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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官方微信号“闲林发布”2024年9月9日通报称，针对近日网民关注的本辖区雅乐国际花园附近非机动车道上一男子晕倒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事件，经查，死者袁某某（男，55岁），系外卖配送员，公安部门已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通报表示，经街道、有关部门协调，相关外卖平台、保险公司与家属协商，目前事件相关方已达成一致，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9月10日下午，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善后工作已接近尾声，考虑到个人隐私情况，不便过多展开陈述。图为事发现场 视频截图此前在9月6日14时26分，一网友在某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一代单王就此陨落，希望大家好好休息别这么拼，记得早点睡觉！”视频显示，两栋楼宇之间的路口处，停放着警车和救护车，警灯和救护车急促闪烁，周围有民众和外卖员聚集现场。另一则现场视频显示，一位男子躺在电动车上，双手下垂、嘴巴微张，车内还放有外卖箱，民警正在周围拉起警戒线。9月10日，一位经常在事发附近跑外卖的骑手胡先生告诉界面新闻，事发时是9月6日凌晨一点多，自己就在现场，“以前和这位大叔聊过，家庭负担很重。”据胡先生讲述，9月5日晚上9点多，自己送餐途径雅居乐国际花园，看到这位外卖大哥在电动车上睡觉，“当时觉得他太累了，应该只是休息，没想过其他方面。”后面自己结束一天工作准备回去休息时，再次路过雅居乐发现聚集了好多人，周围拉起了警戒线，才知道这位外卖大哥去世了。“我们都是众包骑手，一天跑几百块钱全是用时间拼出来的。”胡先生表示，这位外卖大哥是附近有名的“单王”，经常一天睡三四个小时。一天跑够500元才下班，下雨天更是要求跑够700元，“都是为了家。”同在一个商圈某大型连锁药店工作的张先生告诉界面新闻，这位外卖员是湖北咸宁人，有两个儿子。“听说大儿子已婚，小儿子16岁在杭州绿城足球学校上学。”他称，这位外卖员是生活压力大，拼命跑单才导致猝死。和胡先生一样，事发时，张先生一直在现场。“大约9月6日凌晨一点左右，附近人员发现这位大哥死亡，后面救护车来了确认死亡后，大概是凌晨三点殡仪馆把人拉走的。”事发现场有民警拉起警戒线 网友视频截图张先生称，之前自己送门店的订单时，这位外卖员还给自己指过路。“他上个月还出了一次事故，腿骨折了。没想到这个月就离开了。”“他工作的强度挺大的，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每天早上5点出去工作到上午九点，中途休息2小时，之后中午12点工作到下午2点，下午5点工作到晚上10点，凌晨12点工作到凌晨2点回家睡觉，然后就是早上5点又出去工作了。”张先生表示，为了小儿子上学问题，这位外卖员来到了杭州。“他和小儿子租住在一起，妻子在大儿子家帮忙照顾孙子。他们在杭州租住的房子离商圈有些距离，为了节约时间，多跑些单，这位外卖大哥偶尔睡在商圈。”张先生说。另据纵览新闻报道，一名知情人表示，今年过年的时候，这位外卖员才换了一辆新一点儿的电动车，之前自己也多次劝说这位外卖员不要这么拼命，但他一直说“习惯了”。“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外卖大哥，经常穿着格子衬衫跑单，看着干干净净的，在努力赚钱。”另一位经常在雅居乐附近跑单的外卖小哥表示，得知消息后很痛心，希望大家在赚钱的同时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注意休息。值得一提的是，在杭州外卖员离世第二天，有传言称，美团平台停止45岁以上注册入驻骑手，并停止给45岁以上的骑手派单。对此，据红星新闻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配送员年龄上限为45岁系虚假不实信息。另据“美团众包”骑手App内公开展示的“准入规则”显示，其规定配送员的年龄在18（含）-60（不含）周岁之间，没有“45岁以上停止注册”的说法。延伸阅读：杭州一中年外卖员不幸猝死，目击者：以为他躺在电动车上睡着了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浙江杭州一中年外卖员接完单，躺在电动车上睡觉时不幸猝死。9月8日，目击者对极目新闻记者称，这名外卖员是附近的“单王”，没单子时就躺在电动车上睡觉，手机一响就起来接单，还睡过桥洞。社区工作人员称，警方已介入此事。图为当地发布的情况通报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此事发生在杭州余杭区闲创社区某小区。一名目击者介绍，9月5日21时许，这名外卖员送完单躺在电动车上休息。直到6日1时许，同行发现这人睡了很久，感觉不对劲，就去摇了一下他，发现他醒不来，就告诉了小区物业人员。之后，有人报警，联系了120。该目击者称，这名外卖员是众包外卖员，看起来50岁左右。之前自己几乎天天能遇到他，见面只能是短暂聊聊天，他太忙、太拼，几乎每天都要跑到500元以上，是附近的“单王”。这名外卖员没单子时，就躺在电动车上睡觉，手机一响他就起来接单，“他睡过桥洞，唯一的工作就是送外卖。”“可惜人已经没了。”该目击者表示，自己至今都没记住那名外卖员的名字，也不太了解其家庭情况。网上有些关于此事的信息存在误传，希望大家尊重死者，尊重外卖员这个职业。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多个公开电话，工作人员均表示对此事不知情。闲创社区一名工作人员称，事发在上述小区商业广场附近，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报警并联系了120。目前，此事由辖区派出所在处理，其暂不了解详细情况，“确实发生了这个事，疑似是一名外卖员猝死了。”记者多次致电辖区派出所，工作人员称不便透露相关情况，可咨询余杭公安。余杭公安值班人员登记来电信息后，称会有专人回复此事，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获回复。

制作/王怡文纵览新闻记者 张恩博据媒体报道，9月9日晚，在山东临沂一处道路，交警在查酒驾时，一名女司机拒绝打开车门配合酒精检测，疑似躲在车里打电话到处找人，交警多次警告无果后使用工具砸窗采取强制措施。9月11日下午，山东临沂平邑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该名女子最终下车配合了酒精检测，结果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交警已按正常流程处理。视频中，多名交警围在一辆黑色越野车左侧，一名执法人员多次要求车上人员下车，并警告说，“告诉你，没有特权，不管你给谁打电话。”“不能因为你是女同志就法外开恩，喝了酒所有群众都一样。”视频显示，被查的越野车车门始终没有打开，随后，民警使用手电砸击车窗。据网友称，事发地位于山东临沂，车上的女司机酒驾被查后躲进车内打电话四处找人。交警向车内人员喊话。（来源/视频截图）9月11日下午，临沂市委网信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纵览新闻记者，此事发生地为临沂市平邑县，具体情况可向当地有关部门询问。纵览新闻（报料微信：ZLXWBL2023）记者随即联系了平邑县交警大队，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事情发生于9月9日晚 ，女驾驶人最后开门下车接受了检测，结果为酒驾，此事已交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平邑县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当晚，涉事驾驶人拒绝接受酒精检测，交警在出示警官证及多次劝诫、警告后，该驾驶人仍拒绝配合执法，于是交警采取了砸车窗的强制措施。