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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裔匈牙利女商人克里斯蒂安娜·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克里斯蒂安娜·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 (Cristiana Bársony-Arcidiacono），是一位意大利裔匈牙利女商人，因为她所经营的BAC咨询公司出售了导致黎巴嫩发生大爆炸的传呼机，进而也让她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有关她目前处境和过往经历的传闻，也是此起彼伏地出现。据当地时间9月21日的消息称，现年49岁的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仍在匈牙利境内，而且已经被匈牙利的情报机构给接走了……70岁的贝娅特丽克斯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的母亲，现年70岁的贝娅特丽克斯在她所居住的西西里岛卡塔尼亚的圣韦内里纳镇（就在埃特纳火山脚下）接受了采访。这位一直都过着平静生活的意大利老妇人从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公众人物。贝娅特丽克斯告诉记者说，爆炸发生后自己曾和女儿取得过联系，知道她现在“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的保护”。娅特丽克斯的居住地贝娅特丽克斯表示说，情报部门的官员建议她“不要与媒体交谈”，为此她除了透露了女儿现在处境安全之外，对于其他的问题均是回答“无可奉告”。不过这位站在家门外（如图）接受采访的母亲倒也表明了态度，坚信自己的女儿是无辜的。贝娅特丽克斯说她的女儿并未故意参与到所谓的阴谋之中，“她没有参与任何交易，她只是个中间人。这些物品没有经过布达佩斯……它们不是在匈牙利生产的。”爆炸后的传呼机残骸匈牙利政府方面并没有证实贝娅特丽克斯的话，不过该国的国际新闻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匈牙利情报机构自周三（18日）开始展开调查，并多次向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询问了细节。此外匈牙利政府也在早先声明过，称大规模爆炸中所使用的传呼机，从未出现在匈牙利境内。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领导的政府此前也表示，BAC咨询公司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牙利没有制造工厂或其他经营地点”。阿尔西迪亚科诺生活照据悉，圣韦内里纳镇是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的故乡，她在这里出生长大，并在卡塔尼亚大学学习了物理。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的父亲萨尔瓦托是一名意大利记者，多年前已经去世。根据意大利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是在2006年离开家乡到英国求学的，她在求职网站上标明自己拥有博士学位，并且能说七国语言，还曾在巴黎和维也纳工作过，为了照顾年迈的祖母而于2016年搬到布达佩斯。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的求学经历能够被证实，但她做传呼机生意这件事，却让很多认识她的人非常不理解，“我不相信克里斯蒂安娜能拥有一家能够做如此高调生意的公司。”BAC咨询公司网站上的信息显示，该公司专注于“环境、发展和国际事务”，同时也列出了118项官方职能，包括糖和石油生产、珠宝零售和天然气开采。注册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23年的收入为59.3万美元，但在“设备”上的支出却接近32.4万美元。更让人迷惑的是，如此一家看起来很正规的公司，其总部却在一栋普通建筑物的底层，和其他的企业共用，而且并没有实体的办公室。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于9月19日至22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日下午，习近平同易卜拉欣举行会谈。9月22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同时出席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日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称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有关言论罔顾事实，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1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于9月19日至22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20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易卜拉欣举行会谈。习近平同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会谈 来源：外交部网站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马来西亚隔海相望，两国友谊传承千年。1974年建交以来，中马始终友好相处、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相互成就、合作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暨“中马友好年”，是中马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年份。中国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将给中马两国合作带来新动力、新机遇。