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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秋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多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人违纪违法细节被披露。其中，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被指曾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乡卫生院院长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开会200多次。边祥慧被指曾多次收受金条 资料图/图据天下泉城客户端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通报中称，于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不到位，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于斌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斌被批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图为文件材料（资料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通报的问题是当前作风顽疾，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事业，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聚焦作决策、定政策、审批监管等关键环节，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享乐奢靡歪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出重拳、下狠手，一体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让违规违纪者知痛知止。同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正厅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边祥慧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边祥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今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1963年出生的边祥慧，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等职。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湖南、安徽等多地纪委监委也都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延伸阅读案件细节披露，突然被查的市委原书记，“明招暗定”敛财两千万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图为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

极目新闻记者 潘锡珩9月13日上午，“华图教育再因不雅广告翻车”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华图教育宣传广告内容不雅，有价值观扭曲、“物化女性”“消费女性”之嫌。13日下午，华图教育官方回应称，网传所谓“不良广告”内容，系9月7日该公司女老师张某在授课PPT上自行引用的不恰当的网络段子，并非公司的宣传广告。华图教育宣传广告内容不雅 视频截图极目新闻注意到，在网友发布的图片里，疑似教室内的屏幕画面上，赫然显示含有“如果你不努力，你的女儿可能被同龄人抱着；你努力，你抱着同龄人的女儿”字样的图片，图片右下角为华图教育的logo字样。有网友评论称：“这机构是什么思想导向，还考公呢。”“这竟然是教育机构的广告。”“万一这种三观不正的人上岸了，可想而知有多可怕。”“三观不正的企业，还是教育企业。”13日中午，极目新闻致电华图教育官方客服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在由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跟进调查此事。当天14:34，华图教育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情况说明称，近期，有网友在网络上传播我公司发布不良广告一事。公司高度重视，道德遵从委员会进行了调查。经查，网传所谓“不良广告”内容，系9月7日我公司老师张某（女）在授课PPT上自行引用的不恰当的网络段子，并非我公司的宣传广告。对于此事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公司深表歉意。现已责成当事人张某作出深刻检查，并依据公司相关规定，对其作出严肃处理。真诚感谢社会舆论监督，公司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授课内容的审核把关，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今年4月，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公司，因发布含有“逢考必过”“上岸”“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尽头是公务员”等内容的广告，或明示、或暗示地对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吸引消费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被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市场监管局罚款20万元。网友评论华图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资料显示，华图教育创办于2003年，是一家大型综合教育培训公司。（来源：极目新闻）

“你好，我是支付宝官方理赔人员，可以给您提供100元的赔偿款。”接到这通礼貌的理赔电话后，温州某大学女教授郑女士（化姓）逐步被拉入陷阱，损失近100万元。9月11日，记者从温州市反诈中心了解到，瓯海警方已接到这起警情，希望广大市民能引以为戒。对方发来身份证逐步打消受害人顾虑郑女士称，事发当天她本来有事需要出门，可突然接到那通理赔电话，对方说她之前网购的蒸锅有质量问题，按照工作流程，他们可以支付100元的赔偿款。“我说自己有事要忙，这100元就不要了。但那个‘理赔人员’说，他们支付宝的理赔渠道已经开通了，如果我没按要求收下赔偿款，那么支付宝每个月会扣除我500元的余额，我觉得很冤枉。后来对方说，理赔程序只需要一两分钟，还专门有人帮助我，我就答应了。”郑女士回忆。接下来，“理赔人员”询问了郑女士给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几个银行账以及是否有下载“腾讯会议”APP等信息。在得知郑女士因工作需要已经下载了“腾讯会议”APP后，“理赔人员”又要求她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这样“理赔人员”就可以远程控制她的手机屏幕。这一特殊要求立即引起了郑女士的警觉，她连忙质问对方为何要“共享屏幕”？“理赔人员”要求郑女士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资料图/图文无关）为打消郑女士的顾虑，“理赔人员”给她发来自己的工作信息以及身份证照片等证明材料。在“理赔人员”新一轮话术下，郑女士渐渐相信了对方。诱导她输入“验证码”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随后，在“理赔人员”的诱导下，郑女士打开了一家银行账户的转账页面，对方给她发来一组银行卡账号及用户名，还说她接下来会收到“验证码”，只需要把“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页面金额一栏就行了。没多久，郑女士收到一组6位数的“验证码”，她将其输入到金额一栏，并通过APP刷脸功能验证通过。