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9月18日电 题：我们的世界需要中国智慧

　　——专访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创始人高大伟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2024北京文化论坛即将开幕，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创始人、中欧美全球倡议发起人高大伟(David Gosset)将再度出席这一聚焦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论坛。作为观察研究中国多年的欧洲学者，高大伟近日在上海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如何“立体”地认识中国、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以开放促复兴的内在逻辑等予以阐述。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 下：

　　中新社记者：您聚焦中国的不同城市，主编了“灵感”系列丛书，最近《灵感·大湾区——一个法国汉学家的中国南方调查》纪录片也顺利杀青。中国不同的城市给您从外部观察中国人怎样的灵感？

　　高大伟：感谢您对我们的“灵感”系列感兴趣。是的，我刚刚完成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本书和一部纪录片。

　　如果我们的“灵感”系列能够令人信服地描绘出中国不寻常的细微之处，那么我便认为它成功了。我希望您也会认同，这些细微之处充满启发和意义。关注这些微妙的地方，有助于我们避免简单片面地看待问题，将复杂问题二元化或一概而论，从而曲解事实。细节往往能够激发好奇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对于消除围绕中国的普遍误解极为关键。

　　中新社记者：在“灵感”系列丛书中，您收录了中外多领域学者、政府官员及知名人士的文章，用这样中外交叉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城市，为何是必要的？

　　高大伟：确实，《灵感·天津》《灵感·山西》和《灵感·上海》这几部作品，都采用了一种类似“复调音乐”的创作形式。我很高兴看到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人一起来写中国。不同视角的融合为内容增添了色彩。欧洲人眼中的上海和美国人眼中的上海有所不同，但两种视角能够相互补充，丰富彼此。

　　关于《灵感·大湾区》，我投入了大量时间亲自撰写了所有文章。大湾区确实令人着迷。这里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珠江三角洲，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今已转型成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在这里不断涌现。值得注意的是，大湾区是通过整合11座城市而形成的全新地理格局，非常具有启发性。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中国颇具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城市之一，它是否也给您一些观察理解中国的“灵感”？未来您是否有计划编撰《灵感·北京》？

　　高大伟：我会创作《灵感·北京》，这只是时间问题。我已经在构思这个系列的下一部作品了，而“灵感”系列的目标是涵盖中国所有的主要区域。

　　谈到北京，我非常高兴地得知北京中轴线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具有多个层面的重大意义。北京中轴线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天地关系。它所包含的“中心性”(centrality)概念是中国哲学和世界观的基石。我在《中华复兴管窥》(2018)一书中，也尝试揭示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重要性。中轴线鲜明地展现了“中心性”在中国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反映了这一理念对中国文化和空间布局的深远影响。

　　中新社记者：北京文化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在您多年对中国的观察中，中国的文化传承及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于中华文明复兴有怎样的意义？

　　高大伟：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文艺复兴”。我之所以用“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是因为它表明中国正在无形层面上重新诠释其古典传统，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在更为显性的层面上，如美食、时尚、设计等领域，中国正致力于重新定义“中国风”(Chineseness)的内涵。

　　在这一复兴过程中，与他者的互动极为重要。事实上，开放地接受他者对复兴过程有着显著影响。如果不对他者持开放态度，就有可能陷入自我重复和停滞。在停滞时期，可能会感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世界正在快速发展，如果不与时俱进，便有可能被边缘化。

　　当然，向他者开放并不意味着自身身份的瓦解，而是意味着自我更新和重塑。我认为，中国从20世纪以来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与西方互动的影响。这种互动是复杂的，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最终助力中国成功转型和自我革新，成为今天的世界强国。

　　中新社记者：您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的复兴对世界意义重大，但中国复兴也恰是令很多西方国家警惕的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解开”这一认知上的矛盾点？

　　高大伟：我相信，中国的文化复兴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威胁。西方似乎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我个人深信，我们的世界需要中国智慧。

　　应让中国的艺术家、思想家和创作者与世界分享他们的见解，他们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西方需要理解的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新社记者：2002年，您开先河创办了“中欧论坛”，促进中欧对话，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几年您发起的很多活动都是“中欧美”三方共同参与，为何这样多元多方的交流对话在今天更为重要？

　　高大伟：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去全球化是不可能的。我更担心的是去文明化，而非去全球化。文明是我们每一代人必须不断建设和重新建设的东西。

