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可以看精灵公主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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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制裁措施的升级,美国Meta公司(脸书母公司)9月16日宣布,在全球范围内的旗下应用程序中,彻底封杀俄罗斯国家媒体。法新社最新消息称,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17日猛烈抨击此举,称对此“不可接受”。 资料图:RT电视台标识 综合CNN、卫星社等报道,Meta发言人16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们扩大了管控范围。其中今日俄罗斯(Rossiya Segodnya)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下称RT电视台)因为‘外国干涉活动’,现在全球范围内被禁止出现在我们的应用中。” 据了解,RT电视台在脸书应用上拥有720万粉丝,在Instagram应用上拥有100万粉丝。而此前,Meta公司早已禁止与RT电视台等的广告投放业务合作。 法新社报道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17日对记者称,“Meta此举损害了其自身信誉,这种针对俄罗斯媒体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针对Meta公司的做法,RT电视台17日发布声明称,“两年前Meta就已经在欧洲地区封锁了RT,现在又将言论审查伸向世界 …… 不过这不用担心”。 “虽然他们关上一扇门,如今又关上一扇窗,但我们就像游击队一样,总会找到突破口”,RT电视台补充说,“就像你们自己声称的那样,我们很擅长这么做。” Meta公司大楼外景 Meta所指的“外国干涉活动”的依据是数日前美国财政部将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等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其共同的总编辑玛格丽塔·西蒙尼扬,以及RT电视台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遭到制裁。 美国财政部9月4日指控2名RT电视台员工向一家美国田纳西州的网络媒体“Tenet Media”,注资近1000万美元,用于制作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内容,并在美国大选前投向美国公众,“以推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宣传并破坏美国的民主进程”。 9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又披露一份美国情报调查报告,宣称克林姆林宫在RT电视台内安插情报部门,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扩张影响力的秘密行动。 为此,美国国务院称已展开外交活动,向各国通报RT电视台的“所作所为”,要求封杀各大俄媒及俄罗斯记者。不过,美国国务院的努力还有待观察。如《印度教徒报》等就表示,“虽然印度外交部未作回应,但多名政府官员已表态称,制裁与印度无关。” 对于美国的新制裁,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和RT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写道:“美国国务院:乌克兰在其他国家得不到那么多支持的原因之一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真的,我没有白活。” 资料图:西蒙尼扬RT电视台 公开资料显示,RT电视台是2005年由俄新社旗下电视频道推出的外国语频道,英文名称“Russia Today”(今日俄罗斯),后总编辑西蒙尼扬于2009年将其标识更为“RT”。 2013年,俄总统普京以提高媒体效率为由,将俄新社、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合并为今日俄罗斯国家新闻通讯社,西蒙尼扬则被任命为总编辑,并保留了RT电视台总编职位。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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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近日,《正在新闻》接到乘客刘朝东的爆料称,他两年前搭乘T3出行经营的网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刘朝东与司机均重伤二级。由于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刘朝东向《正在新闻》提供的起诉书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刘朝东乘坐的小型轿车沿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速突然飙升至148.6km/h,并撞上绿化树,导致本次事故。刘朝东回忆,轿车经过某颠簸路段时速度突然加快,慌乱中他要求司机刹车制动,却被告知车辆刹车失灵,无法停下。图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事发后,司机在笔录中称已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定车速失控的原因。T3出行平台方面则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网约车失控的惊魂40秒2022年4月8日下午,刘朝东通过T3出行手机app叫了一辆车,准备从荔山大厦附近前往木屋烧烤南新路店。这是一辆白色东风风神E70新能源车,车牌号为粤BD83057。事故发生后,刘朝东从交警处获得了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及道路监控视频,结合自己的记忆,试图还原出车速失控的这40秒。车子沿北环大道行驶期间一切正常。进入深南立交匝道,经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段时,刘朝东感觉车子的速度突然加快。“因为路面颠簸,速度又快,我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来了,还好有安全带拦着。”刘朝东坐在车子的后排右侧,刚好能够看到车辆的仪表盘,仪表盘显示此时的车速为60km/h。车子急剧加速,刘朝东本能地握住车顶的抓手,又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里,刘朝东大喊:“师傅,刹车!”却被师傅告知:“刹不了啊!”“我感觉在整个上弯道的过程中车子一直在加速,基本上是贴着道路左侧的石墩护栏在行驶。”刘朝东说,车子驶出匝道进入直行路段时,速度更快了,到下坡路段,仪表盘显示的车速已经接近150km/h。他向《正在新闻》回忆,当时这辆车的速度比路上其他车子快得多,轰鸣声也很大,他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命了,“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尽管如此,刘朝东还是朝司机大喊着“淡定”,“我没法留意他是怎么操作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了”。深南大道上车流量比匝道大得多,眼见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车子由中间车道冲上左侧车道,紧接着又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冲去。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刘朝东喊着“别撞!”仍然只听到司机“停不了车啊”的回应。刘朝东还来不及反应,车子就已经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刘朝东记得,冲上绿化带后车子有一瞬间腾空了,而后撞飞了几根支撑绿化树的铁杆,两棵树也跟着倒下,失控的网约车这才停了下来。车子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道路监控视频里,冲上绿化带的车子激起烟尘,被支撑绿化树的铁杆改变了方向,硬生生横过来的车子像醉汉一样失去控制,最终被绿化树拦了下来。“撞上的瞬间我两眼一黑,感觉就像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面全是灰,什么都看不清,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头上好像有血,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也碎了。”刘朝东向《正在新闻》回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事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粤BD83057号小型轿车沿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头与道路左侧的绿化树发生碰撞。此外,碰撞产生的碎片还殃及对向车道,撞击了另外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李明是对向车道被撞击车辆的车主之一。