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香蕉 抖阴

曾经的“小透明”，如今正在成长为“大网红”。贵州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入侵”上海、成都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食客们发现，一日三餐都见缝插针挤进了贵州元素：早餐的豆浆油条咖啡贝果，正在被热气腾腾的牛肉粉羊肉粉代替，中午吃个火锅少不了酸汤的身影，甚至连宵夜晚酌，也逃不开贵州BISTRO小酒馆。贵州菜，要火起来了吗？没人能逃过“贵州菜”贵州菜，作为云贵川西南菜系中的一员，一度被夹在中间充当小透明，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出现转变。北京白领志浩几乎属于从不开火的外食族，平均工作日一天3顿外卖、休息日一天2顿外食，志浩自诩是吃“百家饭”的代表。他观察到，贵州菜的火始于今年，最明显的特征便是火锅店里出现了“酸汤”锅底。比如火锅一哥海底捞，在今年6月便推出了雷山酸汤锅，锅底中添加了贵州非遗技艺发酵的“雷山鱼酱酸”。在社交平台上，有消费者表示虽然同为酸，但是味道比传统番茄锅更有层次，可以不蘸酱料直接吃。据海底捞相关负责人透露，“海底捞雷山酸汤锅”已经成为点单率最高的锅底之一。其实这并非海底捞第一次觊觎贵州口味，早在去年11月，它就在贵州推出了区域限定的红酸汤锅底，成为当时的区域大爆品。除了海底捞之外，巴奴毛肚火锅、熊喵来了等都纷纷推出了贵州酸汤系列。据《2024中国火锅经营发展报告》显示，在2023年火锅锅底口味排行热度上，酸汤锅底位居第二，仅次于牛油锅底。但凡与贵州酸汤挂钩的餐饮，在2024年都迅速增长。辰智大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店名包含“酸汤”的餐饮门店超过8700家，近一年增长超过40%，“酸汤”菜品同比增长超过60%。“酸汤”美食 图源：小红书@杜翊武、@稳住我的皮质醇、@当食只道是寻常、@淦淦羊（已授权）除了以“酸汤”的形式进驻火锅店之外，贵州风味还在以其他更小众的形式散落在不同的业态中。比如轻食界，连锁咖啡品牌Manner在旗下的轻食店里卖起了贵州酸汤海鲜泡饭；而在零食界，乐事薯片以及噜咪啦薯片纷纷推出了酸汤口味。网友推荐贵州酸汤饭 图源：小红书@竹笋丝（已授权）此外还有一众以“贵州”冠名的BISTRO小酒馆，贵州菜以混搭创意菜的形式崭露头角。尤其是在成都，检索BISTRO，菜单里很可能会“乱入”贵州元素，甚至有不少BISTRO主打的就是贵州风味，洋酒配酸汤成为招牌。贵州菜“查无此菜”，但贵州风味正在“攻城略地”，这背后有怎样的秘密？拿捏味蕾，不止辣和酸地方菜火遍全国成为国民菜，并不是件稀罕的事，川、湘、粤菜早已全国开花，贵州菜走的是一条老路：凭借鲜明且具有差异性的口味，让地域风成为国民风。贵州风味最明显的特质便是酸，而且是建立在辣之上的酸。“吃惯了红油麻辣，感觉贵州菜的酸辣更爽口”，来自重庆的食客胡勇告诉有意思报告。一方面，同属西南菜的川菜、湘菜在全国流行多年，在全国各地培养起一大批对辣味接受度较高的食客，这就为贵州菜的出圈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贵州菜又在辣味的基础上增添“酸”味。川菜、湘菜中的麻、香、多油更偏向加重“辣”的口感，让辣味来得更火爆。贵州菜中的酸却反其道而行之，酸辣的独特风格不仅带来味觉上的惊喜，也能很好中和辣椒对味蕾的暴击，起到解腻的作用。在贵州有这样的说法：“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顿顿若有酸，日行一百三”。贵州人对酸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可是，酸也不算什么新鲜的味道，酸辣粉、酸菜鱼早已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国民菜，贵州菜的酸凭什么能突出重围？山外面·贵州酸汤火锅品牌运营经理王先生告诉有意思报告，相比酸菜鱼单一的酸，贵州酸汤火锅的口感更丰富，吃起来更像是酸、辣、甜的结合。以红酸汤为例，贵州当地又叫毛辣酸。这种酸由贵州本地的特色小西红柿“毛辣果”，以及鲜红辣椒、生姜、白酒、甜酒等多种原料一起，在瓦罐中发酵近5个月而成，酸中带辣，入口酸爽醇厚又带有番茄的清爽香气。与红酸汤相对应，在贵州常见的酸汤中，还有一种白色酸汤——米汤酸，即由糯米或清米汤在酸汤桶中慢慢发酵而成，酿出来的酸汤颜色乳白清亮，味道酸爽回甘，气味芳香。把“酸”玩明白了只是贵州菜的硬实力，真正把贵州菜推向主流少不了软实力——文旅。2024年，贵州成为最热门旅游打卡地之一。以刚刚结束的暑期为例，根据同程旅行发布2024贵州避暑游数据显示，2024年暑期，贵州荣登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前十，贵州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53%，机票、酒店预订热度全面上涨。今年暑假贵州热门景区 图源：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成了人们心中“诗与远方”的新代表：一座山连一座山，一条河交错着一条河，一个寨子旁边还有一个寨子，在自然、非遗、少数民族等关键词之下，贵州凭借着神秘感令人向往。诗与远方或许不能长期拥有，但让胃体验一次贵州风情却并不难。贵州菜吃的是情调、情绪，当然也有性价比。资深餐饮投资人穆亦晨表示，贵州菜的火爆有成本和价格的因素，其所使用的食材都非稀有或昂贵的食材，而且荤菜也以成本并不高的鱼、牛肉为主，因此能走出性价比路线。位于北京丰台区一家万达广场的贵州火锅，人均仅为78元，团购显示2-3人餐138元，4-5人餐258元。而位于同一商场内的川渝火锅，朱光玉火锅馆人均125元，巴奴毛肚火锅人均148元。