这时，“理赔人员”说，郑女士的操作有问题，后台没有通过理赔程序，需要郑女士换一家银行的APP再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一次，郑女士收到一组“29”开头的“验证码”，她再次输入到金额一栏。可是，“理赔人员”说这次依然没能通过后台的相关程序，他还问郑女士有没有其他银行的账户。已被洗脑的郑女士又点开了一家银行的转账页面，按照对方要求输入了一组“19”开头的“验证码”。很快，她收到这家银行的短信提醒，称她向某个陌生账户转账19万多元。“我马上觉得不对劲了，就问他们，不是说赔给我100元吗？怎么还要我转出19万元？”郑女士说，对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还挂断了电话，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马赶到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解释，郑女士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之前还有两笔转账，一笔是40多万元，另一笔是29万多元，这两笔款项原本存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郑女士在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图为银行卡资料图（图文无关）反诈民警提醒：接到理赔电话务必通过官方核实银行帮郑女士报了警，瓯海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来安抚她的情绪，并登记案情。郑女士说，她前后被骗99.6万多元，这些都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反诈民警说，通过郑女士的遭遇，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并不代表可以“免疫”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在电诈团伙的设计下，有时过于自信大学教授与懵懂的小学生都是骗子的“猎物”。据介绍，所谓“共享屏幕”，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电脑或移动设备，比如手机之间共用一个屏幕。当两部手机之间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操作其中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会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屏幕效果。这一功能多用于远程会议、文件共享等方面，在带给大家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设计出新型骗局。建议市民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当因工作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切勿操作支付类、银行类App。警方提醒一定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保持警惕，图为网络诈骗示意图他提醒道，市民接到任何自称是“客服人员”“理赔人员”的电话，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核实，如果对方提出的理赔等事项属实，那么转账也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在对方指挥下进行“指定操作”。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文/观察者网 陈思佳】据俄罗斯塔斯社9月14日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表示，俄罗斯了解核武器的危险性和核战争的不可逆转性，因此俄方展现出了耐心，没有使用核武器来应对敌人的攻击。但他警告说，这种耐心可能会耗尽。 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被战争冲昏头脑的西方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机构，会如何看待俄罗斯对‘可能深入俄罗斯领土’的导弹袭击的反应？他们可能这样想：俄罗斯人说了很多关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回应，但什么也没做。这些只是‘口头威胁’，俄罗斯人不会越界，他们只是在恐吓。” 他承认，没有人真的希望看到核战争，“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将导致非常严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作出使用核武器（包括非战略武器甚至是战略武器）的决定。” 梅德韦杰夫警告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但俄罗斯展现出了耐心，“毕竟很明显，核反击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其后果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任何耐心都有可能耗尽。” 他补充说，一些温和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很可能不会使用核武器，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还指出，俄方可能会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澎湃影像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3月曾对俄媒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方在决定使用核武器时有自己的原则。他强调：“如果我们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我们随时准备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这一切都写在我们的战略中，我们没有改变它。” 自5月起，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非战略核武器演习，以回应某些西方官员对俄罗斯的挑衅言论和威胁。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6月11日表示，非战略核武器演习是俄罗斯对北约积极参与俄乌冲突、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目标发动导弹袭击以及北约增强在俄罗斯边境军事部署的正常反应，“通过举行演习，俄罗斯对北约在我国边境附近的军事集结作出了回应。” 近期，乌克兰官员频频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喊话，要求西方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要求已得到部分北约官员的支持。 当地时间9月14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在一次会议上称，“每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有权自卫，而这种权利并不局限于你自己国家的边界。”他表示，在军事层面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可以削弱敌人，削弱其通向前线的补给线、燃料和弹药。” 但他也强调，北约各国拥有限制乌克兰如何使用援乌武器的权利。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已于13日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熟悉相关情况的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斯塔默可能是在寻求拜登的批准，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风暴阴影”导弹扩大对俄罗斯的打击。