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佳人赵大宝苏梅小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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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朝鲜国庆日宣称要“倍增”核武器的金正恩，很快就出现在核武器研发一线。据朝中社9月13日报道，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韩国总统室官员表示，韩方正密切注意有关情况，对于朝鲜是否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次视察并无太多高级官员跟随。在朝中社发布的照片里，跟随金正恩进入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和生产现场的部长级官员，只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劳动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洪承武。他也是这些画面中极少数脸部没有被打上马赛克的人。根据韩美政府的信息，洪承武今年已经82岁，他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朝鲜核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位“元老”再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有可能意味着他将以一种高调的方式结束自己在军需工业部的生涯。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洪承武（右一）陪同。（图片来源：朝中社）朝鲜核武器研发的神秘负责人目前，外界所知洪承武的个人信息，大多来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知名朝鲜人事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谈判期间，洪承武与美国代表团成员就有一些接触。正是从这些和洪承武接触过的人口中，麦登得知洪承武是一位核工程师，曾在苏联或中东欧学习。20世纪90年代之后，洪承武曾扮演宁边核设施反应堆的“总工程师”角色。那时，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关于洪承武的报道。但到2010年，当朝鲜将核武器、核载具（洲际弹道导弹）及航天研发机构整合为劳动党中央机械工业部（后改组为军需工业部）时，洪承武已经在这个系统内担任了较高职务。第二年，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洪承武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位列第126名。洪承武在朝鲜媒体中频繁露面，则是在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麦登观察到，和父亲金正日不同，金正恩会在核武器问题上召开“更具开放性”的会议，同高级科学家、工程师直接见面，这使得负责具体研发事务的专家型干部得以和新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导弹工程师赵春龙和核工程师洪承武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赵春龙如今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军需工业部部长。2012年12月，在金正恩同“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参与人员合影留念时，朝中社发布了一张他和洪承武在拍照前亲密互动的照片。2013年1月，朝中社报道了金正恩主持召开“安全和外交方面负责人协商会议”，洪承武和人民军、外务省的负责官员一同列于出席名单，排位高于外务省第一副相、负责对美谈判的金桂冠。梳理朝鲜媒体报道可知，洪承武真正负责的事务，一直是朝鲜的核武器试验。2013年2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成功后，金正恩与有功人员合影，洪承武在列。2016年1月，在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庆祝仪式上，洪承武是第一位获得金正恩亲自颁发勋章的干部。2017年9月，朝中社在第六次核试验前的数小时发布照片显示，在金正恩检查即将试验的氢弹时，洪承武站在他身旁。试验成功后，洪承武又参与了金正恩和有功人员的合影。一个月后，洪承武被增补为劳动党中央委员。然而，第六次核试验成为朝鲜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次年，朝鲜半岛局势转暖，金正恩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半岛无核化”又被提上日程。