唯一和贵州火锅价位相近的只有呷哺呷哺。另一家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贵州火锅，人均价格也仅74元，而百米内的广东砂锅鸡火锅，人均则是158元。贵州菜还没飞起来那么贵州菜真的火了吗？志浩对此持疑。“火的其实是贵州风味或者贵州元素，而非贵州菜”，志浩回忆，抛开海底捞等火锅店的酸汤锅底，到目前为止他除了光临过贵州米粉店之外，还没有真正吃过贵州菜专门店。“我甚至一时半刻叫不出一家贵州菜的名字。”志浩说。根据窄门餐眼的数据，在地方菜系中品牌数排第一的是拥有近千个连锁品牌的川菜，小众些的云南菜也以107个连锁品牌榜上有名，然而贵州菜则“查无此菜”未被收录其中。在独立消费分析师刘戈看来，具有声量的大品牌是菜系发展的关键，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川菜里单是酸菜鱼这一细分品类，太二酸菜鱼和江鱼儿酸菜鱼加在一起就有千家门店的体量；湘菜品牌里更是跑出了费大厨辣椒炒肉、兰湘子等品牌，但是贵州菜还没有覆盖全国的领头羊。目前，贵州菜品类中还没有出现类似具有大众知名度的品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拥有161家门店的钱摊摊安顺夺夺粉火锅。但它一方面在一线城市布局极少，北上广深共有3家门店，且大多门店集中在西南地区，其中川渝两地就有89家，占比超过五成。刘戈对有意思报告表示，比起已经站稳脚跟的川菜和湘菜，贵州菜的火比较像曾经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的火，火的是尝鲜，而不是复购。贵州菜的火，背后少不了审美疲劳的因素。餐饮行业专家、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告诉有意思报告，川、湘菜已经到了创新的瓶颈期，而辣也已经满足不了新生代的猎奇需求，因此转向贵州菜，是一种审美疲劳后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贵州菜存在明显短板。林岳表示，贵州菜有些菜品并不是大众能轻易接受的。如贵州人超爱的牛瘪汤、折耳根等，极具地方特色，但太地方化反而有悖于大众化，更多是作为尝鲜菜品出现。或许，现阶段最能令人接受的只有酸汤火锅，口味熟悉且带有陌生感，同时在制作上相对不复杂，以此切入大众赛道是个不错的选择。酸汤火锅 图源：有意思报告当然，变革、在地化也至关重要。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校烹饪教师吴茂钊提到，地道的贵州菜其实偏油、偏咸，有不少外地游客表示长期吃会吃不惯。因此，贵州菜需要改革，以满足不同地域游客在饮食习惯、文化上多样性的需求。刘戈认为云南菜就是个好例子，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消费者最熟悉的云南菜莫过于云海肴，但是如果真的去云南品尝当地菜肴，会发现味道大相径庭，正宗的调味会更重，而走向全国的云南菜改良成了“清淡口味”。贵州菜或许也需要走一条在地化的改良路线。贵州风味火了，但贵州菜是否能在风口上起飞，还有不少难题要解。作者：屈博洋 辛文昊编辑：余源

“把裤子脱掉，老子要爽一下”，男子对着面前的女人说着下流的话。女子面露难色：“大早上的，这里可是甘蔗地啊，你就不能等回家晚上再说吗？”女人刚想要拒绝，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女子摸着自己的脸感觉火辣辣的。没错，被拒绝的男人狠狠地朝着女人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打完之后就强行的将女人按在甘蔗地里，脱掉了她的裤子，满足了自己的兽欲。而这就是真实发生一位叫唐禾荣家庭妇女身上的事情，对她施以暴行的男人正是她的丈夫张新能。唐禾荣和丈夫都是云南文山人，在广东从事务农工作，因为没有什么文化，他们一直从事的都是苦力活。为了赚钱，唐禾荣和丈夫来到了广东某个甘蔗园区做苦力，想着多吃些苦多赚些钱，让三个孩子能够上学，以后不走他们的老路。唐禾荣的梦想是好的，可是她却偏偏遇上了一个让她不想苟活于世的丈夫张新能。32岁的张新能，这个人有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性欲非常的强烈。一大早刚和唐禾荣发生过关系，结果到了中午吃饭完半个小时休息的时候，他竟然又把妻子拉到甘蔗地里面要求发生关系。可以说只要张新能想要，不管何时，不管何地，唐禾荣都必须要迎合，如果有反抗少不了就是被一顿胖揍。唐禾荣称丈夫需求旺盛可是为了几个年纪尚小的孩子们，唐禾荣也只能这样忍受，白天在地里干活，时不时的还要被丈夫拉倒没人的地方要求发生夫妻关系，即便累了一天到了晚上，丈夫也不会好好睡觉也要拉着唐禾荣来几次。这种情况不是每隔一段时间会出现的，而是每天都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当你干活累的半死的时候，一个男人强行要求和你发生关系，不同意就对着拳打脚踢，这种日子谁能够忍受。可唐禾荣忍了，并且是不得不忍，因为她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唐禾荣长相并不好看，并且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起初张新能也是一心都想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他在安顿好妻儿父母后便来到了广东做苦力。在外面打工的日子，张新能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赚到的钱都寄回给家里人。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在外面辛苦赚钱的时候，妻子唐禾荣却在家里偷偷与一个男人私会。