最终，涉事驾驶人开门下车，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纵览新闻记者追问是否存在驾驶人打电话找关系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是一起普通的查酒驾拒绝配合执法的事件，“公安交管部门已对她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押了她的机动车驾驶证，按照正常流程处理了。”延伸阅读奔驰车主酒后请代驾 交警路口一查：代驾司机醉驾2024年8月22日凌晨，武汉一男子从酒店喝完酒出来，想找个代驾，路边一位穿着代驾工装、骑着折叠自行车的男子主动请缨，还主动出示了工作证。结果在车辆行驶路上遇到硚口交警盘查，代驾司机竟下车逃跑。交警一查：代驾司机竟是醉驾！车主想想都后怕：“幸亏遇到交警了！”8月22日凌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一中队民警代能胜带领警力，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整治工作。凌晨5时许，他们巡逻至京汉大道茶叶市场时，发现约50米开外的高架桥上，一辆小车突然停下，一名男子从驾驶位下来，匆忙打开后备箱，似乎急着要拿什么东西准备逃跑，其行迹十分可疑。代驾被抓后做酒精检测交警们立刻赶过去将男子控制住。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该男子体内酒精含量为91mg/100ml，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交警调查发现，这名驾驶员居然是车主请来的代驾师傅！代驾体内酒精含量为91mg/100ml原来，奔驰车主当天跟朋友聚会时喝了不少酒，从酒店出来准备叫代驾时，一男子过来毛遂自荐想接下这单生意。车主看他穿着代驾工装，且持有相关证件，就放心地把车交给了男子，自己则在后排座位上沉沉睡去，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面对交警的询问，车主一脸无奈：“我也喝多了，没注意到他一身酒气。”交警处理酒驾现场画面几小时后，血检结果最终确认男子体内酒精含量为93mg/100ml，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代驾的小轮车据办案交警核实，男子确实是一位代驾从业者，当时准备收工回家，于是吃了夜宵喝了酒，之后骑车路过一家酒店时，偶遇车主站在路边正想找代驾。男子想到已是凌晨时分，推测路上应该不会有交警，就主动上前接了这单生意。由于车主自己也是酒气熏天，坐在后排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没有发现端倪。车辆行驶途中，这名代驾司机见前方有交警执勤，吓得连忙停车，想从后备箱取回自己的折叠自行车再逃走，却被行动迅速的交警当场查获。现场，该男子不停地向交警和车主认错、道歉。车主想想都后怕：“幸亏遇到交警了！”武汉硚口交警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这名代驾司机将为自己的醉驾行为付出代价，将面临最高6个月拘役、吊销驾照且5年内不得申领，并处罚金的严厉处罚，同时也失去了代驾这份职业。

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

曾因“敲诈勒索罪”被羁押1004天的职业打假人黄林（化名），获得无罪判决后，于近日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到2018年间，黄林在东莞市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后，再向商家协商索赔。黄林举报的产品之一一年后，2019年11月27日，黄林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羁押，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此后黄林上诉，该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黄林再次上诉，最终于2023年11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刑事判决，判决黄林无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林有期徒刑六年发回重审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黄林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东莞中院二审判决书东莞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从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2年8月26日取保候审，黄林一共被羁押1004天。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支付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524289.76元。黄林称，其对精神抚慰金和法院没有道歉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打假人两年多次购买进口食品后索赔，金额超二十万元2015年，黄林成为了职业打假人。黄林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广西人，此前一直在广东惠州务工，2015年左右在新闻上看到了职业打假人相关新闻，觉得打假可以赚钱也不违法，便自学相关知识，开始了全职的线下打假之路。黄林说，惠州离东莞很近，他时常过去购物，注意到那边有很多进口产品。“有些产品无中文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且日文标签能看出来产自日本核辐射地区。”他说，他先是去超市买类似的货，然后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在食药监局调解下，联系商家协商赔偿。他发来当时所举报的一家商家所售的曲奇产品图片，日文标签显示生产工厂为茨城县小美玉市西乡地1667。而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规定，禁止从茨城县等12个受核辐射影响的都县进口食品。他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他在东莞辖区内举报了超百家商家，一部分商家被移交公安处理，对另一部分没有移交的，他称自己向纪委举报了食药监相关人员。将近一年后，2019 年11月27日，黄林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被逮捕。2022年8月26日被东莞中院取保候审。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判决中，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黄林伙同他人，在东莞市石龙镇、桥头镇、常平镇等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随后通过食药监管理局的协商机制联系到商家，利用商家害怕被食药监管理局处罚的心态，多次向多名店家进行“敲诈勒索”。一审判决书提到，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26日期间，黄林三次向石龙食药监分局举报东莞市石龙镇某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后黄林在该店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每张购买小票需要赔偿1000元为由，向该店老板单某某索要赔偿。