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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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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女经济”，可能是最近最火的消费风口。所谓“全女经济”，就是指在服务业行业中，从顾客到服务人员甚至管理人员都由女性组成，且拒绝接待男性的项目。排队现场画面但是在表面的美好下，“全女经济”却时常翻车。就在上周，一家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就因为倒闭，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无独有偶，不久前长沙一家打着“全女”旗号的酒店，也因为“招收免费义工”和员工闹矛盾，成了网友笑柄。而另一家“全女酒吧”的调酒师和老板之间因为薪资等问题掰扯的事情，也成了小红书热帖。一家“全女酒吧”倒闭“全女经济”接二连三地翻车，给人一种“女性消费能力不过如此”的印象。但其实，女性仍然是现在市场上的消费主力军，“她经济”依旧是各大品牌和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本应钱景无限，但接连翻车的“全女经济”到底做错了什么？带上“全女”，业绩翻倍？在搜索平台上检索“全女”，会发现“全女业务”的范畴早就超出了你的想象。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全女图书馆...甚至还有全女电工学习班、全女装修队，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所被冠以“全女”的名号。全女电工班培训画面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但其实全女风潮的崛起，是一次需求的发掘。女性最多的需求，就是在一定场合下“不被打扰”。拿健身行业来说，传统健身房一般被认为由男性主导，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比如其余男会员的凝视、男教练的动手动脚，甚至健身房的汗臭味也劝退了不少女性。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而且这种糟糕体验并非空穴来风。2021年美国的一项数据调查显示，有76%的女性在公共场合运动时会因为骚扰而感到不悦。过去的女性健身人群少，需求自然不会得到重视。而如今，女性已经能在健身人群中撑起半边天。根据乐刻健身2022年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光在他们品牌注册的女性会员就占54%，超过了男性。消费人群一多，新需求就会形成新市场。于是，打着“全女教练+学员”的健身场所就此登场，迅速笼络了不少女性健身爱好者的心。美国最大的女性健身房连锁Curves就靠着“女性向”的健身招牌，在全球开设了将近4500家分店，会员人数突破400万。图为美国一家“全女健身房”在北京，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也颇具规模，开设了3家门店，而且单店固定会员数高达300+，复购率也很稳定。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当然，不被打扰只是一方面，安全才是女性的普遍刚需。2018年，滴滴顺风车曾曝出过多起司机骚扰乘客的恶性事件，此后，滴滴也花了很大工夫整改自己的业务，比如在车内增加报警装置、全程录音摄像。今年7月份，滴滴更是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在征集的7万多份意见中，“女性可选女司机”选项获得了4.8万票的最多数。滴滴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次月，滴滴就开始在小范围内测这一功能，消息一出，就获得了网上大批女性乘客的支持。除了滴滴，许多打着“女性友好”口号的酒吧，也时刻把“醉酒后无骚扰”的口号挂嘴边宣传。尽管饱受争议，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需求，确实在被慢慢挖掘。“全女经济”的蛋糕，越来越大。翻车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很多人入局后，才发现遍地是坑。不少一直致力于“全女创业”的公司，等到发展途中才发现，自己还要面对人员流动、项目变更这些日常琐事，和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网友吐槽“全女创业”的公司尽管风口火热，但很多人发现“全女经济”并非财富密码。其实在风口掩盖之下，“全女经济”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第一个大坑，就是情绪价值>专业价值。过分针对某一人群的生意，很容易陷入“过度陷入情绪价值”的坑。而“情绪价值”正是“全女经济”最闪亮的招牌比如女子电工班，会喊出“工具就是工具，不是男人的玩具”的口号；受《黑神话》影响成立的全女游戏工作室，也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全女游戏工作室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前几天爆火的南通全女酒吧，也会打出“瓶瓶安安，尝尝酒酒”等口号，主打安全牌；但是情绪价值到位，不代表专业能力就能打。上个月，北京“她的山”全女徒步俱乐部就因为不够专业而翻车。这个“为了照顾会员体验，没有聘请男向导”且还能“一起探讨女性成长等议题”，的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甚至有人回忆自己“差点死掉”。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当惊魂未定的消费者返回市区复盘时才发现，作为一个新手团，这次领队四人无一人提前来徒步点进行踩点，而且标注必备的头灯等设备也无人携带。不专业不仅坑人，还有可能成为智商税。有一位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指出工作室宣传的“一周三练，三个月练出蜜桃臀”等宣传纯属无稽之谈，欺负新人不懂健身。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第二个大坑，就在于现实撑不起理想。很多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自开业起，就面临一个大问题：自断一半财路，成本问题严重。虽然细化了赛道，但这份成本问题自然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比如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在成立后，一度面临赚不到钱的窘境，还是通过出售饮食、健身器材等周边项目渡过难关。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此后，BeauFit就迎来了数波涨价潮，30节课的课包从之前的不到3000元涨价至4480元，已经超过了同行平均线。无奈之下，女性健身仍然被困在“小众精品”的怪圈里出不去。而且，与越来越多的女性健身人群相比，女性健身教练却一直少得可怜。数据统计，在全国注册的健身教练中，女性仅占总数的16%。女性健身画面这样一来，过去打着“全女教练”旗号的BeauFit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在扩张业务范围时招募一批男教练。在实现“真·全女”之前，可能商家先支撑不住了。滴滴的女性专车业务也面临类似问题。据滴滴调查，2021年滴滴的注册司机人数为1300万人，但其中女司机仅有60万。图为滴滴女司机而“女性专车”业务一旦全面开放，女性用户也会面临叫车难等问题，体验提升不会很顺利。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需要的不只是需求升级，还有行业升级。“全女经济”想要爆火，不能只靠噱头翻车案例越来越多，“全女经济”也在逐渐变味。不管是全女游戏工作室散伙、全女酒吧关门，很多人都会把锅甩给“全女”二字。“全女公司”开会画面但其实，不少项目的失败都是源于从业人员不专业、团队不团结等常见的创业大坑。“全女经济”虽然是个风口，但是说到底也还是基于需求诞生的创业方向。和所有创业项目一样，想要在这条赛道上“平稳驾驶”，必须得搞清楚两点。第一点：方向>热情。很多女性创业者做“全女经济”，多半都是基于一腔热血。但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全女经济”发展，选对方向才能事半功倍。女性健身画面就拿体育赛道来说，女性在健身领域的需求日渐增多，但是找到适合女性的运动项目才是重点。今年美团发布数据，3月以来，女子运动订单数量比往年暴增380%。而在其中唱主角的，主要是瑜伽、普拉提、舞蹈等女性占比更高的运动项目。比如，2022年数据统计，主打女性的普拉提项目，数量已经较2019年翻了三倍。而在大部分女子健身房的项目中，普拉提和瑜伽课也是卖的最好的两款课程。尽管女性的健身习惯和理念一直都在进化，但是比起全女力量、举重馆，选择瑜伽、舞蹈和Crossfit等项目，明显更加明智。