中方愿同马方传承发扬优良传统，做世代友好的亲密邻居、携手发展的真诚伙伴、情同手足的知心朋友、共促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各自现代化发展征程中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马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战略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支持马方“昌明大马”理念，愿同马方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实施好“两国双园”、东海岸铁路等重点项目，加强农业和减贫合作，挖掘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合作潜能，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双方应该深化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流互鉴，加强高等教育、联合科研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培养中马友好事业接班人。中马同为亚太重要成员、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双方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赋予中马命运共同体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中方支持马来西亚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愿同马方一道，推进东亚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就重要热点和国际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易卜拉欣表示，非常荣幸作为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对伟大的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在习近平主席领导和中国人民辛勤努力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为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马来西亚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东盟国家，马中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基础之上。马方赞赏中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视中国为可信赖的伙伴，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强劲伙伴关系，实现共同进步，成为彼此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马来西亚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匪浅，愿同中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推动马中关系达到更高水平。马方愿同中方一道，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作为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马方愿为推动东盟同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马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公道正义立场，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易卜拉欣2024年1月就任马来西亚第17任最高元首，此访系易卜拉欣最高元首首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就任后对东盟外国家的首访。中国同马来西亚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是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好邻居、好伙伴。去年3月，习近平主席同安瓦尔总理就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马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暨“中马友好年”，李强总理6月成功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为中马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2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将于9月22日至28日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同时出席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王毅将于9月22日至28日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 资料图 来源：外交部网站其间，王毅外长还将出席中方主办的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活动，以及安理会高级别会议、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二十国集团外长会等多边活动，并同联合国秘书长、第79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外长或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见。王毅将全面阐述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全球治理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政策立场，进一步介绍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理念主张。据外交部国际司负责人介绍，未来峰会和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是今年年底前联合国框架内最重要的两场高级别会议，各方高度重视。根据目前统计，约有150国领导人及高级别代表团将出席未来峰会和联大一般性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倡议召开未来峰会，峰会将发表成果文件“未来契约”，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重要契机。联合国未来峰会的成果文件“未来契约”将围绕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青年和后代、全球治理改革等全球治理的五大核心领域，阐明国际社会共同立场，为全球治理发展完善指明方向。