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注：本文发表于《领导文萃》2024年9月下，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摄于首都机场三号楼。

编者按——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202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六个强大”，“强大的货币”位居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要素之首。

“稳慎扎实”的提法与以往有何不同？我们该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位和现实进展？在当前国际形势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明。

本刊特约记者王喆

《领导文萃》：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走过15个年头。您觉得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有何变化，这背后有哪些重要的推动力量？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又处于何种阶段？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从起步至今，取得了突出成就 和进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支付结算功能来看，人民币已经连续5个月稳定在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2024年3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所占比重达到4.7%。此外，人民币目前也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

二是从国际储备职能来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16年人民币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22年5月，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又从原来的10.92%上调至12.28%。截至2023年末，人民币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2.29%，是全球第六大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的货币锚定效应已经开始在东南亚、“一带一路”等周边区域显现。

三是从离岸和在岸市场发展来看，香港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我国的在岸金融市场也在逐渐开放。境外投资者的进入限制逐渐放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金融互联互通举措增强了我国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四是从金融基础设施来看，我国已经与4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此外我国在全球设立31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积极扩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周期性发展、盘旋上升的特点。2009年—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从起步到涨潮再到回落的完整周期。其中2009年—2015年是上升期，2015年—2017年则是这一周期的下降期，“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低潮，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从2018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活跃，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当前我们正处于新周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多个指标超越前一时期的高点，并且在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在岸金融市场发展、数字人民币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人民币国际化的周期性特点与基本面因素和政策因素都有关系。在基本面层面，货币国际化与一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自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金融改革不断深化，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取得显著进展的根本推动力。与此同时，短期内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一国货币国际使用的吸引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会随着经济金融的周期性波动而出现起伏。

在政策层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旧周期也与我国政府的推动策略变化有关。第一个周期中，我国采取“三位一体”推进策略，即大力促进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大力发展中国香港等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和积极推进双边本币互换。然而，这一策略也存在着重结算轻计价、重离岸轻在岸、重投机而轻真实需求等问题，这也导致人民币国际化存在一定程度的顺周期性和不稳定性。最终，在“811”汇改之后由于中美利差收窄、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资本管制增加以及金融风险显性化等短期冲击，而导致人民币国际化陷入低潮期。

正是通过对第一个周期经验与问题的反思，我国在2018年以来的新周期，采取新“三位一体”的推进策略。具体包括：大力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向境外投资者的开放力度、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民币的真实黏性需求。与上一周期相比，新周期的推进策略对现存问题和短板的解决更加具有针对性，有助于强化人民币跨境流入流出的循环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领导文萃》：根据您的观察和了解，当前微观主体对跨境使用人民币的态度如何？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着哪些较为现实的障碍和阻力？

张明：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一带一路”加快建设，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出口贸易、海外投资、海外承包工程等国际化经营活动更加活跃。为了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保护海外资产安全，我国企业具有广阔的人民币使用需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最新《跨境人民币观察报告》显示，超过七成被调研企业使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说明其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意愿是比较强的。近年来企业“出海”掀起热潮，可以预见未来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将持续扩大。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跨境供给和制度机制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币使用需求。主要障碍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不足，贸易投资便利化成都有待提高。从我的长期调研和观察来看，居民和企业在实际跨境活动中面临人民币使用便利化不足的问题。比如，我国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跨境人民币业务代理行、人民币清算行数量和覆盖广度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中国香港、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再比如，CIPS的使用度和便利度有待提高，直接参与者和币种数量仍然有限。这导致我国在非洲、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行大量海外投资的企业，可能面临无法开设跨境人民币账户，人民币存款、投融资、风险管理等金融需要难以有效满足。