报道称，两国领导人尚未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 对于乌克兰寻求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腹地，普京此前警告说，取消这一限制将大大改变俄乌冲突的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冲突，俄方将作出“适当回应”。 “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延伸阅读打不过俄罗斯 1.4万乌军突然掉转枪口欲拿俄盟友开刀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乌克兰心生一计，调集1.4万大军陈兵边境上，打算先拿俄罗斯的盟友国开刀。近日，白俄罗斯政府高层公开表示，约1.4万名乌克兰士兵集结在白乌边境，在这个敏感时刻显然是“没安好心”。此前白俄就曾拉响警报，约三分之一的白俄军队被派往白乌边境，应对乌克兰的“敌对政策”，而乌方则要求白俄赶快撤兵，停止这种“不友好”的举动。乌克兰士兵集结结合公开信息来看，乌克兰的表现就像是打不过俄军，于是选择“先挑软柿子捏”，找上白俄这个俄罗斯的忠实盟友来较量一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一是乌克兰究竟有多少士兵，竟然在和俄罗斯双线作战的前提下，还能陈兵边境对白俄“秀肌肉”？有不少人猜测，这些士兵很可能大都是二线部队，或是没怎么受过训练就被拉上战场的平民，还有人表示北约在其中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很可能派遣了大量“雇佣兵”给乌克兰壮大声势。第二个问题则是在乌东战场战事不利，库尔斯克战场僵持不下的背景下，乌克兰还敢主动挑衅，万一真的激怒了白俄，乌军做好了三线作战的准备了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结合几个方面的信息一块来谈：首先，白俄从始至终都不想被卷入这场冲突当中的态度十分明显，因此哪怕乌军主动挑衅，白俄的应对策略也更多倾向于自我防卫，而非主动还击，从这一点来看，乌方要承担的风险不算太高。白俄边境战争风险猛增其次，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从来就不单纯，其背后往往有北约国家或直接或间接的授意，因此从表面上看是乌克兰单枪匹马同时挑战俄罗斯和白俄，实际上说不定很多北约国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准备下场了。这并非空穴来风，几乎就在乌军压到边境的同时，白俄罗斯陆续观测到波兰以及一众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蠢蠢欲动。其中波兰作为“反俄”急先锋的行为最为激烈，多达8000人的部队被部署到了白俄边境，各类火炮系统、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排除乌克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将白俄罗斯卷入这场冲突为由，获取北约更广泛的支持，引入波兰、芬兰等国的军队挽救乌克兰濒临崩溃的防线。如果这种猜想成为现实，将意味着俄乌冲突不可避免地开始外溢，白俄被卷入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继续加码，这场冲突的规模将难以想象。俄白或进一步加深联系在这一连串的变动中，最无可奈何的当属白俄政府，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白俄也在早做准备，向俄罗斯求援。据白俄高级官员透露，将于2025年通过新版俄白联盟国家安全构想及安全保证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俄罗斯和白俄两国共同对抗美国、北约和欧盟不友好国家政策，显然是在提前做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乌克兰军队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俄乌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指出，在战事逐渐升级的形势下，俄乌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在当前双方常规军事手段的运用接近极限、冲突可能因此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俄乌双方需要从避免难以承受的后果出发，将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也需要施加更大影响来帮助双方扭转局面。他表示，在推动俄乌和谈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有更大空间，可以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图为崔洪建教授发言 图源：北京香山论坛官网库尔斯克行动预示着危机升级新京报：乌克兰8月6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发起军事行动，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在俄罗斯领土上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乌克兰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崔洪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战场上乌克兰的处境会愈发不利。另一个背景是，目前西方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美国大选后可能改变对乌克兰政策之外，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上升也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对乌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倒退，这也是乌克兰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两个背景，乌克兰发起库尔斯克行动，一方面是希望在军事上缓解乌东战场上的压力，迫使俄军从乌东战场上抽调兵力回援库尔斯克；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乌克兰也想证明其仍然有余力向俄方发起反击，并试图以进攻俄本土的方式对俄施加更大影响，同时以此来增强西方继续为其提供援助的信心。乌方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借此要求西方进一步放宽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限制，这样乌军就能威胁到俄方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同时增强乌军在进入俄境后的生存和威慑力。此外，乌方也希望通过此次行动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譬如用土地换土地、战俘交换等，避免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新京报：库尔斯克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乌克兰方面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俄罗斯领土，并俘虏了数百名战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乌克兰达到其目标了吗？对于库尔斯克，俄罗斯此前并未积极反击，似乎仍然将重点放在乌东战场，这是为何？崔洪建：从现在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军此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判断很清晰，没有动摇将乌东作为主战场的既定目标，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乌东战场。对于库尔斯克方向，目前的状况表明俄方在集结部队、形成有效反攻前需要一个准备期，同时也需要对乌军下一步意图进行判断。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续行动意图并不清晰，似乎在等待美欧放松武器限制能够带来的增强效应。