中方深入参与“未来契约”磋商，着眼人类前途命运和普遍福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推动各方相向而行、凝聚共识。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3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得到100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国家超过80个。中方成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经支持了150多个项目，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建设全面铺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源自中国，成果和机会属于世界。在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一个国家都不能少，一个人都不能掉队，这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愿景，也是联合国倡导的目标。在即将举行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王毅外长将出席“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中国在行动”主题发布活动，同各方共商发展合作大计，汇聚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力量。我们将同各方深化全球发展倡议合作，继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共同发展。3日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称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9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坎贝尔言论表示，美方官员的有关言论罔顾事实，公开大肆地渲染中国威胁，鼓噪阵营对抗，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答记者提问 来源：外交部网站林剑指出，美方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国际形势、定义中美关系，错误地把中国视为“最大挑战”，是以自己的霸权思维镜像他国，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既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同他国发展正常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反倒是美国，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到处拼凑反对中国的“小圈子”，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发展有限的军事能力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不针对任何国家。谁在到处炫耀武力，谁动辄诉诸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国际社会自有公论。林剑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停止散布“中国威胁论”，停止歪曲中方战略意图，把拜登总统“四不一无意”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与中方一道，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美国《纽约时报》18日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以色列是事件幕后黑手，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该媒体形容称，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图自美媒报道称，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这些官员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要求保持匿名。《纽约时报》称，在黎巴嫩，以色列曾多次通过定点袭击暗杀黎真主党高级成员，这让黎真主党意识到，以色列显然是在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黎真主党高层从而推动使用寻呼机。报道称，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寻呼机虽然功能有限，但可以在不泄露用户的位置或其他危险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通讯。《纽约时报》称，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甚至在黎真主党高层决定扩大传呼机的使用范围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据三位了解此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的公司“BAC”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疑似来自台厂金阿波罗公司，金阿波罗公司18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与BAC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授权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该公司授权BAC公司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产品销售，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称，从表面上看，BAC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公司。但知情情报官员称，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制造的掩护之一。他们说，以色列至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以掩盖制造寻呼机人员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以色列特工。