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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军队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俄乌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指出,在战事逐渐升级的形势下,俄乌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在当前双方常规军事手段的运用接近极限、冲突可能因此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俄乌双方需要从避免难以承受的后果出发,将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也需要施加更大影响来帮助双方扭转局面。他表示,在推动俄乌和谈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有更大空间,可以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图为崔洪建教授发言 图源:北京香山论坛官网库尔斯克行动预示着危机升级新京报:乌克兰8月6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发起军事行动,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在俄罗斯领土上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乌克兰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崔洪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战场上乌克兰的处境会愈发不利。另一个背景是,目前西方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美国大选后可能改变对乌克兰政策之外,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上升也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对乌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倒退,这也是乌克兰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两个背景,乌克兰发起库尔斯克行动,一方面是希望在军事上缓解乌东战场上的压力,迫使俄军从乌东战场上抽调兵力回援库尔斯克;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乌克兰也想证明其仍然有余力向俄方发起反击,并试图以进攻俄本土的方式对俄施加更大影响,同时以此来增强西方继续为其提供援助的信心。乌方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借此要求西方进一步放宽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限制,这样乌军就能威胁到俄方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同时增强乌军在进入俄境后的生存和威慑力。此外,乌方也希望通过此次行动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譬如用土地换土地、战俘交换等,避免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新京报:库尔斯克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乌克兰方面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俄罗斯领土,并俘虏了数百名战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乌克兰达到其目标了吗?对于库尔斯克,俄罗斯此前并未积极反击,似乎仍然将重点放在乌东战场,这是为何?崔洪建:从现在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军此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判断很清晰,没有动摇将乌东作为主战场的既定目标,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乌东战场。对于库尔斯克方向,目前的状况表明俄方在集结部队、形成有效反攻前需要一个准备期,同时也需要对乌军下一步意图进行判断。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续行动意图并不清晰,似乎在等待美欧放松武器限制能够带来的增强效应。俄国防部公布在库尔斯克战斗画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之间将出现战略取舍上的博弈状态。乌克兰会尽量保持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对俄方施加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从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上来看,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因此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观察。近几天美欧对放松武器限制的讨论明显加速,一旦西方放松武器限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会加大,库尔斯克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新京报:乌克兰的这次库尔斯克行动对整个俄乌冲突意味着什么?库尔斯克的局势又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多大影响?崔洪建: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行动,其实预示着这场危机正在升级。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要打破僵局就意味着消除限制和约束并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此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方都受制于限制和约束并对风险升级有疑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冲突如果外溢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失控风险。因此从乌克兰方面来说,这次主动作为,其实是试图在这场冲突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俄罗斯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俄罗斯国内有一些舆论要求普京政府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状态”。如果进入战争状态,俄方将全面启动战时状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目前来看,俄方采取的还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并采取局部措施而不是整体应对。所以,库尔克斯行动对于这场冲突的影响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譬如俄罗斯的应对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西方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放松武器使用限制等。新京报:外界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在对对方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作战会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手段吗?崔洪建:在几年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其无人机优势,可以说相对轻松就赢得了这场冲突。从那场冲突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无人作战将成为今后军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它很难持续地获得西方大规模援助,所以它自己也在想办法。而无人机相比远程导弹技术门槛低、造价低,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同时相比战斗机和导弹之类突防能力更强、射程上也无限制,因此成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使用无人作战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减少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劣势。需找到契机转向政治解决冲突新京报:在9月12日的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中,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说,他认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这场冲突或许只会在战场上结束。但他也提到了乌方考虑邀请俄方参加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方也表态,愿意继续和谈。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类表态?