那个时候，唐禾荣为了补贴家用在当地工地上厨房帮工，因此结识了从四川来打工的小李。小李的年纪比唐禾荣大，人长得也高，因为工作关系二人来往的比较频繁，渐渐的没有男人照顾的唐禾荣就和小李好上了。同样是在甘蔗地里，二人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唐禾荣和小李在地里发生关系 资料图小李温柔体贴，这让唐禾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温馨，再想想自己的丈夫，一个木头脑袋，一点也不讲浪漫。唐禾荣已经彻底迷失在了这段婚外情之中。为了更加方便的约会，小李直接租住在唐禾荣的家里，二人开心的偷着情，可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二人偷情的事情很快就通过同乡传到了在广东打工的张新能的耳朵中。得知妻子背叛了自己，张新能暴跳如雷，他立即赶回到了家中赶走了小李，并且要求唐禾荣跟他一起去广东打工。事实上，张新能和唐禾荣认识一个月二人就结婚了，彼此一点也不了解，并且他一直都非常嫌弃妻子，嫌弃她长得丑，嫌弃她长得矮。可明知道妻子背叛了自己，张新能也没有想过要离婚，而是将妻子带在身边，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广东打工期间，张新能要如此粗暴的对待妻子。张新能是想要以此来报复妻子对他的不忠，而唐禾荣知道自己有错在先，也只能一忍再忍。到了东莞打工的地方，张新能便开始实施自己的报复，到了晚上，张新能就会无故发火，抽出皮带就对唐禾荣一顿暴打。到了早上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张新能就强行和唐禾荣发生关系，并且一天要发生三四次。除了肉体上的折磨，张新能总是借题发挥咒骂唐禾荣偷男人，道德败坏，而唐禾荣每一次也只能默默忍受着。没有哪个男人可以接受妻子给他戴绿帽子，张新能也一样，可是他选择的方法却不对，总以为通过对她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可以挽回自己的尊严。殊不知一场杀戮正在无形中酝酿起来。2010年9月的一天，张新能喝醉酒后又开始借题发挥了，但这一次他似乎有点疯狂，他强行将唐禾荣拖到了屋顶，将她推到了沿边并且试图要将唐禾荣推下楼唐禾荣被丈夫拉去屋顶欲推下 资料图此时的唐禾荣吓坏了，跪在地上不停的向张新能求饶，希望他放自己一命，张新能则是狠狠地朝着唐禾荣的肚子下体使劲的踹。或许是得到了虚荣心的满足，又或许是打累了，张新能放了唐禾荣，但也是从这个举动让唐禾荣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脱离这个男人，那么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死在他的手上。可是唐禾荣当时有很多机会可以对张新能下手，但考虑的多年的夫妻感情以及尚未成年的孩子们，唐禾荣心软了。难得一次有休息的时候，她走在东莞的街头，看着街上灯红酒绿的样子，唐禾荣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再看看这样的场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活着离开东莞。一直到2010年11月20日，唐禾荣接到了一个消息，老家的亲人因为意外去世了，她和丈夫张新能接到消息便赶回老家奔丧。当时夫妻二人关系还比较紧张，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但在家人面前还要表现的很恩爱，就在此时，张新能突然提出要和唐禾蓉在野外发生关系，这让唐禾荣难以接受。可结果唐禾荣还是被逼在甘蔗地里面与丈夫张新能发生了关系，无可救药的丈夫让唐禾荣内心要除掉丈夫的想法更加的强烈。于是就在奔丧期间，趁着张新能睡觉的时候，唐禾荣将老鼠药倒在了瓶子里面，从来就不担心妻子会对自己动手的张新能就这样放心大胆的喝了下去。没过多久，张新能就躺在了床上口吐白沫死去，杀了丈夫的瞬间，唐禾荣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杀人后哦，唐禾荣逃到了东莞打工的地方，但是在亲友的劝说下，她选择了自首，之所以自首不是因为觉得杀了丈夫是错的而是希望自己接受法律的制裁，能够早日出狱回到孩子们身边。唐禾荣被逼在甘蔗地里面与丈夫发生关系唐禾荣的遭遇说不定就在此时，还有不少的女性正在遭遇着，她们没有依靠，嫁到别人家，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如果多一些对婚姻的忠诚，多一些对夫妻的信任，多一些帮助，或许唐禾荣也走不上这条绝路。

▲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 图据彝良警方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两男子周某、袁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违法应该处罚。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二人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应该处罚。对此，9月22日，云南昭通警方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反向诈骗”：假装答应去国外工作需要路费两男子诈骗“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拘9月19日，云南昭通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发布消息，近日，彝良县公安局奎香派出所民警在开展涉诈工作研判时，发现辖区居民周某、袁某存在涉诈嫌疑。