虽然洪承武在2019年被提升为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但从2018年开始，他平均每年只在朝鲜官方报道中出现一两次。2021年，他出现在劳动党八大的新闻公报中。2022年，他位列人民军元帅玄哲海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然而，随着半岛局势自2022年开始急剧恶化，朝鲜加速核武库“倍增”计划，洪承武2023年和2024年的“出场”，都是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发机构。麦登认为，洪承武的出场次数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远离权力中心，相反，“自他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后，他很可能也参与导弹等核载具的研发工作”，只是由于依然主管核武器研究所，所以并不在其他试验活动的报道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22年以来，军需工业部下属导弹、太空研发机构，分别重组改建为导弹总局和航空航天技术总局。麦登认为，在核弹头生产也在“倍增”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可能也经历了一些改革，只是没有向外界披露。历史上，朝鲜的核开发工作一般由一名高级干部长期负责，任职到80多岁属于常态。已故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秉浩曾负责核开发工作40余年，2011年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当时已经84岁。根据朝中社官方简历计算，接替他出任军需工业部门负责人的朱奎昌，当时也已82岁。从全秉浩、朱奎昌到赵春龙、洪承武，他们都是工程师出身，且大多有在苏联、东欧国家交流读书的经历。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图片来源：朝中社）提升“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如今，洪承武陪同金正恩出现在朝鲜铀浓缩设施所在地，引发了一些人对朝鲜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韩联社援引多方分析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分析是，朝鲜在距离2024美国大选不足两个月之际公开其铀浓缩设施，是为了“彰显其核能力，提高其今后在对美谈判中的地位”；另一种分析则认为，韩国政府去年起研判朝鲜核试验筹备工作已完毕，朝鲜在美国大选前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较大。相对可靠的分析方法，是比较洪承武之前几次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的报道文本。2017年9月，在第六次核试验前夕，金正恩在洪承武陪同下视察核武器研究所。金正恩对“目睹了用本国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具有超强爆炸力的主体型热核弹”感到十分满意，并详细询问了氢弹的技术规格、结构和操作特点。2023年3月，金正恩上一次在洪承武陪同下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虽然配发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参观了一些核弹头或核弹头模型，但报道文本强调的是，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核武器的运用手段、作战目的、与各种武器的互换性，以及国家核武器综合管理体系。他还审阅了拟定的核反击作战计划和命令书。考虑到当时朝鲜军工研发重点是提升洲际弹道导弹等核载具的生存、机动能力，对韩美形成真正的核威慑，金正恩关注的重点意有所指。他赞赏道，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党中央要求利用各种手段在多种作战空间统合运用核武器的战略构想和意图，为使我们的核武力壮大成为能够应付任何核紧急情况的可靠力量竭尽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那么，这一次，金正恩看了什么？说了什么？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察看了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全面了解了生产工序运行情况；听取了关于“大搞核物质现行生产”的汇报，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察看了正在扩建的核武器现行生产现场，具体了解了设备组装日程计划。在讲话中，金正恩强调了“要按照更高的远景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生产战术核武器制造所需的核物质”，并“为此提出了重大任务和方向”。