2017年6月21日，被告人黄林以2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2000元，当日晚上，单某某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元。2018年1月6日，被告人黄林以10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1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晚上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9000元。同年2月26日，黄林以其妻名义向食药监管理局石龙分局举报该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以33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33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0元。此后，黄林用类似办法在十余家商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向当地市监局举报后再凭借多张购物小票向商铺老板协商索赔。两年间，黄林通过“打假”赚取了赔偿超二十万元，但其称，索赔金额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一审获刑六年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二审判决无罪一审判决书显示，2020年11月16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黄林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一案，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等。宣判后，黄林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1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2年9月21日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等。一审宣判后，黄林再次提起上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则提起抗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指控黄林的十一宗犯罪事实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仅认定第十宗犯罪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及量刑畸轻。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支持抗诉，认为一审起诉书指控的黄林所犯十一宗犯罪事实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黄林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罪。主要理由包括对案涉商家食品安全违法经营行为的举报投诉系公民的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投诉后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提起行政复议，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等。二审法院东莞中院在查明事实中更改了此前一审法院关于黄林“敲诈勒索”“胁迫”等表述。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查明，黄林在东莞市石龙镇、常平镇、桥头镇等地的多个商店购买商品，后以无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后在监管部门查处过程中或作出行政处罚后黄林与案涉商家经协商获取相关款项后撤回投诉举报或行政复议。东莞中院认为，现阶段食品药品领域中知假买假或职业打假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未明确禁止以牟利为目的的个人知假买假行为以及否定其消费者的身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并未明确将食品药品领域的职业打假或知假买假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此外，案涉商家确实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和食药监部门的查处情况，案涉商家所经营的案涉商品至少存在无中文标签的违法行为；且根据部分食品的外包装特征存在来源于日本核辐射地区、属国家禁止进口食品的较大可能性。东莞市中院认为，不足以认定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黄林所获得的款项数额并非于法无据，黄林具有投诉举报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综上，东莞市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商家存在相关违法经营行为，黄林知假买假不影响其向案涉商家索赔,黄林所获相应款项并未超出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基础和范围；黄林对食药监管部门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亦有权提出或者撤回行政复议；黄林实施的相关行为不符合恐吓、要挟的性质和程度，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黄林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经查成立，予以采纳。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理据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黄林的部分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21)粤1971刑初5745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黄林无罪；随案移送的手机一部、人民币808.5元，发还给上诉人黄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院判决赔偿五十余万元，当事人不服提起申诉二审判决无罪后，黄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显示，赔偿请求人黄林以二审改判无罪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3.赔偿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4.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登报和在其官方平台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4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法[2024]102 号)的规定，公布了自2024年5月20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462.44元。