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ntis(STLA.US)涨2.17%，报15.53美元。消息面上，Stellantis于18日签署了一项新的欧洲劳资协议(EWC)。协议签署后，37名新的欧洲工作委员会成员将在未来几周内产生，为13个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和作为协商成员的英国)的10万多名员工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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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远（记者 黄强辉）09月20日,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张志远（记者 张中纯）09月20日,证多不压身！大一女生竞选班长秀出保安证

来源：长江日报一个多月前，西安75岁老人陈有银突然不辞而别，家人遍寻不见几近绝望，近日，他却出现在了武汉民警面前。一个动人故事也就此揭开↓↓↓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陈有银带着1000元，跨上自行车，骑行1000多公里来武汉圆梦：“每个人都有个念想，我嘛，就是想去武汉看看长江大桥。”带着1000元积蓄奔向青春时的梦想“同志，请问312国道咋走？”9月7日晚上11时，一位胡须花白的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头的汉西警务站，向值班民警问路。9月7日，陈有银骑车在武汉看长江大桥。硚口警方提供视频监控截图“我们这没有312国道，您要去哪？”“我要回西安。”老人的回答令民警大吃一惊。经了解，老人叫陈有银，75岁，家住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8月8日，他瞒着家人从家中骑车到武汉圆梦：看看“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那天，地里的棉花已采收，小麦还有1个多月才播种。中午，陈有银像往常一样下了3碗面，和妻子、孙子坐在一起吃完，然后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蓝格子衬衫，从柜中拿出1000元积蓄和3套换洗的衣服，用军用雨衣包上，与装在塑料袋里的4个馒头、3瓶水一起拎到屋外，放到自行车车篓里，踢开“站架”，飞身上车，骑向村外，沿着312国道朝着自己的梦想之地武汉飞驰而去。到武汉，看长江大桥，是埋在陈有银心里50多年的念想。1970年，陈有银应征入伍，到河南开封空降兵某部当兵，连长黄火生是武汉人，每次提起武汉，提到武汉长江大桥，总是非常自豪。“晓不晓得，武汉有三镇，大得很，跟上海一起并称‘大武汉、大上海’。”“知道不，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说的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对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火车都可以在上面走，你们有机会一定去看看！”连长绘声绘色的描述，在与共和国同龄的陈有银心中埋下了“去武汉，看大桥”的种子。陈有银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当事人供图5年后复员回到家乡，陈有银就被生活的重担“套住”了手脚。想要出去看武汉长江大桥的念头只能深埋心中。转眼50多年过去了，儿女长大成了家，患病的妻子病情也逐渐好转，肩上的压力轻了，陈有银想出去看看的念头又活络了起来。老战友一句话令他心动“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2023年，陈有银领取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时他发现，同乡29个战友已“走”了十五六个，一位老战友感慨地说：“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陈有银领取“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拍照留念。当事人供图这话让陈有银动了心。可怎么去看呢，他又犯了难。自己种田为生，赚钱不易，出去花太多钱，不舍得。思来想去，陈有银决定瞒着家人，骑自行车去武汉，这样既省钱，又可以沿途慢慢欣赏。为了避免家人阻拦，8月8日中午，陈有银没打招呼就骑自行车出了村。外面，蓝天白云，山野连绵，蜿蜒的312国道一直通向远方。骑车飞驰在旷野中，陈有银一口气骑了40多公里，直到进入渭南市一个三岔路口才停下。在路边找了一家面馆，他吃了两大碗面条，才心满意足找地方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腰腿有些酸痛，但这对干惯了农活的陈有银来说，不算事。找了一个加油站，洗漱干净，吃了一个馒头，他继续上路。从渭南往前，就进入了华山地界，他眼前陡然高耸起来，路也变得崎岖难行。