报道称，BAC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为他们生产普通寻呼机。但其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黎真主党。据这三名情报人员说，这些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掺有爆炸物。这种寻呼机2022年夏天开始少量进入黎巴嫩，但在黎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露情报后，这种寻呼机的生产量迅速增加。《纽约时报》称，在以色列，情报人员将寻呼机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按下的“按钮”。据媒体此前报道，当地时间17日，黎巴嫩全境多地几乎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死亡和受伤者多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也包括一些平民，其中遇难者中有两名儿童。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事件中受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分别发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前一天在该国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其中约400人伤势危重。延伸阅读牛弹琴：黎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释放危险信号救护车运送爆炸事件伤者摩萨德果然够狠。虽然以色列拒绝公开承认，但全世界都认定，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摩萨德秘密主导生产了这批真主党订购的寻呼机，摩萨德偷偷在每台寻呼机中放置了约3克的炸药，摩萨德又在同一时间突然引爆了这3000台寻呼机。最后的结果，9月17日，黎巴嫩各地3000台寻呼机突然响了，人们纷纷掏出寻呼机查看情况，寻呼机突然爆炸，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眼睛、胳膊被严重炸伤。12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还包括多名可怜的儿童。图为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米尼，也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这还没有完。9月18日，也就是第二天，就在真主党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很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突然又发生爆炸，又造成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批寻呼机和对讲机，都是真主党在约5个月前购买。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寻呼机有点陌生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一度非常流行，它不能打电话，但可以查看和回复信息，很多人接到寻呼机信息，然后挤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在中国，手机大规模出现后，寻呼机逐渐退出市场。但在黎巴嫩，情况不一样。因为手机可以被定位，以色列随后发起定点清除，真主党为谨慎起见，不久前还下令真主党成员及家属，尽量少使用手机，而使用寻呼机。这一批寻呼机，正是真主党的定制货。生产商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台湾厂商授权一欧洲工厂生产，哪知道实际是摩萨德在主导。一家欧洲公司贴牌生产台湾的寻呼机！听来很不符合常理。台湾厂商有没有猫腻，我们不知道。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但我们知道的是，毫无疑问，这是真主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你想一想，有问题的数千台寻呼机，还有对讲机，真主党要员天天带在身边，居然不知道已经被摩萨德做了手脚；这批寻呼机、对讲机，里面还都秘密安置了烈性炸药，真主党依然毫无察觉。让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现实。摩萨德的耐心和精细，让人不得不服。真主党的大意和颟顸，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我总觉得，这一超限战的做法，更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才是安全的电子产品？真主党本以为，手机太危险，寻呼机较安全。哪知道，花钱购买的台湾产寻呼机，不仅被摩萨德掉包改装，实际更成了身边的定时炸弹。寻呼机是这样，对讲机是这样，手机呢？手机的锂电池更大，手机里的零部件也更多，手机可远程操控的可能性也自然更大。说实话，只要是电子设备，都存在类似风险。尤其是手机。手机，现在是很多人最亲密的伙伴。你手里最经常拿的，就是手机；即便睡觉，手机也可能就放在枕边。那会不会存在某一天，一个电话响起，你突然接电话，手机突然发生爆炸……别以为这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从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对讲机爆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事件发生后，“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就感叹，这“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他说，试想“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救护车运送伤者，当地街上满是持枪警戒的人员黎巴嫩的离奇爆炸，更传递了几个信息。1，情报工作，要胆大心细，但归根到底，还是靠科技。2，你眼中最安全的工具，往往是最危险的东西。3，不分差别的引爆，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真主党马失前蹄遭受重创，摩萨德高超手段让人拍案，但又带来一个疑问。以色列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引爆，到底意欲何为？可能性一，真主党要发现这个秘密了，摩萨德一不做二不休，在发现之前豪赌一把。