赔偿请求人黄林实际羁押1004天，依据赔偿申请人的请求，法院对其羁押1004天依法给予赔偿，其应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1004天 x 462.44 元/日=464289.76 元。对于超出部分的申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精神抚慰金1000000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给赔偿请求人黄林的家庭、职业等造成的损害，酌情支持6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关于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申请。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赔偿请求人黄林未能提供其受影响程度及范围，且法院的赔偿决定书即为对其名誉损害实质性的恢复，故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再支持。关于黄林请求赔偿其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该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最后，关于黄林请求赔偿生命健康赔偿金100000元的问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他们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不应承担相关事项的国家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下: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 524289.76元。目前，黄林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和法院没有道歉存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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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公安部门担任要职的刘跃进通报中出现“私自留存涉密文件”的提法。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日消息，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被开除党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跃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收受礼金；私自留存涉密文件；毫无纪法意识，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跃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跃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4年3月18日，刘跃进官宣被查，他也是全国两会闭幕后第4“虎”。刘跃进是2024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第4“虎”公开报道显示，刘跃进1959年1月出生，湖南宁远人，曾长期在公安禁毒领域任职，是公安部首任反恐专员，此前担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副部长级），副总警监警衔。他最早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后出任副局长。之后，刘跃进调任公安部，先后出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等。2015年12月，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出任副部长级的公安部反恐专员。同时，刘跃进也一直是国家禁毒委副主任，曾领衔侦办轰动一时的“湄公河10·5案”。2011年10月，东南亚缅泰边境的“糯康集团”制造“湄公河10·5案”，杀害两艘货船上的13名中国船员，时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出任专案组组长。他与老挝、缅甸、泰国等湄公河流域周边国家协调，最终将首犯糯康带回中国。2012年11月6日，糯康被判处死刑。2014年10月，刘跃进出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兼任部长助理，次年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年底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副部长级）、党委委员。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安部门担任要职的刘跃进通报中出现“私自留存涉密文件”的提法。而与刘跃进同一天被处理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也被指“违规打探巡视消息，违规留存涉密文件”。延伸阅读落马女官员被处分 搞权色钱色交易的老领导已被公诉5月25日，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经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纪委监委对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翠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原副主席杨翠杰被查经查，杨翠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录用工作中为亲属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并购海外企业贷款贴息审核工作中失职失责；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资金拨付、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杨翠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辽宁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辽宁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杨翠杰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去年11月3日，杨翠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公开简历显示，杨翠杰，女，汉族，1961年4月出生，1981年10月参加工作，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她曾任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葫芦岛市经贸委主任、葫芦岛市财政局局长等职务。