为避免有人遭受到周某、袁某的诈骗，民警将二人传唤至奎香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调查，周某因长期待业在家无经济收入来源，便邀约好友袁某一同前往昭阳区办理护照，然后下载名为“x机”的聊天软件，在该软件上搜索“xx交流群”等群聊。两人进群后发现有人在群里发布高薪招聘人员的信息，周某便主动联系对方了解招聘的具体内容，对方也开出了让周某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的诱人条件，想诱骗周某去国外某地的“公司”。警方称，一看到对方说“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时，周某就明白了，“这不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中常见的诈骗套路吗？”于是周某顿时就产生了想跟对方“玩一玩”的心理，双方便开始“极限拉扯”。周某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以要住宿、吃饭等为理由向对方骗取出国的路费。▲嫌疑人与对方聊天截图 图据彝良警方在聊天中，周某告诉对方：“从昆明到广州机票一张616元，加机场建设费是700元，两个人1400元。我们这里到昆明两个人最少也要一千多元，还要买行李箱，差不多要2000元才能到昆明。”最终，周某、袁某以此方式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奎香派出所迅速立案调查，快速收集证据材料，目前周某、袁某已分别被行政拘留七日、五日，并收缴违法所得。警方回应：两人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且实施了既遂诈骗行为，依法应予处罚案件办理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公布了相关案情信息，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确实违法，应该处罚。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周某、袁某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仅不应该处罚，还应当鼓励”。随后，“彝良警方”删除了上述消息。对此，云南昭通警方相关人士回应红星新闻记者称，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律师观点：二人反向诈骗行为违法但有别于普通诈骗，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理对于此事件，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表示，根据公开报道的信息，周某、袁某两人具有诈骗的故意，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在这一点上应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点在于：两人实施诈骗的对象，或为电信诈骗分子，即两人所实施的诈骗，可能属反向诈骗行为。对于这种反向诈骗行为，法律上应当如何评价，这才是引发公众关注的地方。▲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图据彝良警方张柄尧表示，诈骗行为通常面临行政、刑事责任。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明确：“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者区别，主要在于涉案金额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即属数额较大，就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均未对公私财物是否合法予以区分。这意味着，即使所诈骗的财产属非法财产，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更何况，货币属于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即使对方是电诈违法嫌疑人，其合法占有的货币也不能受到侵害。但与此同时，反向诈骗和普通诈骗还是有一定区别。“从法益保护角度，反向诈骗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普通诈骗。因此，在对反向诈骗进行处理时，应有别于普通诈骗，酌情予以从轻、减轻处理。”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表示，从违法行为或犯罪构成而言，周某和袁某或涉嫌诈骗，若涉案金额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予以处罚。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 杨珒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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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 图据彝良警方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两男子周某、袁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违法应该处罚。