当时,李明正沿深南大道往宝安方向左侧第三条车道行驶,突然听到了很大的撞击声,自己的车子也被飞过来的碎片砸到了。下车查看后李明发现,自己车子的车头、车顶、车身左侧都有受损,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面目全非,横亘在对向离绿化带最近的车道上冒烟。图为事发现场的画面一直到被送上救护车,刘朝东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觉得“不太对劲,使不上力气”。网约车停下后,他想到电动车容易着火,下意识想离开车子,尝试拉了两次车门才勉强打开。从下车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蹲在车后十来米的位置,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事发原因成谜2022年4月至今,多个鉴定机构均未能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也仅获得T3出行平台垫付的部分医药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失控情况及失控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也认为,基于送检检材,无法判断事发前车辆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加速踏板等系统和部件是否存在故障,无法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人操作所致。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朝东说,他当时坐在后排,看不见司机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但根据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提供的行车数据及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刘朝东认为,不能排除司机疲劳驾驶、紧急状态下无法辨清刹车和油门的可能。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显示,碰撞发生前,事发车辆的油门踏板持续较长时间被踩至100%,在此期间不存在制动动作。而在2022年4月8日当天,截至事故发生前,事发车辆共计行车8.16小时。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汽车当天第一段行车记录发生在凌晨——4月8日凌晨零点五分至凌晨两点,司机陈伟是在网约车上度过的。在事故发生前的4.5个小时里,除短暂停车外,事发车辆也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司机没能按照法律规定,行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如果司机在下午五点的时候按规定休息,事故就不会发生。”刘朝东说,这可能是由于司机承担着高昂的车辆租金和高比例的平台抽佣,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乘客却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出行风险。司机陈伟则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失去了记忆,对于刹车是否失灵、自己有没有踩刹车等关键信息,更是无法说清。“我昏迷了13天,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听老婆说起才知道出了事故,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陈伟说。至此,事故发生原因成谜,T3平台也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员操作所致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在垫付5.4万余元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朝东的二次手术费用,“至于赔偿(的诉求)更是直接拒绝”。“我找网约车平台、车辆所有方、车辆制造厂、司机、保险公司,他们都觉得自己没责任。这是我作为乘客维权的尴尬点。”刘朝东对《正在新闻》说。司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刘朝东结肠、小肠破裂,多部位受损,先后四次住院,经历了多次手术。2023年3月,刘朝东做完最后一次手术,身体初步恢复,但仍面临着远高于常人的肠梗阻、肠内疝等疾病发生风险。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前,刘朝东在能源行业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任务需要在室外一线完成。刘朝东告诉《正在新闻》,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无法正常生活,始终处于住院、病休状态。偶尔出现在工作场合,他也只能在办公室待着。刘朝东说,这次事故对他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的困难就是资金——医药费花去17万多元,工资也陆续被扣掉十来万元,T3出行平台和车辆所有方深圳欧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共计十万余元医疗费完全无法覆盖。刘朝东原本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上下,病休期间,他的月收入有时只有一两千元。2009年,刘朝东和妻子来到深圳工作,事故发生时他37岁,女儿才九个月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来到深圳生活。出事后,妻子也不得不常常请假,家里还还着房贷,不得不动用存款维持生活。司机陈伟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他是湖北随州人,事发时49岁,听说在深圳开车能挣钱,2016年陈伟经人介绍到深圳开出租车。在此之前,他在湖北老家开了二十多年农用车,拉木头,家里也种着香菇。陈伟告诉《正在新闻》,那时收入不稳定,光景好的时候,他一年到头能收入十来万元,少的时候就只有五六万元收入。2021年底,听说网约车平台有奖励,他从T3出行平台租下这辆东风风神新能源车,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极少的月份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出事后,陈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后来看东西重影,听力、记忆力都有损伤,还会不时头痛,没法继续开车,他就回了湖北老家。现在,陈伟在老家种着十多亩水稻,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从深圳回家后就贷了十七八万元的款。陈伟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害者。和刘朝东的遭遇一样,T3出行平台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也不再谈及赔偿相关的事情。“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他的费用要我自己想办法。”陈伟说。看到刘朝东在社交平台讲述事故发生的始末,陈伟也希望事情能有个了断。“第一要生存,第二孩子要读书,我希望多少能赔一点钱给我。”陈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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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神推销员》

    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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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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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气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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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零白富美:重生娇妻辣又甜》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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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剧之我是弗兰克老爹》

    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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