他还具体提到，要增加离心机台数、提高离心机的个别分离性能、推进已进入尾声的新型离心机应用工作，进一步夯实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显然，金正恩本次视察指导的，是核武器的生产环节，而非新的成品。他反复观看、强调的离心机，是用来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高浓缩铀的。分析指出，朝鲜本次展示的离心机，不是美国专家2010年访问宁边核设施时所见的离心机，这意味着朝鲜的“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已经明显升级。但从金正恩的指示看，这项生产升级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仅就本次视察去判断朝鲜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为时尚早。作者：曹然编辑：徐方清

（原标题：主播沫沫涉敲诈勒索被拘，律师是三只羊请的？律师解读：如属实则违法）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一家从事国际展览业务的私企老板木某某“玩弄已婚女下属，婚内出轨，与女员工开房，导致家庭妻离子散”。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了发帖者龙某某，龙某某表示：“我妻子去年10月份入职木某某公司后，开始经常醉酒陪饭晚归，借口出差酒店开房不回，甚至提出离婚。目前我们已经离婚。”龙某某在社交平台发帖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其中一名女员工，此人名为谢某，其表示，曾在木某某公司任职两年多时间，因受“木某某诱导”与其发生关系，最后与老公离婚，还被公司开除，抑郁成疾。针对此事，红星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木某某。木某某表示，他正在国外，并没有和龙某某妻子有不正常男女关系，龙某某和妻子离婚是他自己的原因，和谢某也同样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木某某还称，龙某某是造谣诽谤，曾去派出所报过警，但警方没有立案，目前正在搜集证据准备起诉。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报警的派出所，但暂未收到警方回复。发帖者：妻子入职后与老板有染导致家庭破裂9月12日发布的网帖提到，“某展览公司老板木某某玩弄多名已婚女下属，婚内出轨，与女员工开房”。该网帖称，木某某套路已婚女员工有一套流程。包括“借工作小事关照已婚女下属”“借工作应酬喝酒加班”“出差等让已婚女下属晚归（不归）制造加深家庭矛盾”“借工作便利酒店开房与女下属发生关系”等。日前，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发帖者龙某某。龙某某表示，他和妻子结婚15年，育有一儿一女，因为家庭条件还可以，妻子此前一直是全职太太。“孩子渐渐大了之后，她提出想出去工作，我觉得她想要和社会多接触挺好的，不会和社会脱节，挺支持她的。”龙某某说，去年10月份，妻子入职木某某的公司，没过多久便经常醉酒陪饭晚归，借口出差酒店开房不回。他和妻子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甚至我们还动了手，她就说我家暴她，还报了警。”龙某某说，曾经有一次，妻子给他打电话说在外吃饭要回来很晚。他开车出去不久就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遇到妻子的车，“她当时表情比较尴尬，车后座还有一个男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木某某。”龙某某表示，他还查到，“妻子和木某某曾在出差时开过一个房间。”龙某某说，他今年4月中旬给木某某公司的员工群发了一个短信，内容比网帖要更详细一些。内容包括“妻子的行为与公司的非正常工作，已导致家庭破裂并无法挽回”“媳妇抛弃了家庭与两个年幼的孩子，请公司给个说法”等。短信发出后，有木某某公司的女员工和自己联系，称也有相应经历。公司前女员工：曾和老板发生关系，后被其开除“目前，我已经和妻子离婚，但是我要向木某某讨个说法，我认为是他破坏了我的婚姻。帖子中我所举报的他的套路，和我联系的女员工也遭遇了……我所说的这些都有文字、视频、照片、录音、微信记录、DNA鉴定报告等多份材料证实。”龙某某表示。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与龙某某取得联系的一名女员工谢某。谢某表示，她曾在木某某的公司工作了两年左右。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木某某的关心和表扬，觉得自己得到肯定，是有价值的，挺开心的，后来，木某某会给自己发一些比较暧昧的短信。“因为那会儿老是晚上要和木某某出去吃饭，有时候还要唱歌，和老公关系也闹得很僵，经常吵架，对比起来就觉得木某某很好。后来有一天晚上木某某应酬完开车一个多小时来找我，我和他见面之后就发生了关系，此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谢某还提到，这期间木某某曾提出，说要开分公司让自己去当负责人，但是并没实现。差不多在公司待了两年左右的时候，她受到木某某的冷落。“经常拉黑或者删除我，还在公开场合批评我，直到后来把我开除。”