　　在这样的世界中，文明间的对话至关重要。我们彼此依存。没有合作，我们如何解决全球性问题？而要实现合作，就必须相互理解。

　　换句话说，跨文化的维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重新学习耐心和谦逊的美德是必不可少的。理解他者、接受他者、欣赏他者，并与之和谐相处，这需要时间。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您如何评价60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与成果？未来，您认为两国还可从哪些方面着手增进交流、携手共进？

　　高大伟：法国和中国建交6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法中两国相互尊重，因相互吸引而紧密相连。然而，我坚信，两国在促进和平与共同繁荣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双方还应该在新兴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法中两国的知识分子必须确保当今强大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尊严，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2024年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我们必须在这个契机上继续前进。2025年将在法国尼斯举行的联合国海洋大会，为两国继续发扬《巴黎协定》的精神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确立的原则提供了绝佳机会。

　　我相信进步。进步并非一条线性道路；我们经历高低起伏，有时甚至会倒退。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确实在进步。我也相信，当中国与法国合作时，就能创造进步的条件。当中国的普遍主义与法国的普遍主义相遇时，就能推动人类进步。

　　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紧迫挑战，我们都应始终保持大局观和长远视角。(完)

　　受访者简介：

　　高大伟，1970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全球事务与国际关系专家。他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国顶尖学府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以及财富五百强中排名前列的大型跨国公司。他也是教育、管理、工业领域欧洲多家公司和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2002年，高大伟创办中欧论坛，旨在深化中欧交流。2015年，他发起“新丝绸之路”行动计划。2021年，他发起中欧美全球倡议。作为一位汉学家，高大伟教授著有大量有关中国转型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文章。

　　高大伟曾获得多项荣誉勋章，包括“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西班牙国家十字勋章”“意大利共和国骑士勋章”等。

杜秀娟（记者 童家玮）09月20日,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杜秀娟（记者 赵德茂）09月20日,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延伸阅读中纪委打三虎：前反恐专员私存涉密文件，“油老虎”境外收钱9月11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时通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这三名副部级高官分别来自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央企，均是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3月15-18日陆续落马。时隔近半年，中纪委同时公布了对三人的党籍政务处分结果，任上被查的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退休4年的刘跃进和去年底才卸任的李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中，三人被查出问题非常严重：曾主办过“湄公河10·5案”缉毒大案，长期在公安部负责禁毒工作，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助理、首任反恐专员的刘跃进被查出执法犯法，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曾担任过双鸭山市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的李显刚，被查出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大搞钱色交易，还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先后在中海油、中石化这“两桶油”担任过要职的李勇被查出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刘跃进和李显刚均被查出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除了严重违反党纪，三人均被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李显刚还涉嫌贪污犯罪，三人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将被依法审查起诉。节日期间往往是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宴请收送礼品礼金、借操办婚丧喜庆之机敛财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期。中秋节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对三名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结果，释放出高压反腐不松懈的强烈信号，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图为李显刚资料图，他被指曾违规打探巡视信息李显刚：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大搞钱色交易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3月17日任上被查。被查前两周，3月3日至4日，李显刚带队到牡丹江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显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规矩意识缺失，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道德败坏；贪婪腐化，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侵吞公共财物。李显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显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李显刚，1963年2月生，湖北汉川人，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他1983年从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入职原农牧渔业部（后改为原农业部），任职长达16年，曾任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管理处处长，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99年后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2000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任职5年。2005年，李显刚“空降”黑龙江，出任省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双鸭山市市长，2009年任双鸭山市委书记。2013年，李显刚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任职6年被查。李显刚落马前的9个多月时间里，黑龙江已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且均是在任上被查，分别是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曲敏，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新。李显刚落马当天，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均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李显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图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资料图，他被指曾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刘跃进：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大搞权钱交易已退休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3月18日被查。他于2020年6月卸任公安部反恐专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跃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收受礼金；私自留存涉密文件；毫无纪法意识，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跃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跃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刘跃进，1959年1月出生，湖南宁远人，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他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 大学毕业后就入职天津市公安局，从基层侦查员做起，历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等职。此后，刘跃进调任公安部，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等职。在任内，主办过包括“湄公河10·5案”在内的多起缉毒大案要案。2014年10月起，刘跃进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同年11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月起，刘跃进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5月起，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刘跃进成为公安部第一任反恐专员（副部长级），至2020年6月离任。卸任近4年后被查，刘跃进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公安部落马的唯一副部级高官。图为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资料图，他被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李勇：靠石油吃石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3月15日被查，此时距离他卸任才过去80多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供应商安排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提拔调整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搞钱色交易；毫无纪法底线，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代理、产品销售、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李勇，1963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他长期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大学毕业就入职中海油，曾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党委书记等职。2016年6月，李勇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海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他转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4月任中石化党组成员。2020年9月，李勇回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3年12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在港交所公告，李勇因到龄退休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7日至6月21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李勇正是在中央巡视之后被查的。李勇落马之后，他的多名下属相继被查，5月6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济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齐美胜被查，7月9日中海油四名高管同时被查，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原副总经理邓建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钻完井）喻贵民，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原专职外部董事、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曹树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外事工作部原副总经理訾士龙。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今年以来，中纪委对国资央企领域反腐力度明显加大，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先后被查。