第二，人民币计价职能滞后于结算职能发展，并受到产业链分工地位和贸易模式的制约。相比于结算职能，计价职能提升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提高金融话语权具有更加关键的作用。在跨境贸易中，如果采取本币结算但是外币计价，企业也无法完全对冲汇兑风险。此外，需要注意产业链分工与贸易结构的影响。比如我国与东盟贸易往来密切，具备推广人民币结算计价的基础，然而东盟以加工贸易为主，产品最终目的地是欧美国家并且以美元结算计价，这种贸易模式制约了人民币的结算计价职能提升。

第三，离岸和在岸金融市场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不足，人民币金融产品丰富度和投融资渠道有待拓展。目前，人民币流出-流入的顺畅流通机制尚未建立。一方面，我国离岸市场仍然以中国香港为主，其他离岸市场发展不足。此外，离岸市场仍然缺乏丰富多样、流动性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国际投资者持有和投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我国在岸市场开放已经有序推进，但在货币兑换、机构准入、金融产品丰富度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领导文萃》：近年来全球疫情、地缘冲突、美元加息等多重冲击叠加，全球形势复杂多变，您认为这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哪些影响？

张明：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美元武器化、美元加息等行为引发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呼声高涨。这一国际环境既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挑战来看，我的主要担忧来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和金融动荡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稳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持续分化，在美国推动下隐隐有将中国排除在主流国际体系之外的风险。在贸易层面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朝着区域化、分散化、碎片化方向发展。美国通过“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措施封锁和打压中国，一些国家也在寻找中国以外的产业链替代节点。在金融层面，美国也通过全球货币互换网络的构建维护美元地位，并将中国排斥在外。

最后，愈演愈烈的美元武器化行径可能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外部空间。由于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并且对SWIFT系统有较强依赖，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需要警惕美元武器化对我国金融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从机遇来看，全球新变局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一是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等国的油气资源出口对象“由西向东”转移，加之俄罗斯、伊朗等国家跨境能源交易加速非美元货币的使用。我国可借此机会增加能源战略储备的同时，扩大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结算计价中的规模和普及度。

二是在国际金融动荡与美债信心受损的情况下，我国可以抓住机遇增加人民币计价的在岸和离岸安全金融资产供给，包括国债、国开债、金融债等金融产品，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三是在SWIFT系统中立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我国可以加快推动CIPS系统的普及使用，并加强与欧盟INSTEX支付系统、俄罗斯SPFS支付系统等其他替代性的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合作。这也可以概括为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新变局下的新新“三位一体”拓展。

《领导文萃》：近年来，比特币、天秤币等数字货币方兴未艾，有关数字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影响也引发诸多讨论。您认为数字货币对国际货币格局会产生何种影响，对人民币国际化又意味着什么？

张明：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全球货币竞争的新赛道，其特性决定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广阔应用空间。一方面，数字货币天然适应于数字经济时代的需要。随着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的兴起乃至未来元宇宙的发展，数字货币有助于满足各种数字化场景的需要。另一方面，数字货币具有低成本、快速便捷等特征，特别是数字技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如果数字货币依托数字平台的优势而在国际上广泛使用，正如布伦纳梅尔等学者所描述的数字货币区形成，能够为打破美元长久以来的网络正外部性和强大惯性另辟蹊径。考虑到货币属性和实践现实性等，目前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的影响较小，更有可能带来边际性变革的是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

然而，数字货币是否会冲击美元主导货币地位，加速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很大程度取决于主权货币和数字货币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一种情景是稳定币更多盯住美元，或者数字美元投入现实应用，则有可能通过数字化方式进一步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种情景则是如果新兴市场国家在数字货币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则有可能“弯道超车”，以快于传统货币国际化的速度而提升国际货币地位。目前各国在数字货币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仍需观察。

数字货币同样也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现实来看，数字人民币目前主要立足于国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限。但如果未来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替代范围从M0向M1乃至M2拓展，或者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取得快速进展，则有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从应用场景来说，跨境支付是当前值得重点关注并推进的领域。例如我国可以继续加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CBDC Bridge）合作，结合CIPS系统探索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等。

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虽然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金融、政治等综合实力，但面对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变化以及激烈的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我国有必要加强对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探索。