谢某说，因为这段关系，她和老公离了婚，被公司开除，回到老家后抑郁很长时间，还生了一场大病。涉事老板回应：绝无此事，正收集证据准备起诉针对此事，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木某某。木某某表示：“我正在国外出差，龙某某所说都不属实，我和他妻子之间没有关系，绝没有这些事。”木某某说，公司要接待客户有应酬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是展览公司，要在各地办展会，出差也都是正常的。“至于我们住一间酒店那次，是酒店当时把登记搞错了，实际上我们是一人住一间房，当时还有客户也住了一间，酒店都证明过了。”木某某说，龙某某离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曾经家暴过妻子。“他是污蔑我，还曾给我们公司员工群发过短信，还去我们公司贴过传单，说的也是这些内容，但都是子虚乌有的。”木某某说，当时因龙某某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诽谤自己与公司，他们还去派出所报警，不过警方没有立案。对于谢某的说法，木某某同样予以否认。“根本就没这样的事。”木某某表示，目前正在收集证据，要起诉龙某某。此外，红星新闻记者还联系到网帖中提到的木某某公司管理层张某。张某表示，正在国外出差。他们是正规做生意的公司，不可能会去做举报的那些事情。“员工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他给员工群发短信，去公司贴传单，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理亏。目前我们正在委托律师收集证据，准备起诉龙某某。”针对木某某所提报警一事，龙某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报警之后，他也去了派出所。“去的是康城派出所，并把我遭遇的情况和警察说了，同时给警察看了DNA鉴定报告，后来警方没立案。”为了解当时的报警情况，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三河市公安局康城派出所，但截至发稿时，红星新闻记者未收到回复。（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延伸阅读南都此前报道，湖南长沙一女干部李某萍被曝出与一男子的不雅聊天记录，之后该女干部被免职。8月23日，涉事男方告诉南都记者，他原是女方外甥，在女方与男方舅舅离婚后，女方通过男方了解孩子近况，二人才产生密切交集。同日，南都记者致电雨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李某萍已经离职，部门不掌握其离职后的去向。二人聊天记录 受访者供图据媒体报道，涉事女干部李某萍此前担任长沙雨花区商务局局长，2023年4月27日被免去局长职务，后为雨花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今年2月1日，雨花区委宣传部账号发布通报称，网传雨花区公职人员李某某相关问题，雨花区委高度重视，已对其予以免职处理，区纪委监委已对其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8月23日，涉事男方告诉南都记者，他与女方原是亲戚关系，是女方的外甥。在女方与男方舅舅离婚后，女方通过男方了解孩子近况，二人才产生密切交集。之后女方与他人再婚，期间二人依旧保持亲密关系。男方表示，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对其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男方提供的截图显示，网络上有言论称其为“渣男”“没正当职业”“吸毒人员”，还有言论称此事为男方“敲诈勒索”。男方向南都记者表示，“5月份的时候我报过警了，但派出所不受理，理由是还没造成严重后果。”8月23日，南都记者尝试联系涉事女方，但未能打通电话。南都记者向雨花区纪检部门询问案件进展，工作人员称无可奉告。此后，南都记者致电雨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李某萍已经离职，部门不掌握其离职后的去向。大皖新闻消息，湖南长沙雨花区发生的一起女干部李某某不雅聊天事件持续发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日，事件中的男方当事人杨先生联系大皖新闻记者，详细披露了举报的背后原因。“社会上不清楚我的举报原由，导致我遭到很多人的误解。”杨先生无奈表示，这段时间他焦头烂额，生活状态颇受影响。他坦言，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也有过错，并“愿意接受应有的批评和指责”，但同时也迫切希望澄清围绕他的一些谣言和诽谤。据杨先生介绍，李某某是他的前舅妈，两人因李某某与前夫（即杨先生的舅舅）离婚后，通过杨先生保持联系，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李某某能够了解并接触其子小坤（杨先生的表弟）。杨先生和李某某微信聊天截图 受访人提供谈及举报的初衷，杨先生说，“去年春节期间，我和李某某的一次通话被她现在的丈夫听到，随后她竟反咬一口，称是我敲诈勒索逼迫她。”