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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沈外近日，江苏宜兴官方发布了一则关于15名干部的任前公示，其中有6人被标注“曾用名”，引发关注。9月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标注干部的“曾用名”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9月17日，“宜兴先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15名干部中被标注“曾用名”的6人，多拟任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或拟推荐提名为镇长人选。公示时间为2024年9月17日至2024年9月24日。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公众号自2022年12月24日至2024年9月16日发布的另外8则干部任前公示中，超过10人被标注“曾用名”，其中1人有两个“曾用名”。对此，有网友称，干部任前公示频繁出现“曾用名”，这一情况背后是否存在问题，令人疑惑。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称，根据宜兴干部任前公示相关规定，如果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曾经用过其他名字或改过名字，会在任前公示里标注“曾用名”。这么标注，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该工作人员说，当地提拔任用干部前，会对干部的“三龄两历一身份”等信息进行全面严格的调查、审核，其中就包括小名、改名情况，在信息审核时发现干部有“曾用名”，也会向其本人核实。之所以部分干部有“曾用名”，大多数是该干部曾经有小名，与后来户籍上的正式大名不一样。考核干部时，组织部门会进行标注，“不存在例如受过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干部被违规使用或再使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及其他情况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就干部“曾用名”而言，上级部门并未要求必须标注在公示信息中，其他地方或其他单位有省略这个信息的情况。延伸阅读：高校拟聘教师公示“处长之子”，有何用意？1月份，一则高校教师招聘公示引发关注。据多家媒体报道，1月18日到1月24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就8名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予以公示。公示信息显示，其中有3名人员的备注信息中加入了其亲属师生关系：张某某，男，博士研究生，拟聘为教师（事业编），他的父亲是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姬某某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邢某某的博士生导师为水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公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网站截图据顶端新闻报道，1月26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学校有相关规定，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才会主动公开这些信息。”但后续是否也会公示类似信息，该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据媒体此前报道，因为公示期满，上述公示已从该学院官网撤下。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事处早前发布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4年度教师等岗位招聘启事》，2024年度招聘人员包括教师、实验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应聘人员须选择岗位进行申请，每人只能申请1个岗位，须如实填报个人信息以及与本校教职工的近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如与本校教职工未有近亲属关系或师生关系须填“无”。对此，不少网友表示，只要是按规定招聘公开关系，接受监督没有什么不妥。图为网友发表评论近年来，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信息公开工作持续推进。在招聘公示中亮明应聘人员与领导干部的亲属关系，中国地质大学并非第一例。2023年2月，一家国有企业发布一则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一名拟聘人员因系“领导之女”而引发舆论关注。公示显示，该集团国际公司一拟聘人员为集团党群部主任之女。随后，该企业在该拟聘人员公示信息备注栏中补充了如下内容，“根据集团《新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规定：拟聘人员为集团领导、总师、副总工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配偶、子女，应将相关信息一并公示，故此说明。”一名人员被备注为集团某领导之女，图为国企发布的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显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其他亲属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据中国新闻网，对于事业编招聘公示亲属师生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向记者表示，备注亲属师生关系，说明高校更加注重近亲属回避、利益回避和公平招聘，避免亲属师生关系干扰影响选人用人。“高校比较容易发生‘近亲繁殖’现象，采取此类公示方式，有利于防止‘近亲繁殖’，推动风清气正的聘用制度。”马亮指出。一些舆论认为，招聘只要程序合法合规即可，还有舆论认为事业编招聘应回避亲属关系。对此，马亮表示，事业单位招聘原则上应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但是高校的规模较大，也有不同院系机构，“一刀切”回避可能难以实施。他认为，高校规定二级单位（院系、职能部门）招聘时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可能更加合理。