崔洪建:俄乌双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与战场形势及双方外交环境密切相关。在“库尔斯克战役”后,乌方的立场是“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并确保俄方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谈判创造条件,而且“停火谈判”比“和平谈判”来得更现实一些。俄方释放的谈判信号,一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停火止战的广泛诉求,二是让乌方来承担“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俄乌出于各自政治目标互不退让、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双方缺乏基本互信,开启谈判的条件并不具备,但不断释放谈判信号仍将是双方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要打破当前僵局,不仅需要逐步放弃将军事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还需要认真考虑对方诉求,同时通过一些缓和措施来逐渐建立互信,如提高交换战俘频率、主动降低冲突烈度,甚至实现临时部分停火等。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谈判前景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乌克兰认为西方的目标是要“帮助它赢得冲突”并为此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那么它做出妥协的意愿就会降低。同样,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不仅要在战场上获胜,还要在政治上肢解自己,那么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因此,实现转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是双方的军事手段难以为继,或是降低各自的政治目标,或是外部干预发生重大变化等。新京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近来都表态,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这可能实现吗?崔洪建:俄乌都有表态说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一方面是双方均不同程度认识到军事手段已接近极限,同时冲突延宕升级给双方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消耗已远超预期,无论以何种方式尽快结束冲突应该代表了俄乌两国民意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双方都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加以考虑。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不愿被拖入与俄对抗同时反对为援乌耗费资金的民意。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资料图/外媒)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也是俄乌表态的重要背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外溢效应就越大,双方能够达成合理政治解决方案的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双方发出在今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声音,有基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有外交上的考虑。因为推动和谈、结束冲突,是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因此,俄乌双方一边打、一边喊出要结束冲突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平衡。新京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调解者,他还表示应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进行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崔洪建:观察俄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在谈判立场上在不断进行微调,譬如以前说要基于“领土现状”进行谈判,最近则频繁提及当初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其用意一是指责西方阻挠“和平”,二是希望在谈判问题上反击乌方,三是通过提出条件来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伊斯坦布尔协议”是冲突刚爆发时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由于西方的介入,乌克兰最终没有接受。如今俄方提出以该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从俄方自身立场来看是一种调整或灵活性的表现。但在冲突持续到今天的情况下,当初产生协议的诸多条件已不复存在,况且西方已深度卷入冲突,对于未来谈判条件和目标,西方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想回到“伊斯坦布尔协议”困难重重。这场冲突的走向尤其是朝向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面对重大地区冲突或国际矛盾时,决定最终走向或是最终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西方国家。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与选边站队的西方国家不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平衡中立、劝和促谈立场,相比卷入冲突、支持一方的西方国家而言,在俄罗斯方面更有信誉度,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公信力,更有资格参与到这场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之中。新京报记者 谢莲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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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乌克兰军队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俄乌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指出,在战事逐渐升级的形势下,俄乌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在当前双方常规军事手段的运用接近极限、冲突可能因此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俄乌双方需要从避免难以承受的后果出发,将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也需要施加更大影响来帮助双方扭转局面。他表示,在推动俄乌和谈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有更大空间,可以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图为崔洪建教授发言 图源:北京香山论坛官网库尔斯克行动预示着危机升级新京报:乌克兰8月6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发起军事行动,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在俄罗斯领土上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乌克兰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崔洪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战场上乌克兰的处境会愈发不利。另一个背景是,目前西方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美国大选后可能改变对乌克兰政策之外,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上升也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对乌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倒退,这也是乌克兰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两个背景,乌克兰发起库尔斯克行动,一方面是希望在军事上缓解乌东战场上的压力,迫使俄军从乌东战场上抽调兵力回援库尔斯克;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乌克兰也想证明其仍然有余力向俄方发起反击,并试图以进攻俄本土的方式对俄施加更大影响,同时以此来增强西方继续为其提供援助的信心。乌方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借此要求西方进一步放宽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限制,这样乌军就能威胁到俄方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同时增强乌军在进入俄境后的生存和威慑力。