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二人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应该处罚。对此，9月22日，云南昭通警方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反向诈骗”：假装答应去国外工作需要路费两男子诈骗“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拘9月19日，云南昭通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发布消息，近日，彝良县公安局奎香派出所民警在开展涉诈工作研判时，发现辖区居民周某、袁某存在涉诈嫌疑。为避免有人遭受到周某、袁某的诈骗，民警将二人传唤至奎香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调查，周某因长期待业在家无经济收入来源，便邀约好友袁某一同前往昭阳区办理护照，然后下载名为“x机”的聊天软件，在该软件上搜索“xx交流群”等群聊。两人进群后发现有人在群里发布高薪招聘人员的信息，周某便主动联系对方了解招聘的具体内容，对方也开出了让周某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的诱人条件，想诱骗周某去国外某地的“公司”。警方称，一看到对方说“当公司高管、年薪20万-30万”时，周某就明白了，“这不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中常见的诈骗套路吗？”于是周某顿时就产生了想跟对方“玩一玩”的心理，双方便开始“极限拉扯”。周某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以要住宿、吃饭等为理由向对方骗取出国的路费。▲嫌疑人与对方聊天截图 图据彝良警方在聊天中，周某告诉对方：“从昆明到广州机票一张616元，加机场建设费是700元，两个人1400元。我们这里到昆明两个人最少也要一千多元，还要买行李箱，差不多要2000元才能到昆明。”最终，周某、袁某以此方式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奎香派出所迅速立案调查，快速收集证据材料，目前周某、袁某已分别被行政拘留七日、五日，并收缴违法所得。警方回应：两人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且实施了既遂诈骗行为，依法应予处罚案件办理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彝良警方”公布了相关案情信息，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网友认为，二人行为确实违法，应该处罚。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周某、袁某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给了电信诈骗嫌疑分子一次教训，“不仅不应该处罚，还应当鼓励”。随后，“彝良警方”删除了上述消息。对此，云南昭通警方相关人士回应红星新闻记者称，周某、袁某具有诈骗对方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即使两人的行为属于“反向诈骗”，依法也应予以处罚。律师观点：二人反向诈骗行为违法但有别于普通诈骗，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理对于此事件，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表示，根据公开报道的信息，周某、袁某两人具有诈骗的故意，且实施了既遂的诈骗行为，在这一点上应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点在于：两人实施诈骗的对象，或为电信诈骗分子，即两人所实施的诈骗，可能属反向诈骗行为。对于这种反向诈骗行为，法律上应当如何评价，这才是引发公众关注的地方。▲反向诈骗既遂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图据彝良警方张柄尧表示，诈骗行为通常面临行政、刑事责任。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明确：“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者区别，主要在于涉案金额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即属数额较大，就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均未对公私财物是否合法予以区分。这意味着，即使所诈骗的财产属非法财产，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更何况，货币属于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即使对方是电诈违法嫌疑人，其合法占有的货币也不能受到侵害。但与此同时，反向诈骗和普通诈骗还是有一定区别。“从法益保护角度，反向诈骗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普通诈骗。因此，在对反向诈骗进行处理时，应有别于普通诈骗，酌情予以从轻、减轻处理。”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表示，从违法行为或犯罪构成而言，周某和袁某或涉嫌诈骗，若涉案金额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予以处罚。