罗某珍和鲜大爷居住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王家镇乡下，两女一子都已成家，在外居住生活。儿女们曾经接了二老到城里方便照顾，但他们待不了几天就坚持要回去——他们在村里种了四亩田地，养了鸡鸭，生活自给自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踏实。这片稻田，就是夫妻俩一起播种的，今年收成不错，预计能收一千多斤。但这一次，罗某珍再也无法享受丰收的喜悦……1割稻葬礼已过去好几天，鲜大爷仍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这位86岁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头发花白，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握手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关节处的硬茧，这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妻子罗某珍比他小3岁，勤劳本分，比他心细，家里大小事都是妻子拿主意。但在几天前，这个家拿主意的人走了。“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她都是为了我啊……”9月9日，坐在凳子上的鲜大爷突然低下头，用手捂住双眼，屋里随后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9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凌晨5时，鲜大爷和妻子罗某珍起床煮了稀饭，这是当地常见的早餐。吃饭时，妻子说自己有些头疼，他不放心，让妻子等会儿去看医生，不要跟其下田割稻。但妻子觉得只是小毛病，吃过饭就拿上镰刀背着背篓跟他一起下田。这块稻田，鲜大爷和妻子已连续收割了两天，再劳作一上午，就可以收完了。他后来想，妻子那天肯定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割稻太累太慢，才坚持要一起下田的。▲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今年鲜大爷家的稻子收成不错，预计有一千多斤。鲜大爷说，春耕时没下雨，稻田距河远抽水不便，错过了插秧时节，好在后来落了一场雨，他跟妻子拿上钉耙花了两天平整稻田，赶着撒下3斤多稻种。这样直接将谷种随意撒进稻田，对于种庄稼几十年的鲜大爷夫妇来说，也是第一次。好在，这些种子努力地发芽、生长，终于变成黄澄澄的稻穗。鲜大爷和妻子只需割下稻穗，背回家用机器脱粒就好了。9月2日上午，年过八旬的夫妻俩一直在稻田忙碌。上午9时，南部县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提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今年以来，当地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从来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热。”鲜大爷说，割稻这几天，他和妻子每日凌晨5时起床，吃完早饭就下田，一般劳作到上午11时才回家。那天上午割稻时，罗某珍又嘀咕说自己头有些疼，鲜大爷催她去看医生，但她并没停下手里的镰刀。11时许，鲜大爷让妻子先回家，剩下的稻子自己一个人割就行了。罗某珍看了看自家田里所剩不多的稻子，同意先回家。随后，她走上田埂，背上背篓，离开了稻田……2死亡妻子走后半小时，鲜大爷也回家了，只剩最后一点稻谷没收割。然而，回到家，他却没看到妻子。妻子左眼早年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平时不用手机。他呼喊妻子的名字没回应，又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人。鲜大爷慌了，给远在成都的儿子鲜伟（化名）打电话，儿子闻讯往家里赶。鲜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家的监控能确定母亲当天没回家，邻居家的监控显示母亲离开稻田后，走向了跟回家相反的方向。在回家路上，鲜伟报了警。当天下午，村干部通过广播号召村民帮忙寻人，但一直找到晚上毫无进展。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村民们心中闪现出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溺水了？村外就是西河……9月3日，接到求助的南部县红十字会救援大队带着装备进村，除了在岸上寻找，还重点沿河搜救，但一无所获。▲救援人员在河里搜救 救援队供图直到9月4日早晨，家属和搜救人员在村里一处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罗某珍，她倒在荒草丛中已经去世，现场还遗留着她的背篓。这里，距她的家有三四百米远。鲜伟说，这里本来有条小路，但很多年没人走了，现在杂草齐腰，不走近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搜救人员和村民分析，罗某珍失踪那天应该是中暑了，而且情况严重，加上她视力不好，迷迷糊糊中走错了方向，最后晕倒在山林里不幸去世。