可能性二，进一步刺激真主党，小打小闹不过瘾，要来就来一场大的，这样更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内斗，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我看到，事件发生后，伊朗谴责，俄罗斯谴责，欧盟谴责，联合国也谴责。欧盟谴责很简单，这样的攻击，危及黎巴嫩安全与稳定，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而且，“即便这些袭击似乎有针对性，但它们仍对平民造成了严重的附带伤害，在受害者中包括儿童”。联合国人权官员更是警告，这种以数千人为目标的攻击，不顾对方是平民还是武装成员，也不顾周遭环境，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无论谁下令和实施这次攻击，“都必须被追究责任”。以色列怕这些谴责吗？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寻呼机也罢，对讲机也罢，手机也罢，电脑也罢，如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被不法机构渗透，那就面临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真主党成员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使用对讲机 资料图软件有风险，硬件也有风险。摩萨德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CIA就真不知道？CIA就真没参与？如果一个隐藏的敌人，根本也不在乎所谓道德，总是喜欢无差别攻击，那后果会怎样？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超限战。超限战，战到了我们都拥有的电子产品。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产品。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大规模爆炸，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危险，真的无处不在！

近日，多名驴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他们在湖南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露营时，遭遇了帐篷被割，手机、手表等物品被偷的情况。驴友发文称帐篷被划、手机被偷此事发生在9月8日凌晨。当日，山顶露营地聚集了从周边省市来徒步的驴友共计约50顶帐篷。一名驴友告诉《正在新闻》，经粗略估算，至少有十几名驴友的手机被偷，经济损失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多位驴友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间卡得很巧妙，作案手法熟练，应该熟悉上山、下山的路径及露营地情况，对驴友的动向也很清楚。还有驴友认为，至少应有两个人协同作案。9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一民警告知驴友称，案件出现新线索，有进展会及时通报。近两年来，因风景秀美、云雾缭绕，且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齐云山受到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的追捧，周边居民也依附齐云山做起了小生意。失窃，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户外露营，手机被偷了刘鹏去齐云山是临时决定的。他今年35岁，在浙江金华从事工程相关工作，玩户外两年来，他每月都要外出徒步一到两次，花去月薪的五分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齐云山，被齐云山的云海、日出吸引。9月7日，他和两位驴友一起，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江西省赣州市，又驱车数小时、徒步四五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抵达齐云山山顶。然而，这次露营却成了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8日凌晨，刘鹏发现自己的手机和新买的运动手表被盗，帐篷上还多了三道口子。凌晨四点半，刘鹏醒来时天还没亮，他习惯性摸了一下手机，没摸到。刘鹏以为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滑到了帐篷的其他位置，刚准备开始找，就听到有人在帐篷外说手机找不着了。“当时我还是不觉得真的有小偷，因为我在户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刘鹏把帐篷里里外外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手机的影子。同时，他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都是30厘米左右长，且位置分别在他躺下时对应的头部、脚部和侧面的位置——他新买了三个月的运动手表也不见了。手机、手表加上帐篷，刘鹏的损失超过了一万元。刘鹏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他戏称，“这是一趟收费一万元的旅程。”后来露营的人陆续醒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刘鹏告诉《正在新闻》，粗略统计下来，大概有十顶左右帐篷被划，十几部手机被偷。一名驴友的手机价值9000多元，也是新买的。据这名驴友说，他睡着时手机还在充着电，8日凌晨三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机电充满了。五点多，他再次醒来时，手机就不见了。根据自己和这名驴友的时间线，刘鹏推测，事情应该发生在9月8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上饶人邵明发现手机丢失时是9月8日早上六点，他帐篷上的口子15厘米左右，出现在枕头边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手机的位置”。发现手机被盗后，同帐篷的驴友提起，他睡着后感觉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触碰过，当时以为是风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当下没有在意、继续睡了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嫌疑人，先碰到了他的脚，就摸清楚了手机的大概位置。