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华盛顿9月18日电 (记者 沙晗汀)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8日未能通过避免联邦政府“关门” 的临时预算案。

　　在当晚的投票中，202票赞成、220票反对，该临时预算案未能获得通过。其中，14名共和党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反对，3名民主党议员加入共和党阵营投票支持。

　　该临时预算案由共和党人提出，其中包括选民在今年大选投票时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

　　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则表示，要求选民在大选投票时提供身份证明“非常重要”，即使是很少的非美国公民投票也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我们要维持政府运转，也要阻止非美国公民在大选中投票。”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不能通过要求选民在投票时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共和党人就不要投票支持任何形式的政府预算案。

杨健豪（记者 陈均天）09月20日,本想租辆网约车赚钱还债，不曾想被网上找来的中介一顿操作，又多背了18万元的车贷。最近，来杭州打工的曾先生找到潮新闻“记者帮”，讲述了自己的烦恼。“你们说，我是不是被诈骗了？”应聘开网约车，公司推荐贷款18万元“租”车事情要从今年3月说起。那时，曾先生刚刚回到杭州。27岁的曾先生是江西宜春人，早些时候也在杭州打过几年工，后来结婚回了老家，开了一家小店。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却意外伤了头部住院，至今一直瘫痪在床。曾先生在医院照顾父亲大半年，老家的生意完全顾不上，不仅花完了家里的积蓄，又欠了一屁股债。思来想去，他决定回杭州寻找赚钱的机会。一次偶然，他看到某招聘网站上有一则招聘网约车司机的广告。根据广告，他联系上杭州越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胜公司”）客服小甲（化名）。小甲说，只要从公司租车成为网约车司机，每天可以领取580元的保底工资，还约他第二天去公司面聊。“一见面就让我填表格，登记姓名、身份证、手机，还让我配合他们查征信。”随后，小甲推荐了一种租车方式：通过公司向4S店零首付“租赁”一辆新车，租金以车贷的形式支付，每月3000多元，“当时对方跟我承诺，半年后如果不想开了，可以退还给公司，车子就和我没关系了。”急着挣钱，曾先生当场答应，还在销售的引导下签了一份“车辆融资租赁合同”，贷款18万元“租”车。曾先生贷款买来的吉利几何A（记者 杨云寒 摄）一周后，有工作人员带他去提车。提车点位于一处偏僻的停车场里，是一辆灰色的吉利几何A新车。又隔了十来天，新车办出了车证，曾先生才发现，这辆汽车居然挂在自己的名下，“我一开始就以为车子是公司临时挂在我名下的，是公司的财产，所以没多想。”没多久，他心中起疑。“不仅先前承诺的保底工资没有，连网约车平台还要自己去找。”成为网约车司机后，曾先生每天开车十三四个小时，刨去成本一天赚200多块钱，与预期相去甚远。“当时我想，没保底工资也算了，反正累半年，一到期就把车退回去，再找别的工作。”承诺的退回变成租赁，还要车主自己承担保险根据曾先生之前和小甲的约定，今年9月15日期限到了。前一天晚上，曾先生联系小甲退车，被告知公司已经放假，让他联系公司车管小乙（化名）。小乙让曾先生第二天去余杭一个小区找自己。就这样，第二天曾先生开车来到小区楼下，小乙带了一份合同下了楼。曾先生看了一眼合同傻眼了——这是一份租赁合同，让曾先生把车转租给越胜公司，在租赁期内公司每月替曾先生还贷，但车辆每年的保险和年审费用全部由曾先生承担，租期为1年。曾先生这才确定，这辆车就归属自己。他觉得，自己应聘网约车司机，却不明不白地被贷了款买了车。“不是说把车退了就和我没关系了吗？车租赁给公司，公司租给别的司机开，为什么还要我来买保险？万一公司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那不是最后还要由我来还月供？”曾先生要求对方把车子买断，但被拒绝了。于是，他当场报警。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小乙已回到楼上，还让曾先生在中秋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18日来公司再谈。曾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这辆车归属自己后，他也想过当二手车卖了，但这辆车，市场价也就11万多，开了半年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只能卖8万多，但当初拿车可是借了18万的贷款。公司称原客服离职，只是替车主代运营9月18日上午，接到曾先生求助后，记者陪他来到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半年前，曾先生也是在这里签署“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图为越胜公司位于拱墅区数创智能大厦8楼的办公点（记者 杨云寒 摄）赶到时却发现公司早已搬走，变成了一家物流公司。大厦前台工作人员回忆说，之前8楼确实有一家网约车租赁公司，“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前几个月刚刚搬走，先前也有其他的网约车司机上门找过，好像也是因为退车的事情。”随后，曾先生多次联系小甲和小乙。小甲声称自己还在放假，不愿提供公司新址，小乙则一直不接电话。记者通过企业公开信息查询发现，越胜公司成立于去年11月，今年7月30日变更过注册地址。根据新地址，终于在西湖区三墩镇墩祥街上找到了这家公司，还见到了曾先生口中的小乙。图为越胜公司新办公地（记者 杨云寒 摄）小乙表示，小甲早已离职数月，对于小甲和曾先生当初约定的内容并不知情。至于为何价值11万的车却要贷款18万？小乙解释，这11万只是裸车的价格，贷款时还要再算上保险、办车证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以及5年内的利息收益。记者又问“为何要把5年利息和收益也追加到贷款中？”小乙未能回答。对于曾先生提出买断车子的要求，小乙再次拒绝，理由是越胜公司要把车子租给其他司机，但如果是二手车则不能办理营运手续，“我们只是替车主代运营。”不过，他表示公司愿意为曾先生提供5年的租期。图为越胜公司内部（记者 杨云寒 摄）对此，曾先生仍不满意。“签了租赁合同，这车还是在我名下，如果出了事故我要不要担责？而且每年5000多元的保费还得我缴，4年就是2万多，这不等于我这半年白干了？”在陪同曾先生寻找越胜公司途中，记者还陪他去拱墅区祥符派出所报了警。接警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此为合同纠纷，警方无法立案。“记者帮”帮帮团智库专家、上海博和汉商（杭州）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邵斌律师告诉记者，此类网约车租赁纠纷这几年确实比较多，租车公司存在不诚信的“擦边”行为，但取证较难不利于网约车司机维权。“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不要轻信高薪的口头承诺，签约前要仔细阅读合同内容，谨慎签字。”同时，邵斌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管。潮新闻“记者帮”也将持续关注。（来源：潮新闻）

杨健豪（记者 陈玉如）09月20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原标题：2024年9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