帮助留学生写。”念红丽表示，当时她也需要忙自己的论文，并不愿意做这份工作。但她担心若拒绝老师，会影响自己的毕业，所以只能答应。念红丽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她和多名同学曾帮助上述留学生修改和撰写论文。论文完成后，群里一名老师还曾鼓励他们再帮论文降低查重率。2022年年底，该留学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帮留学生改论文时的群聊 图源：受访者供图不过，念红丽自己却一直都没拿到博士学位证书。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发布的文件显示，念红丽与上述留学生均为2022年12月6日下午答辩。不过，留学生的答辩安排为“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而念红丽的答辩安排为“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念红丽表示，两人都是用毕业论文进行答辩的，不明白为何两人的答辩名目不同。念红丽还称，答辩前，她确实曾收到学院一份未盖公章、落款日期为2022年11月18日的书面回复：“根据体育学院博士论文通过标准，念红丽的学位论文评阅结果为不通过，因此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可进行博士毕业答辩。”之后，经过她的争取，学院同意她进行论文答辩。但她没想到，答辩后，学校没给她发学位证书。院方称其反映与事实不符，河北省教育厅介入处理记者注意到，该回复下方还附有体育学院博士论文通过要求：5份评阅意见均为A或B；如评阅意见出现1个C且有A出现，则再送审1份，二次送审结果达到B及以上；如评阅意见出现4个B和1个C，且C项评阅得分大于等于75分，则再送审1份，二次送审结果达到B及以上。念红丽收到的论文未达标的回复 图源：受访者供图对此，念红丽提供的相关平台论文审阅意见文件显示，其论文的5个评阅意见均为C；她提供的上述留学生毕业论文评价意见表显示，该留学生的毕业论文评价为4个C和1个B。“论文评审结果都差不多，但只有我没有学位证书。”念红丽认为这并不公平。9月3日，河北师范大学多部门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表示知晓此事，并称此事已经由校宣传部处理中，暂不知晓具体的处理结果。记者多次致电该校宣传部多个电话，均无人接听。河北省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此前已经接到了念红丽关于此事的投诉，并联系学校进行了调查。据其了解，调查结果已反馈给校方及当事人，具体情况需要向校方进行咨询。此前，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一名院长曾对媒体表示，念红丽所反映的情况不符合事实，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延伸阅读大学副教授2次举报女厅官涉论文抄袭 湖南大学时隔五年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近日，湖南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中，位列第二的候选人董岚，其身份为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及二级高级法官，拟被提拔至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然而，公示期间，网络上迅速出现了一则引人关注的举报信息，指控董岚的博士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嫌疑。图为湖南省委组织部公布的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这已是董岚第二次被举报涉嫌论文抄袭。早在2019年6月，有人便公开举报董岚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当时，被涉及到的湖南大学，迅速作出反应，于同年7月3日发表声明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然而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湖南大学仍未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图为早前湖南大学的相关回应“这不禁让人对学术监督的效率与透明度产生疑问。”该举报人7月11日对记者说。据查询，董岚的博士论文提交日期为2007年10月16日，答辩日期为2007年12月13日，导师为刘定华，答辩委员会主席为王全兴。据举报内容透露，中国知网提供的电子版论文检测结果显示，董岚这篇长达13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涉嫌抄袭的文字量高达6万余字，总文字复制比达到了44.7%。进一步分析指出，若排除中英文摘要部分，正文的实际复制比更是超过了50%。其中有两个章节的复制比达到了82%和75%。针对举报人的最新公开举报，记者于7月11日向湖南省委组织部求证。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的工作人员于当天给予了回应，表示已收到关于董岚的相关举报情况，并已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和处理，同时已将此事转交给相关部门进行深入查核。该工作人员还强调，如果调查结果能在公示结束前出炉，将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后续处理;反之，若公示期内未能获得明确结论，则此次(任职)公示将予以暂缓。与此同时，记者也联系了发起这两次举报的实名举报人——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打假是我的业余爱好。”吴丹红曾这样介绍自己。7月11日，吴丹红向记者讲述，他当年作为律师在湖南工作生活期间，第一次因工作关系接触到董岚。当时董岚为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当他于2019年发现董岚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并举报时，其时任益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并于同年升任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五年前的举报，吴丹红没有收到任何部门的回应。于是，在湖南省委于近日最新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后，吴教授不仅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再次举报，还试图主动提供更为详尽的证据材料。但据吴丹红反映，他在提交证据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并未为他提供明确的证据提交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举报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记者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尝试联系董岚的博士毕业院校——湖南大学的相关部门。截至发稿，记者仍未收到来自湖南大学的任何实质性回应。教育部颁布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布。（造假者）为在职人员的，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

张俞成（记者 刘怡发）09月14日,�

（原标题：首次对决开始！“特朗普是重刑犯”vs“我曾被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