此外,乌方也希望通过此次行动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譬如用土地换土地、战俘交换等,避免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新京报:库尔斯克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乌克兰方面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俄罗斯领土,并俘虏了数百名战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乌克兰达到其目标了吗?对于库尔斯克,俄罗斯此前并未积极反击,似乎仍然将重点放在乌东战场,这是为何?崔洪建:从现在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军此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判断很清晰,没有动摇将乌东作为主战场的既定目标,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乌东战场。对于库尔斯克方向,目前的状况表明俄方在集结部队、形成有效反攻前需要一个准备期,同时也需要对乌军下一步意图进行判断。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续行动意图并不清晰,似乎在等待美欧放松武器限制能够带来的增强效应。俄国防部公布在库尔斯克战斗画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之间将出现战略取舍上的博弈状态。乌克兰会尽量保持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对俄方施加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从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上来看,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因此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观察。近几天美欧对放松武器限制的讨论明显加速,一旦西方放松武器限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会加大,库尔斯克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新京报:乌克兰的这次库尔斯克行动对整个俄乌冲突意味着什么?库尔斯克的局势又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多大影响?崔洪建: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行动,其实预示着这场危机正在升级。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要打破僵局就意味着消除限制和约束并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此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方都受制于限制和约束并对风险升级有疑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冲突如果外溢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失控风险。因此从乌克兰方面来说,这次主动作为,其实是试图在这场冲突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俄罗斯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俄罗斯国内有一些舆论要求普京政府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状态”。如果进入战争状态,俄方将全面启动战时状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目前来看,俄方采取的还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并采取局部措施而不是整体应对。所以,库尔克斯行动对于这场冲突的影响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譬如俄罗斯的应对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西方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放松武器使用限制等。新京报:外界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在对对方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作战会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手段吗?崔洪建:在几年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其无人机优势,可以说相对轻松就赢得了这场冲突。从那场冲突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无人作战将成为今后军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它很难持续地获得西方大规模援助,所以它自己也在想办法。而无人机相比远程导弹技术门槛低、造价低,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同时相比战斗机和导弹之类突防能力更强、射程上也无限制,因此成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使用无人作战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减少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劣势。需找到契机转向政治解决冲突新京报:在9月12日的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中,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说,他认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这场冲突或许只会在战场上结束。但他也提到了乌方考虑邀请俄方参加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方也表态,愿意继续和谈。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类表态?崔洪建:俄乌双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与战场形势及双方外交环境密切相关。在“库尔斯克战役”后,乌方的立场是“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并确保俄方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谈判创造条件,而且“停火谈判”比“和平谈判”来得更现实一些。俄方释放的谈判信号,一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停火止战的广泛诉求,二是让乌方来承担“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俄乌出于各自政治目标互不退让、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双方缺乏基本互信,开启谈判的条件并不具备,但不断释放谈判信号仍将是双方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要打破当前僵局,不仅需要逐步放弃将军事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还需要认真考虑对方诉求,同时通过一些缓和措施来逐渐建立互信,如提高交换战俘频率、主动降低冲突烈度,甚至实现临时部分停火等。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谈判前景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乌克兰认为西方的目标是要“帮助它赢得冲突”并为此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那么它做出妥协的意愿就会降低。同样,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不仅要在战场上获胜,还要在政治上肢解自己,那么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因此,实现转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是双方的军事手段难以为继,或是降低各自的政治目标,或是外部干预发生重大变化等。新京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近来都表态,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这可能实现吗?崔洪建:俄乌都有表态说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一方面是双方均不同程度认识到军事手段已接近极限,同时冲突延宕升级给双方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消耗已远超预期,无论以何种方式尽快结束冲突应该代表了俄乌两国民意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双方都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加以考虑。