杨先生表示，原本打算息事宁人，但面对持续不断的谣言和诽谤，他感到非常憋屈，最终决定举报。“她（李某某）早在去年被第二任丈夫发现出轨后，就编造谎言，说是我设局敲诈她，胁迫她保持这种关系。”针对杨先生的说法，8月26日，大皖新闻记者尝试联系李某某进行求证，但拨打其手机时未能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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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因为千万粉丝博主B太的一条视频，位于泰安市新泰市汶南大集上的一家面馆火了。从顾客多为老年人，到年轻人蜂拥而至，面馆老板刘荣学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了解。从17岁开始，刘荣学已经经营了这家面馆整整40年，两元一碗面的价格也已维持了十几年。周围物价都在上涨，有人劝他涨价，这样能赚到更多的钱。可刘荣学心里自始至终算的都不是一本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刘荣学站在面馆门口一碗面卖两块钱，十几年不涨价9月10日中午，两个年轻人把车停到了两元面馆前。刘荣学赶紧跑过去告诉二人，当天不是大集，面馆也不营业。两个年轻人从网上看到了B太的视频，发现面馆位置离自己并不远，过来尝尝鲜，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车子还没来得及熄火，二人驾车扬长而去，空旷的大集上，扬起一阵尘土。“像这样的年轻人，上午也来了好几波。”刘荣学笑着说，自从8月30日面馆改造完成重新开业后，每到大集，店里大半都是年轻人，而且很多人特地从外地过来，这跟以往几乎全是本地老年人的场景大相径庭。之所以保持一碗面两元十几年不涨价，刘荣学也正是为了这些老年人。从17岁开始，刘荣学便跟随父母在汶南大集上卖面。他发现，这些年来赶集的多是当年的那些人，他们从青年赶到老年，如今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已不方便再出门。在现在的大集上，不仅年轻人少，老年人也在减少。尽管如此，不管是买东西的顾客还是卖东西的商贩，大集上还是老年人居多。为了占到一个好位置，很多老人凌晨三四点就来到大集，“更早的还有凌晨12点多就过来的。”而刘荣学一般凌晨5点来到面馆开始准备，凌晨5点半左右开始营业。一开门，就会涌进一批吃面的老人。其实这些老人的要求不高，不奢求美味，能填饱肚子就好。他们舍得花两元钱吃一碗面，可是如果这碗面涨到了三元钱，甚至更高，很多老人宁愿空着肚子。附近村民苏廷厚是面馆的常客，也是刘学荣的老友，他曾劝刘荣学在年集时涨涨价，“一碗面涨一块钱，一天说不定就能多赚几千块钱。”毕竟年集涨价是个普遍现象，就连看自行车的也涨价，大家也都能接受。但刘荣学的态度很坚决，一分钱也不会涨。坚持做善事多年9月8日，B太发布了一条视频，他花费十万元，前后加起来约半个月的时间，把刘荣学的面馆进行了大改造。为什么要改造这家面馆？B太说，因为这家面馆“太便宜了”。前来赶集吃面的多是老年人，但面馆环境简陋，夏天十分闷热，遇到雨天老人们还要踩在水坑上吃面，他想给老人们改善一下吃面的环境。改造前的面馆(视频截图)改造后的面馆(视频截图)当然，大集上的餐馆不止刘荣学一家，环境同样简陋，可坚持十几年不涨价的，只有刘荣学。B太说，他准备了一笔资金，准备帮助不忘初心，能传递公益的人。刘荣学正是他帮助的第一个人。熟悉刘荣学的人，都十分赞同B太的选择。苏廷厚把刘荣学称作“好人”，他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在“不涨价”的这十几年里，刘荣学还做过很多在附近村民口中流传很广的善事。负责改造面馆的装修公司老板陈文豪，从还没有板凳高时，就在这家面馆吃过面。虽然成年后去了新泰市区生活，但刘荣学的善举他还是听闻了很多。除了B太视频里提到的出资4万元给村里建庙外，外村的事刘学荣也帮忙不少。前些年有个村道上出现大坑，行人来往十分危险，不少人因此受伤。刘荣学听说后，自己出钱把坑填平。“你知道那个村离我们这有多远吗？开车过去也得20多分钟，那是汶南镇最南边的一个山村。”陈文豪激动地说。刘荣学却说，在这之后就没人受伤了。更让他欣慰的是，第二年政府就出资重新修整了路。还是在这个村里，有位孤寡老人脚受伤了。刘荣学得知后，把人家送去了医院，他给对方交了手术费，并在出院时把对方送回家，之后还送去了一辆轮椅。“面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谁能做到这个地步？”陈文豪的语气里满是敬佩。所有捐赠都会花在顾客身上面馆改造后，每个走进来的老顾客，都会忍不住感叹一句“太舒服了”。其实起初刘荣学是不想接受B太的改造的。但现在看到顾客的反应，刘荣学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环境变好了，但价格不会变。不仅如此，刘荣学还保证，面条的品质也不会变。刘荣学说，自己没有经济压力，有集的时候卖面，没集的时候到劳务市场打零工。他一直在工作，一直有钱赚。两个儿子一个从政一个从商，一点也不用他操心。正如陈文豪所说，经营这家面馆，刘荣学算的从来都不是一笔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除了改造面馆，B太还给刘荣学捐了一年的酱油。刘荣学说，这些酱油他保证会全部用在消费者身上，自己不会带回家一瓶，更不会拿它们送给亲友。