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 杨珒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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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称若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失败将不再参选，图为大选 资料图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22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竞选失败，他不认为自己会再次参加2028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于1946年出生，现年78岁，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将年满82岁。在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前，特朗普时常用年龄问题攻击现年81岁的拜登。（央视记者 许弢）相关新闻西媒：“选举官员大辞职”，美国面临“高风险”总统选举参考消息网9月22日报道 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9月21日报道，随着美国弗吉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南达科他州本周开始进行总统选举提前投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邮政局警告称，至少有20个州的选举工作人员收到了含有威胁内容的“可疑包裹”，其中一些包裹含有一种“未知物质”。最近几个月还出现了含有火药和致命药物芬太尼的信件，以及对官员及其家人的死亡威胁。报道称，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三分之一以上参与2020年总统选举组织工作的人员目前正在从事新工作。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将这一现象称为“选举官员大辞职”，这意味着11月5日将有约40%的选举监督人员缺乏相关工作经验。根据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这一数字为本世纪最高。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预计这是一次“国内恐怖主义”威胁下的“高风险”选举。报道称，许多县都升级了安保系统、摄像头和防护围栏。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县增加了防弹玻璃和只有凭身份证件才能打开的门，并向工作人员分发了用于治疗意外用药过量的鼻腔喷雾剂，以应对信封中可能含有有毒物质的情况。在洛杉矶，警犬队将首次帮助搜寻邮寄来的选票中是否含有此类物质。报道称，这是被骗局、阴谋论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所伤害的美国的新常态。自从特朗普进入政坛以来，这种两极分化变得愈发尖锐。这位共和党人声称，他所遭遇的两次未遂暗杀都是因为民主党人的“煽动性言论”，因为后者声称他是“民主的危险”。报道指出，特朗普最近在“真实社交”网站上称，“不择手段的选举官员将受到追查、抓捕和起诉，其程度在我国前所未有”。选举“将受到最严密的专业监督，一旦我获胜，那些作弊的人将受到最严厉的起诉，包括长期监禁，让这种堕落的司法行为永远不再发生”。（编译/刘丽菲）特朗普拒绝哈里斯再次电视辩论“邀约”【新华社微特稿】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21日在社交媒体上“邀请”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再次与她进行电视辩论，特朗普予以拒绝，称这场辩论的举行时间“太晚”。哈里斯在社交媒体X向特朗普下战书：“我将乐于在10月23日参加第二场总统辩论。我希望特朗普和我一起参加。”哈里斯竞选阵营负责人珍·奥马利·狄龙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里斯已经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拟于下月23日举行辩论的邀请，“（相信）唐纳德·特朗普对于同意参加这场辩论应该没有问题”。特朗普2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参加竞选集会时拒绝“邀约”，回应道：“再举行一场辩论的问题就是已经太晚了，投票已经开始。”10月23日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11月5日不足两周。本月20日起，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和弗吉尼亚州已率先开启提前现场投票。到10月中旬，还将有10多个州开启现场投票。特朗普说，哈里斯本有机会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辩论邀请，“我等啊等，但是他们（哈里斯竞选阵营）拒绝了”。本月10日，哈里斯与特朗普进行两人之间首场电视辩论。该场辩论由美国广播公司主办。美国一些即时民调认为，哈里斯在辩论中的表现更胜一筹。不过，特朗普对自己在辩论中的表现感到满意，不认为自己败给哈里斯。（郭倩）