2012年8月，杨翠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2015年10月任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2017年7月卸任副主席，仅担任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2021年4月，杨翠杰退休，2年后被查。值得注意的是，杨翠杰曾获得化工部巾帼建功标兵、市劳动模范、市优秀政协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翠杰曾长期在辽宁葫芦岛市任职 图为资料图老领导已落马杨翠杰曾长期在辽宁葫芦岛市任职，并担任葫芦岛副市长3年多时间，而其在葫芦岛担任副市长时，担任葫芦岛市长的都本伟已于2022年2月落马。2022年2月25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原书记都本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都本伟曾相继在辽宁省农信联社、葫芦岛市担任“一把手”，退休后南下广东，担任一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后获聘校长。退休3年后被查。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原书记都本伟被查都本伟出生于1958年1月，早年在辽宁教育系统工作，曾任省教委副主任、省教育厅副厅长，2003年升正厅级，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005年起，都本伟相继担任省农信联社理事长。2012年1月任葫芦岛市市长、市委书记。2016年2月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等职，2019年3月退休。2022年8月，都本伟被开除党籍。经查，都本伟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要求私营企业购买个人出版的书籍；违规干预插手贷款业务，违规减免返还企业税费；向群众摊派费用破坏营商环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调整和企业经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国家遭受重大财产损失。2022年9月，辽宁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例，其中就有东北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都本伟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问题。2016年7月，都本伟向锦州某私营企业主借用1辆丰田牌轿车供个人使用，2019年12月归还。期间，车辆保险费用3.02万元由该私营企业主支付。都本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11月，东北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都本伟（正厅级）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由辽宁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都本伟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都本伟利用担任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葫芦岛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葫芦岛市市长，葫芦岛市委书记，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办理贷款、职务调整、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利用担任葫芦岛市代市长、市长职务便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1月，因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获悉，9月10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判决认为，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图为林生斌资料图，他于2022年起诉刘信达刘信达上诉：涉及公共事件，系正当舆论监督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刘信达上诉时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刘信达已向林生斌公开道歉9月10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当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判决认为，经审查，首先，在案证据显示刘信达在未经授权、未征得林生斌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使用林生斌的身份信息，采取冒用他人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获取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期间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信息，故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其次，在案证据还显示，刘信达将上述信息发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供不特定人对林生斌进行讨论、评价，即便林生斌为公众人物，其个人行程信息亦不当然具有公众利益属性，公民的行踪信息隐含着私生活秘密，且刘信达公开的行程信息的时间段远超热点事件关注的时间段，故刘信达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刘信达的行为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并无不当。法院判决认为，关于刘信达所提出行信息既是涉及林生斌是否涉嫌重大犯罪的证据，也是重要的刑事侦查线索的上诉意见，鉴于有权机关已就刑事犯罪事实作出相应认定，且上述意见不是刘信达获取并公开林生斌个人信息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对刘信达所提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0日晚，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尽管不认同二审判决结果，但出于对法院生效判决的尊重，他已在微博上向林生斌作出公开道歉。红星新闻记者看到，9月10日晚10点43分，刘信达在其粉丝超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该道歉声明。声明中，刘信达再次强调，自己是出于对法院判决的尊重，不得已公开道歉。延伸阅读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 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均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近日，刘信达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法院通知其于5月6日就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进行谈话。