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不愿被拖入与俄对抗同时反对为援乌耗费资金的民意。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资料图/外媒)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也是俄乌表态的重要背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外溢效应就越大,双方能够达成合理政治解决方案的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双方发出在今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声音,有基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有外交上的考虑。因为推动和谈、结束冲突,是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因此,俄乌双方一边打、一边喊出要结束冲突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平衡。新京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调解者,他还表示应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进行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崔洪建:观察俄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在谈判立场上在不断进行微调,譬如以前说要基于“领土现状”进行谈判,最近则频繁提及当初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其用意一是指责西方阻挠“和平”,二是希望在谈判问题上反击乌方,三是通过提出条件来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伊斯坦布尔协议”是冲突刚爆发时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由于西方的介入,乌克兰最终没有接受。如今俄方提出以该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从俄方自身立场来看是一种调整或灵活性的表现。但在冲突持续到今天的情况下,当初产生协议的诸多条件已不复存在,况且西方已深度卷入冲突,对于未来谈判条件和目标,西方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想回到“伊斯坦布尔协议”困难重重。这场冲突的走向尤其是朝向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面对重大地区冲突或国际矛盾时,决定最终走向或是最终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西方国家。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与选边站队的西方国家不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平衡中立、劝和促谈立场,相比卷入冲突、支持一方的西方国家而言,在俄罗斯方面更有信誉度,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公信力,更有资格参与到这场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之中。新京报记者 谢莲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极目新闻记者 付瞰9月15日,多家媒体报道中国香港著名演员徐少强因病过世,并称该消息得到徐少强子女确认,香港知名影视人田启文也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了相关细节。媒体报道截图9月15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田启文,他表示,根据他多方打探确认,徐少强在9月1日因病离世,“为什么会等了半个月才有消息出来呢?因为徐老师去世后,他夫人帮他办完后事,也不幸去世了,好像听说是因为心脏病。所以(徐少强过世)这个消息就没有人来传达。”根据网络公开信息,徐少强的夫人比他年轻约30岁,二人于2005年结婚,夫妻俩婚后一直生活在北京。田启文在电话中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虽然他并不认识徐太太,但根据他得到的信息,在徐少强病逝后也骤然离世的,就是这位女士。田启文表示,自己得知徐少强夫妇离世的消息后非常震惊,所以找了多方朋友进行求证,“是证实过了,我才跟媒体发布的。”田启文在采访中称徐少强为“徐老师”,表示自己入行时拍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徐少强合作,从最初的电视剧《天蚕变》到后来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我们都有合作,我跟徐老师很熟,一直很敬佩他的努力。”田启文对徐少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的敬业精神,“他去拍戏的时候不用带剧本的,因为他都背得很好了,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据田启文了解,近些年来,徐少强一直在横店拍戏,较少回到香港,所以二人一直没有机会合作。田启文告诉记者,大约在下周,将会有一场徐少强追思会在浙江横店举办。(来源:极目新闻)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原标题:“小杨哥”带货香港美诚月饼却在香港买不到?广州花都回应) 【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眼瞅美英仍未决定放松乌克兰武器使用限制,一些英国政客们坐不住了。 据英国《泰晤士报》9月14日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另外五名英国前国防大臣敦促首相斯塔默,即便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应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 这五名前防相包括格兰特·沙普斯、本·华莱士、加文·威廉姆森、彭妮·莫当特和利亚姆·福克斯。他们和约翰逊对斯塔默发出警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会让俄罗斯更加“大胆”。 英国前防相华莱士和前首相约翰逊 卫报 约翰逊表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拖延”。华莱士说,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英国将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绥靖者”。“英国有陷入犹豫者、绥靖者和拖延者行列的危险。”他称,对付俄罗斯“唯一真正方法就是坚强、团结并决心渡过难关”。 威廉姆森则认为,不采取行动解除乌克兰武器限制是种“玩忽职守”的行为。 沙普斯表示,斯塔默“不需要等待美国的正式批准”,而是需要向乌克兰提供眼下急需的东西,这就是英国在援乌问题上彰显全球领导地位的方式。 “我们行动了,其他人也会跟着。今天的乌克兰再次需要这种领导力。”沙普斯说。 斯塔默13日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使用英国导弹的请求。然而,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塔默说,他与拜登将在不久后的联合国大会上,与更多人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当地时间9月13日,美英首脑在白宫举行会晤,但未对是否放松乌克兰使用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作出表态 纽约时报 上周有消息称,俄罗斯已经从伊朗获得“致命弹道导弹”用于乌克兰战场。尽管伊朗方面予以否认,但关于批准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等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的声音越来越大。 普京12日对此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 “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英国首相发表讲话 资料图 迄今为止,由于担心事态升级,美国和英国尚未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西方盟友授权使用这种武器,并称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3日表示,美英首脑会谈不会有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的重大消息,拜登政府会认真对待普京发出的“威胁”,但拜登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没有改变。 欧洲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拜登似乎准备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和法国的远程导弹。斯塔默和法国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建立统一战线。但出于对局势升级和激怒俄罗斯的担忧,拜登对是否允许乌克兰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犹豫不决。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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