原创 雁默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黎巴嫩遭“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甫一发生，震波就已传递至东亚。从两岸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两个层面：论供应链安全，以前主要怕“断链”，现在还怕被“武器化”，此次事件是否将深刻影响本区科技制造业发展，此其一。如果台湾成了恐怖袭击的帮凶，或已是帮凶而未来还会常态化，并遭到报复，大陆当局该如何处理变局。此其二。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对于信息及通信电子制造业而言，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情景，这可是两岸贸易主力，如果此一联系随着两边敌对情绪不断升高而被武器化，哪怕只是一例恐怖袭击个案，后果都不可收拾。是的，可能性很低，但摩萨德开启了我们的想象。是的，以色列并未承认犯行，但也未否认。谁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就当前的案例看问题，台厂金阿波罗一推六二五，称只是授权商标（俗称贴牌），设计制造都不是在台湾，而是由匈牙利的BAC公司包办一切。如果这是真相，那么问题比想象中更大——贴牌现象是不是巨大的安全漏洞？贴牌制造，是业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一般而言，会由原厂提供关键材料或零件，于买方端组装成品，此举是为了节省运费，或是避税。不提供材料零件的纯授权现象较少，因为毕竟事涉品牌名誉以及法律问题。原厂纯授权，得对买方有十足的信任与了解，或原厂仅能靠卖商标存活才会出现。金阿波罗公司虽小（员工仅40人），但远不至于得靠卖商标续命。况且，此案中一台寻呼机授权金只有15美元，真主党也才订购5000台，生意小到不值一提。那么，金阿波罗对BAC公司现况很了解吗？显然也不是。事发后，BAC被查出是空壳公司，匈牙利政府也否认BAC在本土有设厂。这意味着金阿波罗对商标授权处理非常随便，买方要在产品中放炸药简直轻而易举，而此一现象是不是两岸信息及通信产品贸易的普遍现象，值得深入调查。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许清光向媒体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爆炸寻呼机不是在台湾生产 视频截图再者，从法律面来看，金阿波罗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授权需要符合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以及CMMC标准（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Certification，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依法规，授权厂与买方之间必须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和风险评估，授权厂有权利与义务监控买方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以免买方违反国际制裁，或用于军事用途等规范。而金阿波罗显然对法规毫无所悉，或基本无视，事发后，也拿不出可供其卸责的相关合约条款，以证明其符合安全程序。换言之，黎巴嫩政府完全有权控告金阿波罗，也应该这么做，让国际司法机构介入调查。讽刺的是，“低科技公布袭击”事件立即让美国“清洁网络”倡议者借机强调了其合理性，而加入此一倡议的台湾，却引发了“不清洁”的疑虑。这是另一种可能，即台“经济部”所声称，金阿波罗的寻呼机是在台湾生产制造，只是并未出口至黎巴嫩，“台湾制造”也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台“经济部”的说法与金阿波罗相矛盾，后者想完全撇清，前者则承认是台湾制造，但“出口后遭改装”。此一矛盾，显示台湾当局不希望国际社会怀疑台湾制品“不干净”，而金阿波罗的“贴牌”撇清之说，却凸显了台湾制品的重大安全漏洞。个人深切怀疑“凶器”是在海外遭改装的说法，倾向认为爆炸物是在生产过程里就被置入，因为改装5000台呼叫器，工程也不算小。因此，重点在于生产地到底在哪里，目前仍是谜团。不太明白为何黎巴嫩政府尚未公布进口资料，在此资料上顺藤摸瓜，作案地点应该不难查。台湾到底是不是恐怖主义共犯，必须有一个答案，因为顺着“清洁网络”的思维，舆论很快就将“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尽管大陆与黎巴嫩遭遇的恐袭事件一点关系也没有。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到底是谁“不干净”？台湾是肇事嫌疑人，却有人想借机对大陆泼粪。此举虽然卑鄙，但却值得大陆当局重新审视两岸信息及通信贸易上的安全漏洞。大陆需要警惕的是，台湾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愈来愈重视科技合作。以色列国会议员于今年4月窜访台湾，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利用彼此的工业优势深化伙伴关系。此一事实，也被考虑在这次恐怖袭击的来源列表里，有人质疑，按时间序列，这不能排除是台以合作的恐怖袭击，即便台湾并不知道以色列的工业合作目的，但也属不知情之共犯。既然嫌犯以色列开了先例，就无法排除美国会与台湾合作，借由供应链通道，对大陆进行各种“袭击”。