我帐篷上只有这么一道口子，在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所以只能这么解释。”李贺敏是赣州市崇义县人，崇义县距离齐云山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事发当晚，他是在齐云山顶出租帐篷的商户之一，租出去的20顶帐篷里有一顶也被划了口子。“一道口子在外帐，七八厘米左右，还有一道在内帐，接近20厘米长。而且外帐的口子在帐篷顶上，内帐的口子在底部。”李贺敏告诉《正在新闻》，帐篷的外帐起防雨、保暖作用，内帐则是一层半透明的网格布，嫌疑人应该是先割破了外帐，观察了帐篷内部的大致情况，才割破内帐摸手机。两天后清理垃圾时，李贺敏还在这处帐篷驻扎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帐篷驻扎位置有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可疑的“窃贼”帐篷被划、手机被盗的消息在齐云山顶的露营区传开后，9月8日凌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提供了一条线索。有驴友说，他们上山时遇到一位正在下山的中年男子，看着大约三十来岁。因为只有这一人下山，且穿着与普通驴友不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名男子穿着拖鞋和短裤，戴着黑帽子，背着商务包。邵明告诉《正在新闻》，单就戴帽子这一项，就能与徒步的驴友区分开来，“我们一般不戴帽子，会很闷。”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娘向刘鹏证实了这件事。老板娘说，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她也看到这么一个独自下山的人。“大部分人爬齐云山是为了看日出的，天还没亮就逆着人流下山，比较反常。”刘鹏告诉《正在新闻》。刘鹏还分析了嫌疑人可能的上山时间。刘鹏说，9月7日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期间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较大，他认为嫌疑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顶着大雨上山。同时，由于上山至少要花去四个小时，如果走夜路，需要的时间更长，刘鹏据此认为，嫌疑人大概率是像他们一样，在7日下午或者傍晚就已经抵达齐云山顶。“山顶就这么点地方，他要躲雨，要么是待在帐篷里，要么是躲在附近的铁庙或者小卖部里。”刘鹏说。邵明给出了更多推测。“首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人同时作案。”邵明说，“割帐篷的时间长了难免发出动静，所以应该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得到。”同时，邵明认为嫌疑人的身材应该比较娇小，至少比他的块头要小。“他割的那个口子，我手从那里伸进去的时候老费劲了。”邵明告诉《正在新闻》，他身高170cm，体重90kg。更重要的是，驴友们认为嫌疑人应当有一定户外经验，熟悉帐篷构造、齐云山路况。刘鹏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不仅是露营的驴友们睡下后的时间，也卡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到达山顶之前。同时，当晚的雨下得很大，即使后半夜雨停了，下山的路也很难走，邵明说，他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下山时还摔了好几跤，“而且凌晨天还是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完成作案，肯定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了。”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张强也认为嫌疑人可能来自周边县市。张强告诉《正在新闻》，虽然这两年经常有外省来的驴友在齐云山露营，但是外地驴友专程来齐云山偷东西的可能性不大。他认识几位曾背物资上山售卖的村民，但张强也说，这些人看着老实，知根知底，“不太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新晋“网红徒步路线”许多人也许没听过齐云山。在安徽黄山休宁县，还有一个更出名的道教文化齐云山。而赣南的齐云山，则是近两年才被户外爱好者发掘出来，成为新晋的一条“网红徒步路线”。公开资料显示，齐云山地处桂东县普乐镇、新坊乡与江西省崇义县思顺乡、上犹县五指峰乡交界处，主峰齐云峰海拔2061.3米，为赣南第一高峰，因山势高峻，山顶终日云雾缭绕而得名。在生活类app小红书上搜索江西齐云山，能发现，几乎发帖的都是户外爱好者。标题有“你只知道武功山，却不知道江西齐云山”“武功山人太多，来齐云山刚好”“你一句向云端，我连夜赶到齐云山，太美辣”……但相比而言，齐云山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户外目的地。社交媒体上有关齐云山的贴子内容邵明说，齐云山吸引驴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尚未进行商业开发，三条上山线路里只有一条修建起了台阶，还是今年刚刚开始修建的。然而这恰恰是徒步者所钟爱的。“相比成熟的风景区，户外徒步的驴友更喜欢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更有挑战性。”同时，齐云山还曾被写进徐霞客的游记里。在李贺敏的印象里，齐云山露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火起来的。“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四百号人，这两年以前可能就几十号人。”事发前的9月7日晚上天气恶劣，山顶的露营区仍然有至少50顶帐篷。齐云山山顶露营区里的帐篷开了六七年农庄，张强眼见着齐云山在户外圈里慢慢火起来。“打个比方，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来这里的驴友可能有三五百人，但是去年国庆最少都有800人。”同时，从前的客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如今来自福建、湖南、江苏、浙江等等各省份的游客都有。人流带来生意，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从鹅形村到齐云山山脚下的这条小路上，五六百米的距离里陆续开起六七家农庄。附近村民也看见商机，常有本地人背物资上山，卖水、泡面给来露营的驴友，也出租帐篷。“我们农村人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在外面打打零工，有什么做什么。”张强说。也正因为无人管理，齐云山上的垃圾只能由山顶小卖部的老板就地焚烧。