据科达制造（600499）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边程的通知，其与关琪经友好协商，已通过协议方式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就财产分割事宜作出相关安排。图为科达制造董事长边程 图源公司官网在财产分割前，边程持有科达制造股票9869.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6%，系公司第四大股东。分割后，边程、关琪分别持有科达制造股票4934.98万股，持股比例均为2.573%。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边程系科达制造董事长，其曾在胡润百富榜上有一席之地。边程与关琪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校友，两人此番分割的上市公司股票最新市值约7亿元。图为科达制造股价身价曾超27亿元‍‍‍边程出生于1964年（今年60岁），于1981年从沈阳考上北航发动机系读本科。边程在大学时就很热衷于管理，曾做过系学生会副主席，并立志要做一个企业家。1985年至1987年，边程攻读了北航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边程的职业经历十分传奇。他是佛山最早一批下海的官员，曾登上“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榜”，被称为“科达最成功的人”。边程曾对外透露，他在毕业后下决心追随同为北航同学的女朋友去了河南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边程举家南下到了佛山。起初，他在相关政府部门工作。1998年，他与科达制造创始人卢勤相遇，并在此后辞职，到了这家公司担任副总。北航广东校友会微信号发布的文章称，边程加入科达制造后充分发挥个人对宏观经济的精准与前瞻性判断能力，超强的资本运作与行业整合能力，合理把握和运用企业优势，帮助公司于2002年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在科达制造上市前，边程已经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据科达制造2023年年报，目前边程拥有佛山市企业联合会会长、佛山市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诸多头衔。2023年，他从科达制造领取的税前报酬为380万元。 2021年度，边程曾以27亿元的财富值登上胡润百富榜。关琪系边程的同学，她也是在1981年考入的北航飞机发动机专业。2012年10月，边程、关琪曾以个人名义捐赠北航“校友励学金”100万元。同时，两人为支持学校能源环保项目捐助100万元。去年2月，两人还捐赠设立了"边程关琪校友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发展基金"。承诺12个月内不减持目前来看，离婚的财产分割，暂时未影响到边程的科达制造第四大股东之位。公告显示，为保障公司的稳定经营，关琪自愿将其因财产分割获得的全部股份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边程。上述表决权委托将于《表决权委托协议》完成签署且双方完成公司股票的非交易过户之日起生效。“基于上述安排，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关琪构成边程的一致行动人，边程可支配的表决权对应的公司股份数量不会发生变动。”科达制造表示。根据安排，在上述股票分割后，边程、关琪将持续共同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中关于大股东、董监高信息披露、减持额度、减持限制等的规定。即边程及关琪将合并计算判断大股东身份，共同遵守相关减持比例限制。另外，两人均作出《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自上述股份办理完毕非交易过户手续之日起的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科达制造股票。科达制造认为，关琪未在公司及子公司任职，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A股频现“天价”离婚案 ‍ ‍今年A股频现离婚案件 网络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A股频现离婚案件。长春高新1月中旬披露，公司股东金磊与王思勉已通过协议方式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金磊拟将其持有的公司3001.41万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份的7.42%，分割至王思勉名下。以公告当天收盘价计算，上述分割的股份市值高达40.04亿元。可靠股份2月末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利伟和鲍佳已办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并就股份分割等事宜做出相关安排。离婚后金利伟、鲍佳基本均分了原本全部挂在金利伟名下的公司股票以及双方共同持有的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铭利达4月初宣布，其实际控制人陶诚和卢萍芳经友好协商，已解除婚姻关系，并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作出相关安排。陶诚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1087.49万股股票分割过户给卢萍芳，并拟将持有的深达磊投资41.44%的股权分割过户给卢萍芳，深达磊投资41.44%的股权间接对应铭利达6336.48万股股票。以铭利达公告当日收盘价估算，上述股票价值近18亿元。7月12日晚，上海沪工披露，公司股东舒宏瑞与股东缪莉萍已于近日达成离婚诉讼调解。舒宏瑞应于7月30日之前将其持有的公司3970.75万股股票过户至缪莉萍名下。按7月12日上海沪工收盘价计算，上述股份市值超5亿元。责编：陈丽湘校对： 祝甜婷

极目新闻记者 沈外近日，江苏宜兴官方发布了一则关于15名干部的任前公示，其中有6人被标注“曾用名”，引发关注。9月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标注干部的“曾用名”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9月17日，“宜兴先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15名干部中被标注“曾用名”的6人，多拟任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或拟推荐提名为镇长人选。公示时间为2024年9月17日至2024年9月24日。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公众号自2022年12月24日至2024年9月16日发布的另外8则干部任前公示中，超过10人被标注“曾用名”，其中1人有两个“曾用名”。对此，有网友称，干部任前公示频繁出现“曾用名”，这一情况背后是否存在问题，令人疑惑。