鲜大爷至今后悔不已，那天如果自己不继续割稻，而是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妻子就不会出事。3留守鲜大爷的家，位于村庄的一个山弯里，周围还有几户人家。平时只有三对夫妇留在这里生活，最年轻的是鲜大爷的侄媳，但她今年也已70岁，三户人家都种着庄稼。土地，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有了土地才能种出更多粮食，养活一家人。鲜大爷和妻子从未外出务工，就靠着土地养育了两女一子，供他们读书、长大，然后各自成家。鲜伟说，母亲虽患眼疾，但热爱劳动，心思细密，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此前，他们曾尝试将父母接到成都生活方便照顾，但父母待了几天就坚持要回老家。作为子女，他们只能顺从老人心愿。他们带父母去做过体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连常见的“三高”也没有，这让他们对父母回老家生活也多了一份安心。“我想我妈心细，两个人在老家互相照应，种点蔬菜就当锻炼身体。”鲜伟说，没想到父母回到老家还是坚持种了很多庄稼。提到母亲的意外离世，鲜伟感到很内疚，“他们（父母）总想着给儿女减轻负担，作为子女，我们是不孝的。”但鲜大爷说，儿子、儿媳和女儿，对他和妻子都很孝顺，几个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和妻子平时身体情况都还可以，打理着家里的四亩田地，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也种稻谷、油菜。此外，家里还养了鸡鸭。“每天都有活儿等着干。”鲜大爷说，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也要时不时去地里看看庄稼，锄草施肥，忙完回家还要给鸡鸭添食喂水。晚上，罗某珍因视力不好，夫妻俩很少出门散步，也不看电视，早早就上床休息，等待新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重复，但鲜大爷和妻子都觉得踏实。4这一代人罗某珍的离世，在村里没有引起太大讨论。村里人不多，留下来的也基本是老人，死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一名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村民会根据自身情况种些粮食庄稼，对于那些无人耕种的撂荒地，村委会便统一耕种管理。走在村里，房屋“关门闭户”很常见，一些屋前院落甚至长满荒草。但撂荒地很少，成片稻田在收割后留下或高或低的谷桩。61岁的老杜花了5天终于收割完父母种的一亩多稻谷。老杜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在新疆做生意30多年。因年近9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83岁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兄弟几人商量后决定轮流回家照顾父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送父母就医。老杜说，去年有一次父亲突发疾病，自己远在新疆，只能打电话托老家一个朋友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他的母亲在一旁抱怨，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她每年都要种些水稻、花生和玉米，现在每到庄稼收割就发愁，不知该怎么收回家。好在今年老杜在家，帮忙将粮食收回了家。他算了笔账，今年收割一千多斤谷子，按每斤1.4元计算，除开成本就1000多元，这也就是自己两三天的收入。他的母亲觉得账不能这么算，自己在家种点粮食喂些鸡鸭，总能给孩子减轻些负担。她和老伴曾被儿子接到新疆生活，但待了两个月就坚持要回家，“不习惯，我就想回老家喝点红薯稀饭。”同在一个村生活，老杜的母亲也为勤劳本分的罗某珍意外离世感到惋惜，“她怎么就没走回家呢？”母亲就这样走了，鲜伟有些伤感地说，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这代人总想着为儿女减轻负担，平时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小病小痛总想着忍一忍就好了。比起来，他们对地里庄稼的长势这些农事更关心，也更心中有数。儿女们担心父亲鲜大爷接受不了这突来的打击，商量后决定接他进城生活。鲜大爷这次同意了儿女的建议，进城前，他卖掉了家里的鸡鸭，还跟儿子一起，去把地里已成熟的花生收了回来。▲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坐在屋里，他抬头就能看到百米开外的那块稻田，走路就三四分钟，他想不通妻子那天怎么就没走回来。他多想重回那一天，他会搁下手里的镰刀，跟妻子一道回家。他又重复着说：“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