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板烧不过来，于是裹着土的、新扔下的垃圾，全都堆积在了黄土里。刘鹏对齐云山的印象不好，他用“狼狈不堪”形容这趟旅程。除了手机手表被偷，他还告诉《正在新闻》，自己从没在户外见过这么多垃圾。“爬了这么多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实在太难受了。”刘鹏仍然希望事情能有个结果。直到十天后，9月18日下午，刘鹏才收到办案民警的消息，称有了线索，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上海一渣男败光自己和妻子家所有财产，还让他们背上贷款，而自己却把得来的460万挥霍享乐。骗光家里的钱，他又去外面四处行骗，被抓后，他还希望父母给自己托底……把租来的车转手抵押2023年10月，某新能源车公司报案称，四个月前一个叫程阳的客户在他们租赁平台前后租了4辆车，一开始一切正常，但到了第四个月，四辆车的租金却同时出现了违约。车企的后台定位显示，车子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挪动了。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停车位置却发现，这里是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停车库，四辆车居然都被程阳抵押了。核实了基本情况后，民警判断程阳存在诈骗嫌疑，最终警方在闵行区的一套出租房里找到了失踪多日的程阳。上海男子败光自己和妻子家所有财产据程阳说，他租车是为了开租赁公司，他也确实注册过营业执照。但据警方查实，他的这个公司几乎没有开展过所谓的汽车租赁业务。躲债前，程阳曾向父母借钱，但却遭到了拒绝。程阳曾向父母借钱，遭到了拒绝随着真相的揭开，民警了解到，抵押车辆所欠下的这40万元不过是程阳众多债务中的冰山一角。在他消失前，几乎败光了自己和妻子两家人所有的家产。来看看他都给家人挖了哪些坑。卖掉岳父母的房子4年前，程阳提议卖掉岳父母的房子，所得180万房款，再贷些款置换一套郊区的三房。程阳提议卖掉岳父母的房子但搬入新房后不久，尹莉的父亲患病，为了方便照顾，老夫妻就在女儿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却成了程阳欺骗自己父母的“道具”。抵押掉自己父母的房子程阳告诉父母，说想要贷款把岳父母租的这套房子也买下来。程阳还欺骗自己父母于是，父亲就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160万给程阳买房。第三步拿妻子钱养三个女人离婚后卖掉刚置换的三房房款全自己拿进程阳从小到大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工作结婚父母都帮他安排得十分妥帖，但离开父母身边的程阳似乎成了脱缰的野马，他开始找各种理由夜不归宿，直至被尹莉发现他出轨。程阳被妻子发现出轨程阳还责怪妻子查自己，扬言“男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其他事情”。程阳在外养着三个女人三番四次被发现出轨，不堪忍受的尹莉提出了离婚，再三纠缠之下，他们最终决定离婚，但这一步居然也是程阳挖下的坑。卖房子的钱尹莉一分都没有拿到最终，卖掉奉贤这套房子的钱尹莉一分都没有拿到，程阳以投资创业为由，把钱全部拿走了。第四步抵押掉妻子的自驾车又让父母帮忙贷款打完固定资产的主意，程阳又把妻子的车子也抵押了，家人的财产几乎被他消耗殆尽。程阳又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将租赁方的车子挂靠到自己公司名下，将车辆抵押套现40万元。再以所谓的创业为由，他又让父母帮忙贷款80万元，再加上房产的抵押贷款，老两口共背负了240万元巨额债务，每个月的退休金几乎全部去填儿子捅下的篓子，只剩不到1000元度日。程阳妻子背上了40万网贷，和父母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日子。花钱如流水高薪聘请生活秘书、私人导游调查发现，程阳花钱如流水，不仅有网络赌球输掉近百万元，还有各种高消费，包括旅游聘请私人导游、给不同的异性转账，甚至还发广告招聘月薪2到5万的“生活秘书”。面对这样的结局，程阳还希望父母最后帮自己一把。图为视频画面截图最终，罪犯程阳因诈骗罪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8个月。（来源：潇湘晨报）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这场家产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本周，一场备受瞩目的继承之战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家法院打响。主角是93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和他的孩子们。这场官司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牵扯到默多克家族150亿美元的财产，更因为这是一场默多克媒体帝国的掌门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原本约定子女平分财产9月16日，默多克与今年6月刚刚结婚的第五任妻子朱可娃十指紧扣走进法院。一同出现的，还有他的4个子女，坐满律师的两辆SUV车和数箱法律文件。默多克与妻子现身法院 图GJ1999年，默多克离开第二任妻子安娜时，为避免日后争夺家产而同意设立了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根据约定，默多克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现年65岁的普鲁登斯，以及默多克与安娜所生的3个孩子——现年55岁的次女伊丽莎白、53岁的长子拉克兰和51岁的次子詹姆斯，将在默多克去世后平等享有对其财产的控制权，包括该信托基金控制的新闻集团和福克斯的股份权。偏爱长子引发争端然而25年后，默多克家族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争夺家产”的局面。只不过，闹出“争夺家产”局面的是默多克自己，因为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发现只有长子拉克兰同自己“三观相近”。另外3个子女似乎不太热衷于默多克的保守路线，次子詹姆斯公开对福克斯新闻的立场持批评态度。默多克此前也并没想要闹到打官司这一步。他曾试图与两个大女儿和次子沟通，想说服他们给拉克兰独享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让位，但遭到了子女们的拒绝。而在经济上，拉克兰也难以“买断”兄弟姐妹们持有的股份。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考虑罢免拉克兰，让其他人取而代之。为了给拉克兰扫清“障碍”，默多克最终决定同另外3个子女对簿公堂，寻求“将决策权集中在拉克兰一人手中，并赋予他永久的、独家的控制权”。