当地政府也给这家两元面馆送来了捐赠。先是镇政府送来了一千元，刘荣学推脱不掉，于是准备了一千元的面，把它们免费送给顾客，“这些钱一定要全部花在消费者身上。”市政府又来捐赠了一万元。双方商定，这些钱要全部用在6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请他们免费吃面。虽然面馆改造已经完成，但陈文豪仍关注着这里。从在别人口中听说到亲眼所见刘荣学的善举，陈文豪一下子明白一件事。其实两元面馆旁还有几家小店，条件都很简陋。在改造面馆的过程中，陈文豪曾担心，其他店主会不会眼红和嫉妒，他甚至还考虑过如何去做其他店主的工作。“没想到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我多虑了。”陈文豪发现，大家都在发自内心的想让这家面馆变得更好，甚至还有人主动来帮忙改造，“是刘老板的人格魅力，让大家都折服了。”（大众新闻·齐鲁壹点 陈晨 岳致呈）

图｜任海云和女儿前往派出所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带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警跨省“钓鱼执法”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既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来源：白鹿新闻）

“他在杀害我妹妹前，曾搜索过冰柜藏尸案的新闻，在杀害我妹妹后，在网上买了冰柜、浴帘等，试图将我妹妹的尸体放进冰柜。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被执行死刑，图为凶手据此前上海市民小丽（化名）告诉潇湘晨报记者，2022年3月2日早晨，她的妹妹小婷（化名）在家中被结婚7年的丈夫高某残忍杀害。高某因炒股欠下100余万高利贷，无力偿还，杀妻后，高某一边网购冰柜，一边以小婷的名义给家人发消息，并转走、套取小婷账户内的钱。更讽刺的是，用来藏尸的售价700元的冰柜，还是用小婷的花呗账户支付的。9月12日，小丽向潇湘晨报记者发来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核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我已经将裁定书，拿到妹妹的墓前，给妹妹看了。”小丽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据了解，高某已经被执行死刑。而他至死都没有向她们表达过道歉或者忏悔。最高法核准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死刑，图为裁定书裁定书显示，经复核确认，2015年1月，被告人高某与被害人小婷（殁年33岁)登记结婚。2016年，高某因炒股亏损，私自变卖名下房产偿还债务，此后向多家网贷机构及亲友借款炒股，共计负债人民币100余万元。小婷曾向亲友借款十余万元为高某偿还债务，双方多次因债务问题产生争执。2022年3月1日晚，高某在租房内再次因债务问题与小婷争吵，产生杀害小婷泄愤之念。次日8时许，双方继续争吵，高某遂从厨房拿一把水果刀，至卫生间连续捅刺小婷，致小婷因左颈动、静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高某网购冰柜，欲藏匿小婷尸体未果。3月3日，高某自杀未果后报警，谎称其和小婷自杀。民警至现场后初步确认小婷系他杀，即将高某当场控制。图为凶手网购的冰柜最高法认为，被告人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高某因负债及妻子抱怨即蓄谋杀人泄愤，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高某虽打电话报警，但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故依法不构成自首。图为检方起诉书“我妹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共将近40刀。”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小丽透露，妹妹小婷与高某是经朋友介绍相识，高某在作案前表现得非常正常，两人没有争吵过的样子。2022年2月27日夫妻二人还一起去逛街，2月28日，高某还特地来岳母家接妻子回家。小丽告诉记者，高某婚后沉迷炒。“他一个月工资7000多元，案发后我们看到，他的借贷记录就有70多行，每天都要还几千甚至几万元，他根本承担不起，而在他杀人当天，他刚好有一笔债务需要偿还。”小丽称，一审庭审现场，高某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妹妹在被杀害的过程中一共说了两句话，“你要想一想你的父母”、“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么”，但并未唤醒高某的良知，也并没有阻止高某继续动手。“律师后来告诉我一个细节，妹妹被刺中动脉，躺在地上，还有力气，手还能缓缓抬起来时，他担心杀人一事被人发现，已经开始用水龙头冲洗血迹、清理现场了。他极其残忍。”小丽说道。（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