俄国防部公布在库尔斯克战斗画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之间将出现战略取舍上的博弈状态。乌克兰会尽量保持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对俄方施加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从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上来看，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因此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观察。近几天美欧对放松武器限制的讨论明显加速，一旦西方放松武器限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会加大，库尔斯克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新京报：乌克兰的这次库尔斯克行动对整个俄乌冲突意味着什么？库尔斯克的局势又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多大影响？崔洪建：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行动，其实预示着这场危机正在升级。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要打破僵局就意味着消除限制和约束并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此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方都受制于限制和约束并对风险升级有疑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冲突如果外溢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失控风险。因此从乌克兰方面来说，这次主动作为，其实是试图在这场冲突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俄罗斯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俄罗斯国内有一些舆论要求普京政府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状态”。如果进入战争状态，俄方将全面启动战时状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目前来看，俄方采取的还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并采取局部措施而不是整体应对。所以，库尔克斯行动对于这场冲突的影响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譬如俄罗斯的应对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西方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放松武器使用限制等。新京报：外界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在对对方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作战会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手段吗？崔洪建：在几年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其无人机优势，可以说相对轻松就赢得了这场冲突。从那场冲突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无人作战将成为今后军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它很难持续地获得西方大规模援助，所以它自己也在想办法。而无人机相比远程导弹技术门槛低、造价低，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同时相比战斗机和导弹之类突防能力更强、射程上也无限制，因此成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使用无人作战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减少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劣势。需找到契机转向政治解决冲突新京报：在9月12日的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中，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说，他认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这场冲突或许只会在战场上结束。但他也提到了乌方考虑邀请俄方参加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方也表态，愿意继续和谈。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类表态？崔洪建：俄乌双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与战场形势及双方外交环境密切相关。在“库尔斯克战役”后，乌方的立场是“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并确保俄方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谈判创造条件，而且“停火谈判”比“和平谈判”来得更现实一些。俄方释放的谈判信号，一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停火止战的广泛诉求，二是让乌方来承担“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俄乌出于各自政治目标互不退让、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双方缺乏基本互信，开启谈判的条件并不具备，但不断释放谈判信号仍将是双方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要打破当前僵局，不仅需要逐步放弃将军事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还需要认真考虑对方诉求，同时通过一些缓和措施来逐渐建立互信，如提高交换战俘频率、主动降低冲突烈度，甚至实现临时部分停火等。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谈判前景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乌克兰认为西方的目标是要“帮助它赢得冲突”并为此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那么它做出妥协的意愿就会降低。同样，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不仅要在战场上获胜，还要在政治上肢解自己，那么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因此，实现转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是双方的军事手段难以为继，或是降低各自的政治目标，或是外部干预发生重大变化等。新京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近来都表态，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这可能实现吗？崔洪建：俄乌都有表态说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一方面是双方均不同程度认识到军事手段已接近极限，同时冲突延宕升级给双方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消耗已远超预期，无论以何种方式尽快结束冲突应该代表了俄乌两国民意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双方都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加以考虑。