每天多则骑行五六十公里，少则三四十公里，身上酸痛了四五天，陈有银终于进入了河南境内。陈有银当年的第一个目标，是去开封当兵。他至今仍记得50多年前在河南开封当兵的情景。那时，风沙很大，路上行人连嘴都不敢张，一张嘴就是一嘴沙。如今所到之处，满眼是绿绿的庄稼、绿绿的树林，城内高楼林立、道路宽敞，当年的泥巴路、荒土山已看不到了。从三门峡、郑州一路走到了开封，陈有银找到了自己的“老连队”。“老连队”新修了营地和训练设施，令人耳目一新。他去的时候，新兵正在外面拉练，留守的战友热情地接待了他，听说他要骑行去武汉，纷纷竖起大拇指，并送了他一套新衣新鞋。12座长江大桥还没看完就迷了路9月5日早上，经过1000多公里跋涉，陈有银终于到了武汉。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武汉这么大，武汉的长江大桥也不止一座，这让没有智能手机导航、出行全靠问路的他一下子蒙了。“同志，请问长江大桥咋走？”“武汉有12座长江大桥，你要去哪座？”“我……要去长江大桥。”“那前面就有一座。”就这样，陈有银从北向南在武汉一连爬了4座长江大桥。事后，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陈有银一边回忆、一边赞叹自己在路上看到的一切。“武汉的长江大桥太壮观了，其中一座钢架桥有5层楼高，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要好半天，站在上面我看到了江里的大轮船。”“武汉的长江大桥太漂亮了，不仅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蓝色的，晚上灯光亮起，美得无法形容！”“武汉的建设太好了，我怕迷路，不敢走远，就围着长江和长江大桥看了3天。我不知道我去了哪几座长江大桥，是否去过老连长说的那一座，想找老连长问问，可复员都快50年了，彼此已断了音信。”“这次骑行来汉，我感受很多，祖国的河山真是壮丽，祖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我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9月7日晚上11时，流连于武汉迷人的夜色，陈有银老人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只好到路边警务站向民警问路。接警民警、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宗关街派出所民警王士豪事后对记者说：“当时，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车把手上挂着馒头和饮料瓶，车篓里塞着雨衣等物品，脚上的鞋满是泥污，虽然皮肤黝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9月7日晚11时，陈有银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通讯员武龚萱 摄王士豪将老人请到派出所，一边帮他联系家人，一边想办法将老人送回西安。听到民警要送他回去，老人连忙摆手拒绝：“我是党员，手中还有400多元，可以自己骑回去，不用给国家添麻烦了。”照顾老人吃完休息，王士豪与同事连夜与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派出所取得联系，寻找老人的家人。9月8日凌晨1时，华胥镇派出所回复，他们找到了老人儿子陈东毅。当天上午9时，陈东毅开车从西安来武汉将老人接回了家。9月8日，武汉民警王士豪将陈有银老人（前排中间）交到老人的儿子陈东毅（后排右1）手中。通讯员武龚萱 摄长江大桥照片帮老人弥补遗憾9月11日11时25分，为感谢武汉民警帮他找回父亲，陈东毅委托在武汉的朋友到宗关街派出所，向王士豪等民警赠送锦旗。9月11日中午，陈有银的儿子委托在汉朋友代其向武汉民警赠送锦旗。通讯员武龚萱 摄据陈东毅说，其父不辞而别后，家人遍寻不见，于8月9日报警并发布寻人启事。眼看快1个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家人几近绝望，多亏武汉民警及时找到。目前，其父回家后身体状况良好。因为身上没有智能手机，陈有银老人虽然连看了4座武汉的长江大桥，都没有拍照留念，也不知道是否去了老连长说的武汉长江大桥。对此，陈有银老人表示：“这次骑行虽然有点远，有点累，但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值！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出去看看，还会来武汉！”9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专门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照片洗了1张，寄给了陈有银老人。9月15日，陈有银老人与“大桥”合影。9月15日，收到武汉长江大桥照片后，陈有银老人开心地让儿子帮他拍了张与“大桥”的合影。长江日报出品记者：陈勇 通讯员：王辉视频：陈勇 高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