《领导文萃》：当前许多国家开启了去美元化进程，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货币备受瞩目。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有可能替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前景？

张明：尽管人民币国际化从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面对目前存在的一些过度乐观情绪和预期，我们仍需要保持冷静，应当客观地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水平。

第一，“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的观点存在对人民币国际化现实进展的误读。近年来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使用进展积极。中国与俄罗斯、巴西、伊朗等国家的贸易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币结算。2023年3月人民币在我国本外币跨境结算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美元，达到48.4%。然而，这不等同于人民币结算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事实上，人民币目前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约为4%，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2%左右，在国际债券计价中的份额更是不足1%，不仅与美元超过一般的国际份额相去甚远，也不及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

第二，“人民币的货币地位应尽快与经济地位匹配”的观点也缺乏历史经验支撑。一般来说，从一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国际货币地位提升之间存在着漫长的滞后期，正如美国货币霸权的确立相比于经济霸权的取得晚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另外，经济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货币国际化一定会实现，经济基础更像是“入场券”，一国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是一国经济、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的体现，以及国家间的力量关系对比与博弈的结果。

第三，“去美元化”并不容易，可能仍需要未来较长时间的努力。国际货币格局的变迁通常是时间漫长且曲折渐进的过程。尽管美元霸权的弊端不断显现并引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诸多讨论，但是长期以来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地位并没有根本性下降。目前无论是国际储备还是结算和计价中，美元所占份额仍然超过一半以上。甚至在2008年和2022年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避险需要使美元地位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是美元依靠其发达金融市场、强劲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产业链枢纽地位等而取得的强大制度惯性和网络外部性。因此，“去美元化”反映的是各国摆脱美元依赖的意愿，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仍然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

总体而言，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设想，应当明确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不以取代美元为目的，而是要以我为主，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金融竞争力与话语权的自身现实需要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此外，需要认识到人民币与主流国际货币之间的差距，人民币国际地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滞后于中国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领导文萃》：2023年首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稳慎扎实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作出重要部署。您觉得应该如何理解“稳慎扎实”的深刻内涵？这一提法与以往的提法有何不同？

张明：我们回顾一下人民币国际化在政策表述方面经历的几次变化。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步”到“稳慎”，再从“有序”到“稳慎扎实”，这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方向作出的整体判断和调整。

我认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提法确立了全球新变局与国内新形势下的总基调。基本内涵包括：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将走上更加可持续、更加稳健的发展道路。二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质量要比速度更加重要。

其中，“稳慎”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更加稳健和谨慎。从我国过去的实践经验来看，稳慎推进将着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提升，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来看，稳慎推进更加强调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平衡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扎实”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要更加注重真实需求，避免投机套利需求。只有以真实需求驱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才能穿越周期，行稳致远。而真实需求的培育不仅需要政府引导，也需要坚持市场驱动，挖掘境内外微观市场主体自发选择、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需求。正如中央人民银行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遵循“尊重市场顺应需求、循序渐进风险可控”原则，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导向。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为金融强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您认为人民币怎样才能成为强大的货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张明：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从对外的角度来看，强大的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将在国际市场具有广泛影响力，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要实现强大的货币这一目标，人民币至少应当达到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保持币值稳定。汇率稳定或升值有助于为货币国际化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货币可兑换，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归根结底，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保持我国经济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从来都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经济增长的良好前景是人民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存在负向产出缺口、有效需求不足、微观主体预期偏弱，是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从短期来看，应当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作用，使我国经济尽快回归潜在增速。特别要提高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保持宽松货币环境，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创新政策工具。这也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的基本面支撑。从长期来看，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传统产业收益率下降等问题，经济可持续增长要深化结构性改革，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等激发经济持续增长活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

第二，建设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在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货币国际化中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现在广度、深度、流动性和开放度等方面，不仅要拥有丰富的金融产品、顺畅的投融资渠道，也要有多样化的参与者和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仍然存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等问题，应当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并有序加强在岸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一方面，放宽外资机构的市场准入要求，营造公平竞争和有序监管的制度环境，吸引更多海外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持续投资中国。另一方面，应当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并强化企业在对外投融资中的人民币使用。