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不愿被拖入与俄对抗同时反对为援乌耗费资金的民意。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资料图/外媒）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也是俄乌表态的重要背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外溢效应就越大，双方能够达成合理政治解决方案的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双方发出在今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声音，有基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有外交上的考虑。因为推动和谈、结束冲突，是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因此，俄乌双方一边打、一边喊出要结束冲突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平衡。新京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调解者，他还表示应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进行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崔洪建：观察俄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在谈判立场上在不断进行微调，譬如以前说要基于“领土现状”进行谈判，最近则频繁提及当初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其用意一是指责西方阻挠“和平”，二是希望在谈判问题上反击乌方，三是通过提出条件来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伊斯坦布尔协议”是冲突刚爆发时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由于西方的介入，乌克兰最终没有接受。如今俄方提出以该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从俄方自身立场来看是一种调整或灵活性的表现。但在冲突持续到今天的情况下，当初产生协议的诸多条件已不复存在，况且西方已深度卷入冲突，对于未来谈判条件和目标，西方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想回到“伊斯坦布尔协议”困难重重。这场冲突的走向尤其是朝向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面对重大地区冲突或国际矛盾时，决定最终走向或是最终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西方国家。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与选边站队的西方国家不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平衡中立、劝和促谈立场，相比卷入冲突、支持一方的西方国家而言，在俄罗斯方面更有信誉度，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公信力，更有资格参与到这场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之中。新京报记者 谢莲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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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被终身禁足的前陕西长安竞技队球员丁捷发文，承认自己赛后收钱触犯了法律，但他表示自己没有出卖球队。“我出现违规违纪的比赛是在2021年12月8日，陕西长安竞技对阵南通支云的比赛，我们以2比1取胜，赛后收到7万元。这场比赛中我全力以赴争胜，没有出卖球队，也没有做对不起陕西球迷的事情。”“但我触犯法律了，已经积极接受处罚，向司法机关全额退款并缴纳了罚款。只是这次足协给出的处罚结果，相较以往案例过于严苛，让人难以接受。”丁捷曾在陕西长安竞技队踢球“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踢球，至今已经31年，我为足球献出了全部青春。我为辽宁宏运效力了12年，为重庆两江竞技效力了6年，欠薪909万，为陕西长安竞技效力了2年，欠薪近200万。因为热爱足球，在球队欠薪的情况下，我依然拼搏到最后，并帮助陕西长安竞技拿到中甲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022年联赛结束后，球队面临足协准入困难，我第一个签署了放弃欠薪的工资确认表，我和留下的队员都希望球队能存活下去，但事与愿违，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我的这两笔欠薪也成为一张废纸。”9月10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的足球从业人员名单。经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的处罚。同时中国足协透露，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过在消息公开后，近日来已有将近10名被禁足球员公开“喊冤”。杨文吉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另一位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球员杨文吉发文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真的很蠢，为了4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缓刑3个月，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想让家里人都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肯定会好好踢球，努力奋斗，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相关新闻禁足球员杨文吉自述遭欠薪：若无机制保障球员权益，假球还会出现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杨文吉，在他社媒的致歉声明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欠薪以及俱乐部如何通过准入的经过。相关内容如下：现在低级别球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俱乐部欠薪，发几个月欠几个月，如果你要自由身证明离队，俱乐部就会让你签无债权纠纷。我自己那一年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后到整个联赛结束的时候俱乐部还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因为当时足协不断地催促俱乐部要尽快把拖欠球员的工资补齐，没有补齐的不允许参加新一年的联赛。所以到了新赛季开始需要球员签字准入的时候（这里也说明一下，足协要求每个队要签工资确认，足协嘴上说着只要一个人不签字就不让过准入，然后截止时间一拖再拖，等绝大多数人都签字了，少数几个人没有签字的，又以没有参与仲裁为由不承认俱乐部存在欠薪，即便你参加仲裁了，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也属于争议欠薪。而当时仲裁开庭的周期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这期间即便你合同到期了，想去新的俱乐部也需要原俱乐部的自由身证明，那你想想，你都跟俱乐部有纠纷了，还能轻易拿到自由身证明吗？），俱乐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要么先发两个月签字，要么过不了准入一分钱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真得感觉很委屈，奖金一分钱没有就算了，连基本的工资都这么难拿到。