第二点，则是专业>噱头。其实，有不少“全女经济”能发展壮大，并不靠正确的方向，而是硬核的实力底气。比如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已经是开业11年的老店了。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这家店的馆长毛毛，不仅是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的退役运动员，还有WBC组织认证的裁判、教练、医务监督证书，专业程度放眼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和其他女子健身不同的是，普琳女子拳击没有多余的项目，里面有且仅有提供拳击训练，比很多专业拳馆还要硬核，但论口碑和经营稳定性，却不亚于任何一间全女健身房。而且我国的女子拳击、格斗项目本就比较强势，张伟丽、常圆等女将的助威也让这一项目增色不少。除此之外，对于女性向的产品来说，做好体验升级，也比噱头和情绪价值更为重要。比如女性车主占有40%的小米Su7，就是依靠防晒功能拿下了不少女性车主的芳心。小米Su7中女性车主占有40%相比起“对你好”的口号，真正能够满足需求，才是抓住女性用户的核心。无论是男性发起还是女性发起，市面上不少打着“为女性服务”的产品和服务，都少不了暴雷的命运。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女性消费者越来越难“糊弄”了，其实，女性消费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对体验需求的升级。比起高举性别大旗，不如踏实搞好体验。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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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76.28元，市值861.35亿元）公告，公司于2024年9月7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被实施留置。公司于近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解除留置通知书》，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已解除对肖永辉的留置措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正常，肖永辉已能正常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此前，传音控股于9月6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资料显示，肖永辉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9月9日，受相关消息的影响，传音控股的股价大幅低开，一度跌逾8%。当天中午，公司当即披露了董事、高管的增持进展公告。公告显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董事会秘书曾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7537股，增持金额合计654.02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50%。图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2023年，传音在非洲、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一，印度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六。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编辑|王月龙 黄胜 杜恒峰校对|赵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公开信息、每经网延伸阅读"非洲手机之王"财务负责人被调查 公司总市值达916亿9月6日晚间，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81.10元，市值915.8亿元）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公司于9月6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图为传音控股发布的公告传音控股在公告中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知悉调查的进展及结论。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传音控股发布的相关公告显示，肖永辉于1969年出生，大专学历，他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今年7月，传音控股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以及肖永辉等人拟自7月16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1080万元且不超过1400万元。此外，他还于8月28日参加了传音控股的2024年上半年业绩说明会。对于肖永辉被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的起因，以及是否会涉及上市公司等外界关注的问题，记者通过微信采访公司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应。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截至上半年期末货币资金104.49亿元。传音控股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资料图）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位。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在孟加拉国，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印度市场，公司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七。不过，传音在进军新兴市场时并非一帆风顺。据悉，今年是传音进入印度市场的第八年，公司去年在印度市场的排名为第六，上半年排位不升反降。对于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销售手机的价位段以及如何应对其他厂商的竞争等，IDC方面日前对记者介绍称：“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是以入门级以及中端产品为主（400美元价格段），但传音也沿着印度市场用户升级的机会持续往更高的价格段上探。虽然印度存在政治风险，但该市场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因此市场竞争也相对更激烈，进入（印度手机）前五的难度也更高。厂商在当地需要保持竞争力的话，除了需要完善的线上、线下零售网络，还需要建立品牌认知度以抓住当地消费者对升级以及‘社会地位’价值的心理需求。”此外，当前传音在印度市场还面临专利诉讼的麻烦。7月以来，高通公司陆续在印度、德国等地相关法院，以专利侵权名义起诉传音及相关子公司，主张传音方面侵犯其专利权，要求公司及被诉子公司停止侵权、交付并销毁包含涉诉专利的相关产品、赔偿损失等。传音手机在非洲国家的广告牌（资料图）对于双方专利纠纷的进展，传音在前述业绩说明会上回应称：“传音的销售网络覆盖非洲、南亚等超过70个新兴市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部分专利权人（高通）并未拥有或只拥有少量的专利，但要求按照全球统一的费率，诉求过高的许可费，并未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其在特定区域或市场无专利或只有少量专利，以及既有判例存在不同区域提供不同费率等因素。我们认为部分专利权人的做法并未完全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传音将继续与第三方展开专利谈判，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推动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框架下确定合理的许可费，以实现包括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在内的产业链共赢。”

（来源：星视频）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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