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称，根据宜兴干部任前公示相关规定，如果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曾经用过其他名字或改过名字，会在任前公示里标注“曾用名”。这么标注，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该工作人员说，当地提拔任用干部前，会对干部的“三龄两历一身份”等信息进行全面严格的调查、审核，其中就包括小名、改名情况，在信息审核时发现干部有“曾用名”，也会向其本人核实。之所以部分干部有“曾用名”，大多数是该干部曾经有小名，与后来户籍上的正式大名不一样。考核干部时，组织部门会进行标注，“不存在例如受过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干部被违规使用或再使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及其他情况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就干部“曾用名”而言，上级部门并未要求必须标注在公示信息中，其他地方或其他单位有省略这个信息的情况。延伸阅读：高校拟聘教师公示“处长之子”，有何用意？1月份，一则高校教师招聘公示引发关注。据多家媒体报道，1月18日到1月24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就8名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予以公示。公示信息显示，其中有3名人员的备注信息中加入了其亲属师生关系：张某某，男，博士研究生，拟聘为教师（事业编），他的父亲是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姬某某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邢某某的博士生导师为水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公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网站截图据顶端新闻报道，1月26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学校有相关规定，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才会主动公开这些信息。”但后续是否也会公示类似信息，该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据媒体此前报道，因为公示期满，上述公示已从该学院官网撤下。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事处早前发布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4年度教师等岗位招聘启事》，2024年度招聘人员包括教师、实验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应聘人员须选择岗位进行申请，每人只能申请1个岗位，须如实填报个人信息以及与本校教职工的近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如与本校教职工未有近亲属关系或师生关系须填“无”。对此，不少网友表示，只要是按规定招聘公开关系，接受监督没有什么不妥。图为网友发表评论近年来，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信息公开工作持续推进。在招聘公示中亮明应聘人员与领导干部的亲属关系，中国地质大学并非第一例。2023年2月，一家国有企业发布一则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一名拟聘人员因系“领导之女”而引发舆论关注。公示显示，该集团国际公司一拟聘人员为集团党群部主任之女。随后，该企业在该拟聘人员公示信息备注栏中补充了如下内容，“根据集团《新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规定：拟聘人员为集团领导、总师、副总工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配偶、子女，应将相关信息一并公示，故此说明。”一名人员被备注为集团某领导之女，图为国企发布的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显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其他亲属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据中国新闻网，对于事业编招聘公示亲属师生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向记者表示，备注亲属师生关系，说明高校更加注重近亲属回避、利益回避和公平招聘，避免亲属师生关系干扰影响选人用人。“高校比较容易发生‘近亲繁殖’现象，采取此类公示方式，有利于防止‘近亲繁殖’，推动风清气正的聘用制度。”马亮指出。一些舆论认为，招聘只要程序合法合规即可，还有舆论认为事业编招聘应回避亲属关系。对此，马亮表示，事业单位招聘原则上应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但是高校的规模较大，也有不同院系机构，“一刀切”回避可能难以实施。他认为，高校规定二级单位（院系、职能部门）招聘时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可能更加合理。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9月18日，王红珍（化名）收到了山东滨州中院的举证通知书。因不服女儿李璐（化名）被判敲诈勒索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的判决结果，她此前向滨州中院提起申诉。王红珍申诉已获受理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李璐将其录制的滨州阳信县信访局原局长刘某某的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李璐刑事责任。涉案视频截图此外，法院还认定，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犯侵犯个人信息罪。两罪并罚，决定对李璐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二审期间，李璐始终不认罪，律师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王红珍申诉称，李璐认为受到刘某某言语侮辱，提出赔偿请求具有正当性，其没有以威胁或要挟方式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目前其申诉已获滨州中院受理。被控敲诈等罪获刑生于1987年的李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2018年底，李璐回到老家滨州阳信县。