查询林生斌航旅记录后刘信达微博发布与航司通话录音2021年11月19日上午，刘信达在其粉丝数过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消息称：“刘信达给所有的航空公司打过电话，包括东航、国航、南航等，2017年6月22日当天以及前几天，都没有查到林生斌乘坐飞机的记录，也就是说，纵火案发生期间，林生斌说他自己在广州出差完全是撒谎。”当天晚上，刘信达再次发布微博称，“东航没有查到林生斌2017年6月份的飞行记录”，并附上了一段他与东航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录音，时长为11分52秒。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向东航工作人员表示“我查一下2017年6月份林生斌的飞行记录”，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回复“2017年6月份没有记录”后，刘信达继续查询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的飞行记录，对方回复了上述时间段的行程信息。很快，网友发现该条附有录音的微博已不可见。次日上午，刘信达发微博称，自己并没有删除东航录音，只是暂时将录音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红星新闻获取的司法材料载明，刘信达与东航工作人员更早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表示“还有几个朋友要一起查一下”，称是为了查飞行里程积分情况，报出林生斌姓名、身份证号码，并报了多个地址以进行身份核验。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他当时把与东航的通话录音公开发到网上，是要“揭穿林生斌的谎言”。同时他也实名向司法机关举报了相关情况。图为刘信达资料图，他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2021年8月，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经依法侦查，未发现林生斌参与策划、实施“蓝色钱江放火案”的事实。林生斌起诉：刘信达、微博平台运营公司为共同被告2022年5月，林生斌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微梦公司”）告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林生斌申请追加刘信达为共同被告，撤回了对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林生斌诉称，刘信达在微博平台发布由其非法获取的、包含原告重要行程信息的录音文件，涉嫌严重侵害原告的隐私权，请求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林生斌同时诉称，微梦公司理应根据平台自身的特点，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信息在平台上传播，但在本案中，其未尽到作为超级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义务，理应就原告损失结果的扩大承担连带责任。刘信达辩称，“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他作为持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的作家，有采访权，有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其微博账号中关于采访东航的文案录音在发布30分钟后即设为“仅自己可见”，不存在影响、引流等情况。图为林生斌一家旧照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言论系以往飞行记录，虽与即将出行的航班行程信息相较，据此探知并侵扰他人私密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但根据现有证据可见，上述行程信息为原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生活活动，能反映原告个人的私人生活轨迹，属于私密信息。原告对上述信息享有隐私权，相关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法院认为，虽被告抗辩其为实施作家采访权，但其与东方航空公司沟通时，并未表明其作家身份或出示相关证件，而是通过未经授权获取的原告身份信息，冒用原告朋友身份，虚构查询行程积分的方式，从东方航空公司获悉。该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等合法来源，据此可见被告公开发布涉案信息时明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正常合法渠道。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虽抗辩其为对公共事件行使采访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明知涉案信息并非合法来源、且远超过公共事件所涉范围的情况下，在公开网络上发布原告私密信息，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综合种种因素，涉案侵权信息尚未达到微梦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对于原告主张微梦公司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在相应网络平台上使用发布侵权内容的账号向林生斌赔礼道歉，并置顶持续不少于72小时，消除影响；赔偿林生斌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维权费用30000元。刘信达上诉：向法院申请传唤林生斌出庭一审宣判后，刘信达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他认为，其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刘信达在上诉状中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针对一审判决指出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刘信达上诉时称，“如果不用真实身份采访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媒体记者为了得到事情的真相，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进行暗访都是侵犯个人隐私权了？如果我用真实身份去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肯定什么也了解不到。”近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他已向法院申请二审时传唤被上诉人林生斌出庭。“本案是林生斌认为上诉人侵犯其隐私权引起的，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双方必须都要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才能更好查清本案的事实，而不能完全依靠代理人的陈述。”4月25日，红星新闻尝试联系林生斌了解这起民事案件相关情况，电话未能接通。同日，红星新闻联系到林生斌的代理律师，对于二审开庭时林生斌是否会出庭，对方未作回应。该律师同时表示，案件目前还在二审中，具体信息不便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