这也导致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均未现身今年6月默多克与朱可娃的婚礼，不愿再维持表面的和平。按照遗嘱检验专员格尔曼的说法，对于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默多克也不是毫无办法。他有权修改信托，只要证明此举有利于他的所有继承人。普鲁登斯、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则指责父亲破坏约定的条款。默多克资料图 图GJ“家丑”已被广泛关注尽管围绕家产继承问题争执不下，默多克家族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家丑不外扬”。选择在内华达州这家并不起眼的法庭举行闭门审判，正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因为内华达州的司法机关在受理涉及资产保护的诉讼案时，不会对外披露案情的大部分细节。但这起继承人之争势必备受舆论关注。包括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7家美国新闻机构联合起来寻求公开审判过程和记录，理由是“默多克家族的巨额财富和庞大传媒帝国的命运事关公众利益”。毕竟，默多克掌控的新闻集团涵盖了美国《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泰晤士报》《太阳报》，掌握了英美主流保守派话语权；福克斯新闻则是美国共和党的喉舌、保守派媒体的“中流砥柱”，吸引了大量保守派选民，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分析称，如果默多克胜诉，拉克兰获得绝大部分股份，那么默多克传媒帝国的保守成分可能会更高。美国记者卡特莱特说：“拉克兰的政治立场要比他的父亲保守得多。”而如果默多克败诉，他的次子詹姆斯很有可能会推动出售福克斯新闻，新闻集团旗下其他媒体的保守立场也可能会淡化。图为默克多与家人合影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撰稿 齐旭编辑 深海贝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了《男子被砍后持砖反杀对方 一审被判10年 二审未当庭宣判，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成辩论关键》。9月20日，记者从郝某某家属处获悉，该案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即认定郝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二审法院裁定书 受访者供图二审裁定书显示，2020年8月17日21时许，郝某某、王某某与他人饮酒用餐后，由王某某驾车送郝某某离开。途中，郝某某拨通张某某手机，于当日21时17分至21时22分共有3次通话。当日21时19分、21时23分，郭某某（与张某某曾是男女朋友关系）两次拨通郝某某手机，二人在电话中发生争吵，互相辱骂。后郝某某与王某某驾车至某小区东门口，与郭某某发生冲突，郭某某使用菜刀将郝某某左额部、左耳后枕部头皮、左颞顶部头皮、左手小指砍伤，王某某在二人撕扯时将郭某某手中菜刀抢下扔进路边草丛中，郭某某随即离开现场，从小区东门南北道路向北跑去。裁定书显示，郝某某与王某某在小区东门处有15秒短暂停顿并商量，王某某提出要送郝某某去医院治疗，郝某某却向郭某某离开方向快步追赶过去，王某某先向北同向走了近十步后返回停车的地方，驱车追赶过去。期间，郝某某与郭某某在小区13号楼东侧栅栏外的两棵树中间争吵，郝某某喊道“你都砍我三刀了，还砍不砍了。”一边喊，一边与郭某某撕扯。此后王某某驾车赶过来。郝某某遂用手击打郭某某，郭某某也上手还击，王某某上前连踹郭某某两脚致其倒下趴在地上，郝某某使用砖头击打郭某某头部四下。此时，张某某赶到现场制止，郝某某停止击打郭某某。后王某某驾车送郝某某就医，张某某则联系他人将郭某某送医。郭某某于2020年9月7日死亡，经鉴定，郭某某系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而郝某某则头面部外伤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另经鉴定，郝某某左侧颧弓骨折为钝器伤，砖块可以形成。案发后，郝某某对郭某某家属补偿383000元并获得谅解。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发生的过程明显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基本案情是，郭某某与郝某某在小区东门发生冲突，郝某某没有拿任何凶器或工具，而郭某某却拿了菜刀，并用菜刀砍击郝某某数下，造成郝某某身体轻伤，郝某某是冲突中的受害者。郭某某所持凶器在被王某某夺下扔进草丛，并且向北跑离现场以后，第一阶段的冲突已经结束。法院指出，此时，郝某某本可选择报警和就医，但与王某某进行短暂商量后，便去追赶郭某某，从而引发第二阶段的冲突和伤害。郝某某在距离小区东门案发地点八十米左右追上郭某某，并开始打骂郭某某，先是击打郭某某面部，郭某某用手还击，待王某某赶来踹倒郭某某后，郝某某再用砖头多次击打已经倒地的郭某某头部，直到证人张某某来到现场制止，郝某某才停止伤害郭某某。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的行为系出于报复伤害郭某某的故意，而不具有防卫郭某某伤害的性质。对于郝某某“离开涉事小区东门和郭某某同一方向前行，是去医院就医”；郭某某跑开是为了寻找工具企图再次伤害郝某某的事实；以及郭某某受伤后其亲属未给予好的治疗且延误治疗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等辩解和辩护意见，二审法院均未采纳。最终，二审法院认为，郝某某、王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故驳回郝某某、王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法院审理结果，郝某某的家属认为，目击证人的证词没法解释为何郝某某的面部出现了可以被砖头造成的钝器伤；且第二次冲突究竟是谁先动手实施伤害，两名被告人的辩解与证人证言存在冲突，“他（法院）说到第二阶段是郭某某已经跑了，对郝某某的伤害已经结束了，是郝某某追上郭某某，并开始打骂郭某某。说的是待王某某赶来踹倒郭某某后，郝某某用砖头多次击打已经倒地的郭某某头部。那郝某某那颧骨的伤是哪来的？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上写的钝器可以造成郝某某的颧骨骨折是吧？而且王某某也看见郭某某手里头拿砖头打郝某某。”对此，郝某某及王某某的辩护人均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将继续向上级法院提起申诉。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内容红星新闻记者 孙钊 罗梦婕编辑 张寻 责编 魏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