即便不循此途，按“清洁网络”思维，台方也可以此事件为契机，推出新的供应链转移计划，逼台商在大陆撤资，加速“产业去中”，进一步干扰大陆的投资环境。我一直主张，要将统一事业嵌入到中国发展轨道里，以前可能还有人认为这是两回事，或只是顺序问题，而现在摩萨德提供了想象，从两岸供应链安全层面看，台美合作对大陆发展是具有破坏性的，而且可以是立即性的。一定会有坏份子想利用摩萨德引发的全球性供应链恐慌，以台湾产业为杠杆，恶化两岸关系，阻碍大陆发展。供应链安全之外，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台湾遭到报复，大陆该如何反应？如果中国台湾成了恐怖袭击帮凶“台独”当局对此事件反应低调，矢口否认并四两拨千斤，反而启人疑窦，因为这是共犯的特征。已有舆论在第一时间警示，卷入中东乱局十分危险，台当局应严正驳斥自己与恐怖袭击的关系，拿出证据以正视听，否则有遭到报复的可能。尤其要考虑到台湾有许多穆斯林外籍劳工，很难预测以色列当前的作为是否会引发在台穆斯林的义愤，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不过，赖清德并未意识到此一事件潜藏的严重性，或者，美国并不希望共犯因“多言”而出差错，因为台美可能都是共犯。坦白说，我很难想象穆斯林外籍劳工会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他们都是辛苦人，来台湾挣钱的，亚洲穆斯林实无必要为中东穆斯林涉险搞恐怖袭击，这里不是中东。不过，金阿波罗公司位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区，该工业区确实有穆斯林外籍劳工，若有人资助他们搞点事，也不能说机率为零。位于新北市汐止远东世界中心园区的金阿波罗公司如果不幸发生了一次“金阿波罗攻击事件”，哪怕事件多么微小，势必都会引起国际瞩目，而大陆当局则会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台独当局必然会栽赃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大陆，借此进一步深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大陆如何破解？二、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台湾若成了恐怖袭击共犯且遭到报复，中方该谴责穆斯林还是美以共犯结构？如果将台湾视为“外人”而切割处理，就会落入“一”的陷阱，如果将台湾视为自己人而概括承受，就要解决“二”的问题。答案呼之欲出，大陆免不了要将“台独”当局标定为“待收拾的叛乱团体”，将台湾定位为“待收复的叛离省份”，并诉求“统一平乱”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回应，如此方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除此之外，若台湾成了“中国的以色列”，开始借由供应链对大陆进行各种渗透、离间、破坏，以致造成大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哪怕程度仅止于骚扰，中方要如何应对或预防？诚然，“台湾”人相对温和，“台独”远没犹太人本事，两岸仇恨值也远不能与中东相比，上述的极端状况发生机率很低，但摩萨德所开的先例并不只是“低科技恐怖袭击”，它启发了“民生物资武器化”的可能性，真有心搞鬼，食物供应链也可以下手，想象空间奇大无比。须知，结亲难，结仇就容易多了。“台独”或许不需要在两岸制造恐怖氛围，只需要一点一滴孕育仇恨与不信任，时间拉长了它就是赢家，最起码，可以完全抵消大陆的融统政策。结语中东纷乱以这种形式传导到东亚地区，实在出人预料，东亚现在是电子消费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也是全球范围内相对和平繁荣的区域，大家努力发展，类似恐怖袭击的事件也在减少，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全力防止恐怖主义入境。东亚没有国家恐怖主义，但台湾可能是被相中的候选者。当前的“台独”势力，早已动念发展民兵组织，只是美国显然不支持所以未能成形，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此一图谋是否化明为暗，等待时机成熟。和平统一与融统政策，从某种角度看是为了避免统一后台湾本土出现恐怖组织。虽然在当前，民兵组织不见容于内外，但我们必然会在赖清德掌权时期，目睹各种扩增敌意的文化商品出现，并积聚成恐怖主义沃土。供应链可能武器化的问题已无法回避，两岸相关产业都要提升安全措施，因为大陆是朝开放路径走，危险因子会随之增加，拉拔经济之余，不能不正视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类似真主党与黎巴嫩无辜平民的遭遇，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地方。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但英国《卫报》指出，外界质疑，如果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QUAD恐前途未卜。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表示，我们一贯认为国家间开展合作应当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应该搞排他、封闭的“小圈子”。中方希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的安全互信、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