第三，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没有得到根本性控制，不仅影响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以及投资中国的信心，也可能打破人民币国际化良好的前期积累和发展势头。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以及中小银行等领域依然存在潜在风险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增加了国际风险的溢出效应与国内外风险联动的可能冲击。因此，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多措并举尽快防范化解潜在风险。此外，对资本账户保持必要的管制，并加强资本流动的预警监测，避免国内外风险联动。

《领导文萃》：如您所说，国际货币最终要实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目前我国正处于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当放置于促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建设金融强国的大背景下，不能单独推进而是要与深化国内改革相配合。其中，利率汇率市场化本身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可兑换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有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金融改革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是否应该完全开放资本账户。20世纪后期历次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表明，在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可能会冲击金融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保持适度的资本管制作为资本异常流动时的管理工具箱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因此，未来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对待货币可兑换应该渐进式推进，应当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二，当前是否应该加速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是国内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改革的结果，不宜作为目标而倒逼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速度要随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而调整。一般而言，资本账户开放应当在国际环境较为稳定、国内外经济金融周期较为一致、经济增长较为强劲、通胀水平较低的时期。当前我国在大多数资本账户细分账户中已经实现开放，主要管制集中在跨境借贷、货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风险水平较高的领域。面对国际不确定性增强、中美经济金融周期错位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要更为谨慎。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要如美元一样随着资本账户开放而形成资本账户逆差与经常账户顺差的国际收支模式。美国是以大规模进口形成经常账户逆差和吸引全球资本投资形成资本账户顺差作为美元循环体系的支撑。然而，这一模式是在首个以信用锚为基础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逐渐演变形成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未来其他货币国际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然遵循同样路径。结合我国国情，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是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竞争优势的体现，未来依然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更应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并提升出口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同样可以成为输出人民币的渠道，未来可顺应企业“出海”浪潮，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承包工程等过程中增加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持有和使用。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如何把握资本账户开放及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与次序。首先，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弹性化是基础性保障。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取得显著进展时扩大海外人民币流通，有可能在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引发类似2015年盛行的套利套汇现象。其次，在货币国际化之前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也有可能造成金融风险不可控，失去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管理应对手段。再次，在资本账户开放、固定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三元悖论”之中，并非只有极端情况。我国选择的是较大程度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与适度资本账户管制的中间路径。最后，在推进次序上，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资本账户开放应当是金融开放最后的一步，并应保留资本流动管理的空间。

《领导文萃》：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体有哪些可行的路径和策略？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有具体方案。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将是长期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应当统筹安全为发展的目标，做好长远规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要以经济稳定增长、金融实力逐步提升、制度型开放渐进推进、金融风险有效化解为根本性支撑。我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未来也要以更具韬略的国际经济外交政策，推动全球经贸新规则和金融体系新秩序的建立；加强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与金融沟通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可以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结合产业链重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强化人民币结算计价在我国产业链地位攀升中的作用。

第二，促进在岸金融市场有序开放，并与离岸市场深化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将自贸区自贸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创新探索的前沿试验阵地。

第三，推动以大宗商品为抓手提升人民币的计价功能，在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交易中尝试建立“能源-人民币”的循环机制。

第四，重点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RCEP等周边国家和区域的跨境流通。在沿线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等领域拓展人民币的使用。

第五，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提高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普及度和便利化。促进商业银行、人民币代理行、跨境清算行在海外的布局，扩大CIPS系统的普及使用与直接参与者数量。

第六，积极探索并试验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等应用场景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潜在可能，积极推动数字货币桥等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合作。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新浪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新浪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

吴慧合（记者 魏静怡）09月22日,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吴慧合（记者 杨泓欣）09月22日,（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原标题：9月10日，中国和拉美干了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