但我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择相信俱乐部。等过了准入后，俱乐部还是没有补发那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我们球员又无处诉说，给足协通话，足协的答复是让球员与俱乐部商量。足协可以帮忙仲裁，但是仲裁期限很长，会错过一个转会窗口，所以很可能会导致很多球员半年无球可踢，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球员只能去签无债务纠纷而拿到自由身证明。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我们没有逃过法律的惩戒，中国足协也对我们进行了行业内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我的行为真诚的表示忏悔，对所有惩罚都欣然接受，如果我的事情能够警醒其他球员，从此杜绝类似事件发生，那也是中国足球的一大幸事。可是如果不能为奋战在一线的中国球员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机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自然而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或是以相同的方式，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中国足球的利益。孙冬回应被禁足：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冬发文回应被禁足，他表示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东曾在前江西北大门（江西庐山）踢球孙冬写道：我是被禁足的孙冬，在这跟大家说一说我经历的这些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跟江西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爱，2016年我加入球队，我在球队7年，球队好或者不好我都在，江西队是一个小投资的俱乐部，就算金元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挣几百上千万，而我们超不过5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江西队是稳定的，不欠一分钱，我们享受着踢球的快乐2021年江西队开始欠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梅州赛区因为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我骨折了，好了之后直接去的梅州赛区（因为疫情，分阶段比赛）各种原因的欠薪其实作为球员来说是可以体谅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晚个两个月发都没问题，因为疫情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球员的体谅下，整整16个月没发钱，（如果各位敢兴趣可以去问问俱乐部的管理层和当时同样跟我遭遇的队员们教练员们）中国足协的年底签字，那就是一个摆设，给大家看的，让球员和俱乐部老总自己协商，然后俱乐部老总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会跟你说孙冬年底签字了，你看给你百分之50行不行，要是觉得百分之50不行，那我们俱乐部就解散，你一分钱也没有，就这一句话，那换成任何人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已经快一年没发过钱了，你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球员还有伤病康复，去医院拍核磁共振，康复的钱先自己垫上，然后等报销，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报销3000来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报，更别说那些做大手术的球员了，然后你想要自由身，就给你签一个跟俱乐部没有任何财务纠纷，然后才会给你这个自由身证明，这就是咱中甲俱乐部做出来的事。2022年我的工资税前1万2，奖金老总说了赢一场10万（全队10万）这个奖金咱都不知道去哪了，在唐山赛区我们几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去要过一次钱，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先完成比赛，钱哪天哪天肯定发，那年就发了3万多块钱吧。和我一屋的小孩一个月就3000块，一样也是一直欠。球员不如农民工兄弟，农民工兄弟有地方要钱，但是球员找中国足协仲裁，那就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只，然后给你一句和你的俱乐部商量，足协每年的保证金不保证球员欠薪的利益，那保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我做错了吗？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各位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小踢球，我也只会踢球，别的真的是不会，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有房贷，有家庭，有父母，需要我挣钱养这个家，我也有跟大家同样的压力，我得挣钱生活，我长时间的不发钱，我的房贷只能跟父母去要，我30多岁人了每个月都要跟父母去要这个钱，真的是很难受，我出事的那场球是11月份的足协杯，我涉案的金额2万4千块钱，那场比赛我也没上场，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多挣钱，多获取利益，我可以挣的更多，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够还个房贷钱就可以了，我不想通过这个让我发家致富，我很明白歪歪道上不了天，我问过警察叔叔，我说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欠薪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笑，跟我说也挺同情我们这种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低级球员，工资也不是很高，还面临各种生活压力，但是没办法赶上了，长期的欠薪让我没办法不这么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是个爷们我承担我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的舒服一些，对不起我的家人，跟着我担惊受怕，只是希望以我这个事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换句话说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球员不想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好好踢球吗，但是球员领不到工资呀，逼的像我这样的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不得不这样做。踢球能踢几年呢，青春饭加上退役之后都不一定再能有工作。欠薪不解决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有天解决了，那我也真的为中国足球高兴，也算是为了中国足球出力了。回过头来看看换来了期徒刑8个月，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能看完也辛苦各位了，只是讲了一点我本人的经历，确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没多高的道德水平，字是真真实实自己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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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