2019年年初，李璐开始向相关部门举报其初中班主任史某某，并在网络平台发帖，称她在初中时遭史某某侵害，在大学就读期间，史某某还通过聊天工具向其发送淫秽图片和视频。针对李璐的举报，阳信县相关部门2022年7月回复称，因李璐所称被侵害一事仅有本人指控，无其他证据证实，不符合立案条件。阳信县纪委监委在受理举报后，根据李璐所提供2006年—2009年间的证据材料及其他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给予史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二年），以及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决定。李璐（化名）控告史某某强奸一案未被立案史某某被处分后，李璐多次找到史某某，二人发生多次冲突，其间李璐遭推搡或殴打，公安机关对史某某先后作出三次行政处罚决定。李璐对其中惠民县公安局何坊派出所和阳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的处罚决定书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6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两份终审判决，以处罚“明显畸轻”等理由将上述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并责令惠民县公安局和阳信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李璐的报警依法作出处理。李璐的母亲王红珍称，此后李璐就阳信县公安局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开始上访。李璐敲诈勒索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审判决书显示，2022年7月29日，李璐前往阳信县信访局上访，与时任信访局长刘某某发生争执，李璐将事发过程进行了录像，称遭刘某某辱骂并将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当年7月31日，刘某某被阳信县政府免职。同日，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李璐将视频隐藏。8月26日，李璐提交行政赔偿申请要求刘某某和县政府、县信访局共同赔偿她30万元。8月27日，李璐再次将视频发布，公安人员再次找其删视频，并让她和刘某某见面解决赔偿事宜。8月28日，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李璐与刘某某见面协商。法院调取的手机录音、监控录音证实，李璐要求刘某某与县政府、信访局共同承担30万元，建议刘某某个人承担10万元，并表示对总金额不会让步，如果刘某某少承担，剩余的必须由县里承担。刘某某当面道歉，并同意赔偿10万元，并当场转账2万元。之后，刘某某于2022年9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9月23日，李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侵犯个人公民信息罪被捕。2023年8月25日，阳信县法院一审判决李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一审（上）、二审（下）判决结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家属申诉已获受理李璐不服并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先后延长审理期限四次。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滨州市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经山东高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经最高法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滨州中院二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与一审一致。滨州中院评判认为，本案中李璐将其录制的刘某某不当言语视频通过网络反复实施发布、隐藏等行为，不断地向刘某某施加压力，并提出总额30万元的赔偿数额，其行为的实质系假借维权之名，行牟取经济利益之实；被害人刘某某迫于李璐的持续网络曝光行为将会给其生活和职业生涯继续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压力，曾多次试图找人说和希望李璐不要继续纠缠，但李璐始终坚持索赔30万元且刘某某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要求，最终刘某某被迫答应李璐的要求并先行支付2万元。滨州中院认为，李璐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了利用网络民事维权的范围，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应受刑罚处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本案中李璐所安装的定位仪器，能够在立体空间上显示涉案车辆所在的任何位置，从而识别出车辆驾乘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与外界联系等活动的行踪信息，李璐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他人驾乘车辆上安装定位仪器并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查获在案证据显示其非法获取的轨迹信息即达71条，已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该71条轨迹信息无论系史某某个人驾驶、还是其家人驾驶车辆，均属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4年8月29日，滨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对李璐罪名及刑期的判罚。在一审二审期间，李璐未认罪，其律师也为其进行了无罪辩护。二审判决后，李璐的母亲王红珍提起申诉，认为李璐提出索赔的请求具有正当性，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另鉴于李璐与史某某的特殊关系，其安装定位器的目的及获取史某某相应的个人信息后的举动，李璐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用于非法目的的犯罪故意。目前，滨州中院已对王红珍的申诉予以受理，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当天，王红珍收到了滨州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原标题：又大开杀戒了）